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

　　严援朝：现为新浪网总工程师

　　1951年生于哈尔滨

　　l968年插队内蒙古呼伦贝尔

　　19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

　　1980年进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工作，从事计算机研究

　　1986年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昆仑电子印刷设备公司副总工程师

　　199年参与创建四通利方，1998年出任新浪网总工程师

　　人物自白：

　　自我放退

　　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非常多，7个人中我排行老五，在家里颇不受重视。父亲是干部，做事小心翼翼，但在文革运动中也未能幸免，文革爆发后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监狱里，我们家也成了“现行**革命家庭”。当时一想到家里那么多口人，我想自己热爱这个家庭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给这个家庭增加一个负担，多一个人吃饭多一张口，我到哪儿去都能减少家庭一张口，在我的同龄人里，这样的想法还是有些早熟，加上本来在家中我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我就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要求离家去兵团插队。因为那时候兵团的待遇相对好一点，有统一的着装，还能发一点工资，但是兵团说像我这样的出身他们也不敢收，最后我只能去了偏远的内蒙古呼伦贝尔。

　　我插队去的村子一点都不浪漫，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山窝里，西边是大兴安岭，东边是山。当时我17岁，来这里是抱着可能再也不能回去的打算。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家里已经顾不上我了，但我自己觉得只是一点小痛苦，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只是意味着给家里又多添了一口人，况且在家里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下面有小的，上面有大的，哪个都比我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该来到这个社会，对父母来说，如果一个孩子能给他争气，在某些方面表现优秀，会引起父母的骄傲，可是我功课不好，又邋遢，要什么没什么，天生还长着一个大脑袋，软骨病，来到世界上实在是一个错误。

　　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文革也倒给了另外一种机会，那时谁也管不着谁，可以到处跑，到处玩。家里出现这么大的变故，整个家庭一下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我就被潮流卷到了中国最偏远的角落。

　　恶梦

　　就在那样一个很荒凉的农村，我当起了农民，生活基本上也是与世隔绝。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所在的村庄却是一个汉族村庄，村里居住的汉人基本上都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抛弃的人，里面有日伪时期结束时被苏联红军驱逐的，也有解放后搞三反土改反右四清赶跑的地富反坏右，像我这样的则是文革后被社会抛弃的，当时听村里的老人说，村里没当过土匪的人都很少。

　　在那里我一待就是4年。第一年生活还算有些新鲜，而且劳动居然还有一点点收入，到年底生产队分给我10块人民币，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非常兴奋，觉得自己挣了很多钱，就打理一下回家去看望母亲。等我回来后重新开始单调的农村生活时，也开始为自己的出路发愁，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而当时农村的形势也越来越差。

　　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晚上做恶梦时还会梦见当时的情形，总担心哪一天自己还会重新回到那种毫无指望的状态里。有过这样的生**验，后来每逢遇到挫折时，我总想没什么大不了，情况再坏也不过是再回到最底层的生活中去，还能把我怎么样。后来到IWZ年时，**事件后，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被保外就医。父亲的一些战友也伸出手来帮助我们这些孩子，把我从农村转到河南的一个工厂里面去当徒工。

　　挣扎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一。二岁，做徒工，推上船锤子什么活儿都做，我开始考虑自己将来怎么办。插队时我才读初二，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把高中的课本都看了一遍，大量的时间都在读书，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失望，能有机会来到城市，我的求知欲变得极其强烈。我当徒工的城市其实是一个小得几乎不能称其为城市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我至少还能拿到工资，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别人在玩的时候，我自己拼命看书，做习题，IT年第一次大学恢复招生，我要求报名参加，厂里领导批准我去考试，当时我很想报考上海的一所学院，但按照当时的政策，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绝不允许到上海这样一个文化革命的最前线去上学，厂里领导说，我可以考武汉华中工学院或者武汉水电学院。考完试第三天，“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就发生了，我想这下可完了。

　　好在我的考分非常好，大概是前几名吧，华中工学院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到他们学校去，我就答应了，反正有学上就行。一进学校，才发现全班0多个人几乎全是团员或党员，男同学里就我一个落伍分子，只有两个女生跟我一样，也是出身不好。我又一次被贴上了标签而受到另类对待，因为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不能从事计算机这样的专业。入学第二年，学校里又发生了一场叫做“走后门退人”的运动。我是因为父亲才被转到城市，也被算作走后门之列，我当时心里想，你们要退就退吧，大不了我又回到那个村里。三年的校园生活回首起来真是酸苦酸苦的。

