夏天，正是太平洋上风暴多发季节，没有风暴时海面却风平浪静，突然，远处传来了轰轰的声音，像是大炮发射时的声响。

　　随着距离的逐渐拉近，轰轰的声音也清晰的传来过来。这时就可以看出一支有二十多艘战舰组成的强大舰队，正是曾经被称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十的北洋海军。在此时朝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北洋海军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钦派大臣会同校阅海军一次。1891年(光绪十七年)，北洋舰队成军后三年，海军衙门于8月下旬，奏派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进行首次会校。5月23日，李鸿章率水陆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由大沽乘船出发，先后到达旅顺、烟台、大连、威海卫、胶州等地，除校阅北洋舰队袭营阵法、施放鱼雷、演习打靶外，还视察了各炮台、船坞、鱼雷、水雷学堂以及各口陆军情况。校阅完毕回到天津后，李鸿章与张嚯会衔上奏校阅情形。他们说，北洋舰队已经能够“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之大炮、弹药等“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

　　1894年(光绪二十年)3月24日，海军衙门再次奏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和邦办定安第二次会校海军。会校前,制定了《北洋海军大阅章程》,对“大帅亲临阅操行船阵各事宜以及仪节仿照前届成例汇为定章”。分为迎接、执事、阅操陆师等章程。此外，还单独制定了《大连湾海防大阅章程》、《烟台海防大阅章程》。5月7日，李鸿章率同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前任津海关道刘汝翼、旅顺水陆营务处直隶候补道龚照玙以及山东海防营务处李正荣、天津军械总局张士珩、大沽船坞顾元爵等大批

　　随员，乘海晏轮自天津启程，历经大沽、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州、烟台等地校阅视察。

　　从大沽出发时，参加会操的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所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威远、康济、敏捷先期抵旅顺口等候)等船外，还有记名总兵余雄飞所率广东舰队之广甲、广乙、广丙三船。记名提督袁九皋、总兵徐传隆分带南洋舰队之南瑞、南琛、镜清、保民、开济、寰泰六兵船。船队沿途操演阵法。5月17日夜，李鸿章等观看了六只鱼雷艇试演袭营阵法，“黑暗中驶入重地，各兵舰疾开枪炮拒敌”，“攻守多方，备极奇奥”。18日上午，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等七舰与广乙、广丙两船在大连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下午各船到三山岛打靶。在行驶中射击骛远之靶，成绩良好。其中经远共发十六炮，命中十五炮。21日，在威海卫由北洋舰队进行登陆演习枪炮阵法，皆“灵变纯熟，快利无前”随后，各船水兵打靶，并由威远、敏捷、广甲三船操演风帆，“均甚灵速”。夜间合操，各舰万炮齐发，“起止如一”。21、22两日，专门在威海卫刘公岛、日岛观看试放地阱大炮轰击靶牌。各炮射击，“灵准非常”。并视察了旅顺、大连、威海卫刘公岛、山海关所设之鱼雷、驾驶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枪炮学堂、水师学堂等。“发策考问，条对详明，面试技艺，并臻精密，足备水陆将弁之选”。

　　李鸿章等在校阅海军操阵、演雷、打靶及考核各学堂外，对海口炮台、沿海陆路各防营、船坞、厂库等，也进行了校阅和视察。这次大阅自5月7日开始至25日结束，历时近二十天。29日，李鸿章等向清政府奏报校阅情形。在奏报中，李鸿章文过饰非，装璜门面。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当然要自我夸耀一番，把

　　北洋舰队描写得完美无瑕，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北洋舰队自1888年(光绪十四年)成军以来，未添新船。船舰炮械，均已陈旧。尤其缺乏快船及速射炮。负责供应北洋舰队炮械弹药的天津军械总局，又被腐化官僚张士珩所把持，北洋舰队炮弹奇缺。同当时拥有快速巡洋舰和多数速射炮的日本海军比较，是相形见绌的。

　　其实，早在这次海阅未完成之前，袁世凯就曾向李鸿章报告说朝鲜东学党起义已经十分严重，是否需派兵参与进去。但当时正是李鸿章在海上检阅舰队海上打靶训练之时，并未重视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举动。

　　6月1日，农民起义军攻克南方重镇全罗道首府全州，进逼汉城，京师震动。朝鲜封建统治者惊恐万状，急忙派洪启薰为招讨使，统兵八百，借驻泊仁川之中国平远舰，率朝鲜之苍龙、汉阳两舰，在长山浦登岸，赴全州清剿。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派遣徐邦杰随往照料。洪启熏率军多次进攻全州，都被农民军打败。朝鲜政府看到自己无力镇压起义军，便决定乞求清政府派兵助剿。6月3日，朝鲜政府由兵曹判书闵泳骏将乞援书交予袁世凯，请求袁世凯“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袁世凯收到乞援书后，思虑再三还是再次电禀李鸿章。

