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到地方挂过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又没了（夏言），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他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1535）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参考消息

　　一捧雪

　　申时行的家世，也有说徐氏是其舅家，将他过继去的。申时行特别喜爱戏曲，他选择家乐（时人自己掏钱或买或聘的乐班）的眼光也相当到位。他的家乐被成为“申班”，是申时行致仕后回家买聘的昆曲班子，也是当时最富名望的苏州班子。盛名之下无虚士，当时的名角周铁墩、沈娘娘都是申班出身。戏曲大家李玄玉（又称元玉）就是出自申家，家传擅清平调，经考与申时行家世有关的《一捧雪》就是出自李元玉的笔墨。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他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作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儿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1573），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书，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20世纪30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马，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平地而起。

　　参考消息

　　张居正三子

　　张敬修死后，老二张嗣修被发配。几年之后，故交汤显祖在雷阳与张嗣修相遇，用汤显祖自己的话来讲，当时二人偶遇，相对无言，唯有苦笑。老三懋修的结局也并不太好，不过由于家中尚有老母在堂，在申时行的帮衬下，朝廷批准他回乡服侍尽孝。

　　新一代骂架铁三角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人。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值、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老一代骂架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

　　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甘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蒙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

　　参考消息

　　徐学谟致仕

　　徐学谟与申时行的亲戚关系可能源自徐氏一门乃是申时行舅家这一民间说法。徐学谟此人敢作敢为，当年仇鸾得志的时候，趁着奉旨筑堡的机会大吃空额。徐学谟被委派监督管理，尽去其弊，仇鸾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再说这次弹劾虽然铁三角失败了，但徐学谟屡次劝皇帝减少陵寝开支的奏疏激怒了一大批利益既得官员，在言官门的配合下，徐学谟最终致仕返乡。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万历想，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