　　回城

　　这样的恶梦几乎缠绕我一生。那时通过一两年的努力，我看了不少书，有了很多的知识，对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心想就算让我重新回到农村也无所谓。后来总算毕业了，我功课很好，学校说我可以考虑留校，但我只希望早点离开，因为在这里遭受到的强烈压抑，对我来说无疑是又一场恶梦。从1976年离开到现在，盼多年中我一次都没有回去过。我真不愿意重新感受那过去的日子。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重新回到原先工作过的工厂做技术员，一做就是年，因为毕竟是大学毕业生，我开始做一些技术工作。后来我和远在北京的女朋友谈恋爱，她家里也非常坎坷，文革中遭遇比我要更可怕，我们想调回北京成立家庭，因为那是我们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l979年我通过对调终于又回到北京，前提是对调之后，我从技术员被降为了工人，在一家工厂当焊接工。回北京后我的周围全都是女工，当时国家开始提出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女工都已结婚生子，上班全是聊怎样变着法子再生一个孩子，我每天真是烦透了。……虽然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又和爱人团聚，但是一想到自己还是没有出路，不知道何时才能改变这一切。

　　个月学会外界初

　　当时我的大哥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知道我这一情况后，把我介绍到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他的同学在那里当课题组长。同学说，所里搞微型计算机的研究组正缺人呢，你弟弟会吗？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就满口答应什么都会。面试时他们问我会什么，我说我会计算机，尽管我在此之前连计算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多挣点钱，厂里一个月给我发6块钱，生活非常窘迫，加上结了婚马上就要生孩子，雇一个保姆每个月就要对块钱。日子真难。研究室主任给了我本书让我先看看再说。

　　人都活到这个份上，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那还不拼命。三个月里，这三本书的每一页都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三个月后，室主任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对方感到惊讶，就问，怎么个好法？我说，现在你让我做什么都没问题。他就马上拿了一台进口的单板机，说这台机器功能太弱，你改装一下。我花了半个月，把机器改装好，测试证明，改装后机器功能已经变得非常强，这台计算机也成了最抢手的奇货，被很多科研人员拿去用。后来有一天室主任说：小严，你当时胆子可真大，我们全所就这一台，可能全国也就是这么一台像样的机器，改不好你就惨了。

　　我心想，我做过焊工，也当过调试工，当然敢干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进所里，想表现一下自己。就这样，很快地我就被安排到研究组，而我所谓计算机出身，也就是这样从最基础、最原始的常识开始，在没人教导的情况下，全靠自己领悟。我的生活也就由此出现了转机。至今有人说我是工人出身，在知识分子堆里混不容易。这话也对。我这个农民加工人很快就作出了让知识分子也目瞪口呆的成就，现在想起来也挺开心的。

　　机会

　　到198年，我第一次做纯软件，觉得软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合适。它的思维方式、判断方式和逻辑方法，与我个人对待事物的方法非常相似。198年我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工资每个月55块钱，前景依旧黯淡，生活也没有大的改善，正在发愁的的时候，来了一个机会。

　　当时全国开计算机工作会议在酒仙桥召开，会上确认将IT作为国内研制计算机的主要发展方向，会议提出应该开发中文系统，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出面接受这个工作。正好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同事参加这个会议，回来跟我聊天时说起这件事，问我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灵机一动，只是觉得这对我个人是个机会，就答应下来。

　　主持这项工作的恰巧就是当初介绍我进研究所的人，此时他已经是国家计算机局的副总工程师，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不错，软件、硬件都涉猎过，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能做，也没有别的条件，就是得让我去挑头。因为我当时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当头可能是出路，工资、职称都能往上升一点。就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落到我头上，月份落实，月底做方案汇报，4月份把计算机要到手里，加上分给我的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就开始玩命干，那个时候年轻身体好，觉得玩命干也没有什么问题，、4个月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给做了出来。其实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头，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大起大落

　　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转折，然后就是频繁地出国，继续研究更大规模的汉字系统。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主持研制的“长城050CH”面世，一时间，我在计算机界的声誉鹊起，而就在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年底时，领导认为，单位已经有了若干个海外回来的硕士、博士，而我只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开始不允许我去做设计工作，我不得不从第一线退下来。

　　这件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在那样一种体制下，如果你做第一，不能做得太辉煌，因为你做得太辉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那时，我每一次从海外回来，早就有许多人在等你讲最新的思想、技术和发展规划，所有的领导都在问你项目应该怎样进行下去，而我们当时设计的机器确实挺先进的。我真的是做到了顶峰，人人都称赞。我不认为有什么不能做的。