　　这时，日本政府为了混水摸鱼，便命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濬刺探清政府的态度。杉村派译员会见袁世凯，劝诱中国出兵到朝鲜“代为戡(乱)”。并假惺惺地表白说：“我政府必无他意”。接着，杉村再次自会见袁世凯，敦促清政府出兵。3日，袁世凯又致电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李鸿章听信袁世凯对日本“必无他意”的谎言信以为真，即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保护侨商。并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部二千余人东渡。6月6日，东渡清军乘坐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东学道起义军在清军到达前，—方面由于受了朝鲜统治阶级“媾和”的欺骗，同时，慑于清军的压力，向朝鲜政府提出十二条要求后，于6月12日撒出全州。

　　清政府在派出海陆军赴朝的同时，电告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令其根据1885年(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知会日本外务省。汪凤藻根据李鸿章的电令，于6月6日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说明清政府按“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往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政府见中国出兵朝鲜已入圈套，认为时机到来，决定乘机寻衅，与中国一战，以便实现其梦寐以求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

　　早在清政府决定派兵赴朝前，日本就于6月1日，以所谓“陆军大演习”为名，将邮船公司的轮船紧急集合起来，准备运兵赴朝。6月2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得到明治天皇的裁可。参谋总长提议先派约七千人的一个混战旅团迅速赴朝。6月5日，正式成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战时最高指挥部——大本营。当天，以保护驻日公使大鸟圭介回任为名，派先遣部队赴朝。在清军抵达牙山的同一天，于仁川登陆。接着，将七千人的混成旅团派赴朝鲜。至16日全都在朝鲜登陆完毕。

　　日本政府在派兵赴朝的同时，积极进行外交讹诈活动。6月7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复照清政府说，日本政府从不“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同时，急电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我国认为有派兵之必要，帝国政府拟派兵若干，前往朝鲜”。日本政府的两个照会，一个目的，无非为其侵略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小村寿太郎照会之次日，复照日本，对日本的所谓理由进行有理、有据地驳斥。复照指出：

　　我国应朝鲜之请，派援兵戡定内乱，乃从来保护属邦之旧例。内乱平定之后，即行撤兵。目下仁川、釜山各港情形，虽属平静，然该两地为通商口岸，故暂留军舰，以资保护。若贵国派兵，系专为保护使馆领事馆及商民，自无派多数军队之必要。贵国派兵，即非出于朝鲜请求，望勿进入朝鲜内地，以免惹起惊疑。又倘与我国兵士相遇，以言语不通之故，或竟发生事故，不无可虑。”

　　对于清政府的复照，日本政府不但置若罔闻，反而提出更加蛮横无理的要求。6月12日，小村寿太郎转达日本政府照会说：“此次我国派兵朝鲜，系根据日韩济物浦条约之权利；而出兵手续系根据天津条约，帝国派遣军队多寡，由帝国政府自行裁决，其进退行止，毫无受他人掣肘之理。”

　　这时，朝鲜政府也致函日本，要求停止进犯朝鲜，日本依然置之不理。随之请求各国驻朝公使支持，也毫无效果。当朝鲜外署诘问日本派遣大兵赴朝原因时，大鸟圭介公使蛮横无理地答复说：“韩匪不能自除，请华代戡”，自无力保护日人，“故率兵自卫”。当时东学道起义军已遭到镇压而失败，汉城、仁川等地已经平稳无事，日本所谓护侨自卫，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叶志超所部中国驻朝部队已准备从牙山定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各国舆论也纷纷责难日本无端出兵。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决心在挑衅道路上走下去，继续向朝鲜增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特地下令大鸟圭介，“即使外交上有多少纷议，亦必使大岛少将所率之本队悉列阵汉城。”同时，日本内阁在临时会议上还通过一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日军也不能撤退”的决议。这表明日本政府已决心不顾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和外交舆论的压力，一意孤行，挑起战争。但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和舆论的谴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根据陆奥宗光的建议，在内阁会议上抛出了一个所谓中日两国派出常设委员会共同监督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的提案。16日晚，陆奥宗光召中国驻日公使汪风藻到外务省，提出日本与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17日又向清政府提出由中日两国派出常设委员若干名，调查朝鲜财政，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之警备兵，保持国内安宁等项为内容的照会。清政府经过磋商，于21日复照日本政府，指出朝鲜之改革“止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尽管中国的照会合情合理，义正辞严，然而，一纸公文并不能阻止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陆奥宗光接到照会，气急败坏，于22日，十分强硬地再次照会汪凤藻，进行诡辩。并威胁说：“假如贵国政府所见相违，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命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