　　不让我做系统，那我就写软件好了。在计算机界，当时一些人都是从写软件转为系统设计，而我却是从搞系统设计转为搞软件，想起来真是好笑。到后来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离开了这个单位。接着我就跟朋友一起做公司，做系统设计，也做排版软件。年之后，公司买了大楼，光汽车就有0多辆汽车，公司初始投资只有An万，但到后来帐面上的资金已经有上千万。这时问题又出现了。领导开始派了一个人来管我们，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后来携带公款出走，我却成了替罪羊。这四比在长城还惨，在长城时不过是不让做，还没到撤职查办，这回，从党支部副书记、董事、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我那么多职务，一张纸下来全部撤干净。这十年里，我一会儿是时代的宠儿，一会儿又被狠狠摔在地下。

　　忘年之交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技术出身，办公司对我实在是太难了，就在这时候我碰到了王志东。在此之前，1990年我主持一个全国性的WndoW技术讨论会时，会上第一次遇到王志东，他还只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生，拿着他的作品BDWn来参加会议。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也羡慕他这么年轻，又有很好的机会，想到自己那么晚才进入计算机领域，而且10多年来遭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心想这个小伙子千万要给他捧一捧，千万别让他找一个老头来压着，就在那个会上狠狠捧了他一下，让他发言，给他长时间的讨论，一直在推他。

　　到1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碰到他，恰巧这时四通找到我，希望我做公司的高级顾问，后来又劝说我当它们的总工程师，恰巧公司的另外一位创办人王杰的父亲是我的老上级，也使劲劝说，最后我扭不过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我对王志东说：你也来，咱们搞一笔投资办个公司，就这样成立了四通立方。

　　平等、透明与机会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互联网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以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待着人们去做，无穷无尽的机会提供给人们去选择，你甚至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行业，锁定目标，只要执着地去做，就有成功的机会，我真为今天的年青人感到高兴，能赶上这样一个尾巴，我自己也感到幸运。

　　新浪网的发展基于一整套非常开放的制度，是一批非常有理性的年轻人在进行很好的组织管理协调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正在积蓄能量，真正的能量还没有爆发出来。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比尔·盖茨，如果中国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自己的行业英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加开明的政策出台，只须强调企业要遵守政府和国家法律，人们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新浪网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另一方面，新浪网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决战的状态，在决战的前夜，能保持激情，就会在各个领域爆发出它巨大的能量。新浪希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并且建设一种非常透明、开放的企业体制，新浪网不靠一个人建立，王志东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能使公司的信心渗透到和他共同工作的人群。即使王志东今天不做CEO，新浪网照样能有效、积极地运转，这正是王志东聪明的也是最有能力之处，他能给投资者以强大的信心，给用户以信心，我看不出将来这样的公司有什么样的理由不成功？

　　本土公司的国际化

　　引人注目的是，新浪网是一家基于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一家国际化公司，融合了祖国内地、台北。香港。北美四种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即使今天在容纳了许多外资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忘记，新浪网依旧是一家从中关村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公司，如果说它与雅虎这样的公司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们的表现舞台不一样。除了中文与英文这样的语言差异之外，新浪网的发展而是基于中国这样的一块土壤，而且我们的关于互联网产业的相应政策法规还不明朗。

　　撇开这样那样的政策风险，新浪网很像雅虎的早期，采用的完全是国际化的运作模式，所有的政策、金融、人事都是透明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有些外国公司还要透明。对于新浪网管理层的某一位高级主管来说，晚上也睡不着是很正常的。因为新浪只看业绩，你跟谁都没有人际关系上的纠缠。去年我们把一位公司的大人物给炒了，国内舆论一片喊“乱”，而事实上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情。人事体制上的这种高透明，对于传统公司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对于新娘网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他来的时候公司会给非常高的薪水，在同样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比我们这些创业的老人还要高，但是承担责任也大。不行，马上就换掉。而且我们现在招聘进公司才几个月的职工。一年的工程师或者管理者，都享受着非常好的待遇，像我这样的老头在拼命支撑他们，在工商界、舆论界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机会，给他们成功的感觉。公司希望以内部的团队力量来致胜，使每个人都会从内心为公司的业绩感到高兴，由此产生更大的动力。

　　互联网上的战争

　　新浪网一天高过一天的访问量，使人感觉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非常复杂的做法，这样的情形是不在这一行业生存的人所难以想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形容这种情形的一句话叫做随遇而安，兵来将挡，每个人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说不定这会儿就出事了，虽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上网人群的访问时间不像美国那样分布得比较均匀，使用量也相对均匀，而是国内上网人群的访问时间集中在上班时间，而且高峰和低峰之间的落差非常大。

　　这样的感觉也非常奇妙，好像你是在指挥一个集团军时刻准备冲锋，在跟别人战斗一样，随时随地时发起真正的战争一样，因为你无法预料下一时间会发生什么。当你监视所有这些状况时候，你就会仿佛身处18世纪或者17世纪的欧洲战场，像拿破仑指挥打仗，突然间重骑兵站在山顶上，一支分队从这边下去，那边则有轻骑兵分别从左翼右翼冲了上来，不断的高访问量在冲击着你，这样的情形有时非常激动人心，我这辈子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元帅，但是互联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非常有意思。而且随着访问量日益增加，成倍的增长，公司必须随时保证提高装备。增加装备，以应对更大规模的战役。

　　群星闪耀的互联网星空

　　一般来说，一个网站的成长会遵循这样的一个坐标法则，坐标的一面是价格、性能和访问量，另一面则是时间、成本本和成功机率。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价格非常低，起点非常平，这是几乎是一个无成本期；然后变成一个中成本期，这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时投入还是不大，只是在积攒力量；再后来到第三阶段就一下拉起来，经营进入高风险区，需要特别大的投入，大到几乎是直线。对于一个网络信息服务商来说，只有进入到高风险区，才有更高的投资价值和成功机率，否则你只会是千百万小网站的其中一个，这也是Internet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正是这样一个由无数个群星闪耀的互联网星空里，我们把绝少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比作是天象学中的一等星，它们是夜空中最亮、最亮的星星。当然上面也有二等星和三等星，但只有在三等星之上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的比较清楚的星星。低于三等星以下的则基本上看不清，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星空有着无数的星星，闪闪烁烁，还有飞逝的流星，大大小小名种各样门类齐全的网站才构成了斑斓缤纷的互联网星空。

　　互联网与文化变革

　　对于互联网中人来说，要特别珍视自己的时间，珍惜每一分钟去把握每一种可能的机会，这样你就可以成为无数星团中一颗闪亮的星星，甚至可能进而发展成为一等星；其次要执着，王志东、汪延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就是因为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执着追求的结果；最后还要能善待你周围的人，善待你周围的同事，能容忍，才能团结一帮人做事，把事情做大。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只有巧合，没有机会。不象今天问题变成了你是否愿意真正去努力，去想创造世界，伸开双臂去迎接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千万别把自己窝起来，窝成很小一团。我经常跟我孩子说，将来不要希望倚赖爹妈，否则你永远会被人看不起的，你要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样，对世纪将是一个网络的世界，不管在中国这样的进程如何曲曲折折，但这一潮流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互联网在带来新的市场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一些老的、传统东西正在面临消亡，其中文化的变革恐怕最为显著。比如在开放的互联网面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就面临挑战，人们可能更需要透明，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也会增加，不仅是落后的观念通过互联网在改变，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它赋予人类的活动半径之大，传播速度之快，将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因此而提高，文化品位和思想观念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新浪网上现在开辟一个育儿栏目，里面有一个叫育儿论坛，很多青年的母亲都在网上交流她们育儿的经验，写出来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清醇，让人看过之后非常感动。这些人都不是刻意像作家那样去书写，她们只是在给自己的孩子写忠告，每个孩子得会有自己的网名，作为父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期望，使人感到非常人性、温暖的一面。网络与传统的传播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极强的互动性，通过互联网，人们的个性和才能会得到更加尽情的发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

　　人物印象：

　　1980年，严援朝已经快0岁了，还没有和高科技的东西打过一丁点交道，只会一点在大学学的电路知识。因为出身不好，严援朝的大学时代连计算机也不允许他学，课本对他来说都是保密的，属于国家机密专业。等到000年迎来新世纪的时候，严援朝说自己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算是生而有幸，前大半辈子磕磕碰碰，今天还居然赶上了一个Internt的尾巴。严援朝说，自己以前老是受许多很大很大的压抑，实在是因为命运的无情播弄，自己总是被社会的风浪带着往前走，回城风、上学风、打工风、高科技风，一直到最近的网络风，严援朝一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

　　从什么都不会到成为国内知名的计算机专家人一个社会的“弃儿”到在互联网领军作战，严援朝的个人奋斗史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严援朝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就是真正一代人的缩影，不止一次他不得不从最辉煌的前台黯然隐退，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愿意跟王志东＼汪延这样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来，除了相互欣赏，或者有着类似从巅峰到谷底的经历之外，严援朝对现在的年轻人显然也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羡慕：感谢互联网，它为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透明的机会，而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一种传统秩序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因为认识王志东，严援朝差一点后来加入中文之星。当时王志东一个劲地拉他做中文之星的总顾问，严援朝发现新天地并不着重做软件，而是偏重房地产，而且王志东在公司的位置也不是很稳固，心想自己再进去，搞不好还会再替了王志东，这样也对不起朋友。而且因为多少年来严援朝一直感到自己受到压抑，转而特别推崇年轻人，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没有同意进中文之星。后来再次与王志东携手组建四通利方，一晃到现在，严援朝才发现，坎坎坷坷中，现在的单位大概是他热得最长的一个单位，从9年到现在，屈指一算已经有7年了。

　　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一天一天的长大，整天扎堆在年轻人中间，严援朝虽然觉得老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成就感。王志东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企业的高级的管理人员；汪延刚来的时候还像是一个小孩子，现在已经成了很成熟的新浪中国区的总经理，而且新浪网现在也成了国内最火爆的网络公司，严援朝觉得加盟四通利方这7年、尤其是最近、年来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开心的。1985年，当严援朝被通知不在允许进行系统设计，从最尖端的战场上一下子退下来时，这样的伤害曾经令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是到今天能有机会又一次站在最先进的互联网前线工作，严援朝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虽然50岁时这样的行业来说似乎有些老了，但有机会展示自己，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又进入最前线，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严援朝说，自己大半生已经过去了，很快就会退休，回想自己的前半生，对这些年轻人格外羡慕。严援朝希望自己能扶持这些年轻人，把各种各样、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他们，让这些年轻人多负一些责任，有机会能够更早地表现自己和得到锤炼，来弥补自己在年轻时候被剥夺的那些权利。正因为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严援朝有时候也忘了自己的年龄，晚上跟这些年轻人吵吵闹闹，聊聊天，有激动，有欢乐，一片其乐融融。严援朝说，其实自己内心以前受到很大的压抑，只是从外面的呈现上，人们都说他喜怒无常，简直像个“老小孩”，严援朝对自己的评价是“感情极其丰富、也很善谈，就这样怪怪的一个人，甚至有些“畸形”。

　　在严援朝看来，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一开始进入这一产业的门槛特别低，是超低成本运作，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做；等进入发展期，公司基本上全部是赔，不会有盈利，这时成本、风险技术也大幅度增加，等进入到零点时，则进入巨大的高风险区，当然这样的高风险中潜藏的机会也最大。严援朝认为，虽然殊途同归，但这是互联网公司最典型的发展道路，其中进入发展期的公司占到总数的99.99％，而其中能够逾越零点的只有0.0099％。

　　目睹多少人物沉浮之后，严援朝说：“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过眼烟云，在r这样的行业做事，一眨眼你就被人忘掉。”当年严援朝刚进6所工作时，老所长曾经是国际某一著名学会的副会长，在国内也是绝对权威，当时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还会j已得他，“因为技术发展实在太快，很多技术5年前都是新的，现在已经很陈旧，成了错误的说法。”所以严援朝说，得赶紧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至于他自己，严援朝说，“我期待新浪能够走向辉煌，等有一天志东说我们可以休息，我就高高兴兴退下来。以前是为生活所迫，后来又是不断被潮流推着走，一直没有时间能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以后做一些快乐的事情，互联网上的战争高度紧张，还是要让年轻人来打。”

　　严援朝希望有一天退下来之后，先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则要好好陪陪夫人，到各地走一走。可能的话，就在北京一个胡同安家，每天找一个老头下下棋，打打扑克，吊吊嗓子；另外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去看一场大戏，童年时候，严援朝跟着父亲去看京戏，觉得舞台上的人物化妆非常美，舞台动作也有说不出的精彩。心里想长大之后一定要看，那时是知道票价太贵，现在则是没有时间。严援朝说，现在做Interne和过去不一样，这样的战车一上去就下不来，中国现在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像疯了似的，更重要的，这一产业的现状离理想境界差得实在太远太远，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都来不及跟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