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下令实施土地清查令，编撰《末日审判书》的时候，却有一伙人强烈抵制了威廉下达的清查土地和资产的命令。

　　英格兰教会宣布他们的君主是罗马的教皇克雷芒二世，而不是他们在加冕仪式上宣誓效忠的威廉，声称威廉无权对教会发号施令。

　　威廉和英格兰教会的矛盾由来已久，盖因他一直试图将英格兰教会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而英格兰教会却非常抗拒威廉的控制。

　　威廉手中把持着主教的叙任权，也就是指定主教继任者的权力更是令他们如鲠在喉。

　　主教叙任权是指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长以封地和职权的权力。通常以两种物品作为象征：权戒象征宗教权，权标象征世俗权。

　　在神圣罗马帝国，11世纪中叶以前，主教由皇帝任命，皇帝授予主教权戒和权标，主教向皇帝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11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势力增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要求教会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力主主教和修道院长应由教皇任命，从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

　　由于英格兰远离罗马教廷，教皇对英格兰教会的控制力非常薄弱，再加上英格兰的王权强盛，且威廉又是个强势的君主，因此英格兰教会一支都把持在威廉的手中，他们向国王宣誓效忠并提供赋税和服役。

　　但威廉的清查行动无疑动了主教们的奶酪，如果说在威廉清查之前，主教们每人只需提供寥寥一百多英镑和一两百名民兵的话，那么在土地清查完毕之后，助教们需要提供的赋税和士兵甚至要翻三倍以上。

　　这次英格兰教会抗拒威廉的清查行为，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对威廉的一次反击。

　　要说英格兰的主教们没有受到罗马教廷和教皇克雷芒二世的支持，威廉是绝对不相信的，没有教皇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有勇气反抗他和诺曼人。

　　威廉将教会的反击视为一种对他权威的挑衅行为，于是他向各总铎区、堂区和修道院的主教们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前来温切斯特觐见，接受威廉对他们违背自己效忠誓言的惩罚。

　　另一方面，威廉也做好了使用武力的准备，若是他们再次抗拒他的命令，他就会率领他麾下的军团攻打主教们的领地。

　　在英格兰王国，当地主教们拥有大量的领地，不但拥有伍斯特郡和达勒姆郡作为总铎区，在每个郡中都拥有大片领地，这些主教们拥有的领地加起来甚至达到了威廉王室直领的一半。

　　威廉对领地有一种极度渴求的**，对英格兰教会占有的大量土地垂涎已久，同时威廉又是一个控制**极为强大的君主，他不能容许他的领地中有任何不受他控制的不稳定因素。

　　在他看来，英格兰教会就是最大不稳定因素，他们不受威廉的控制，随时可能获得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帮助对抗他们的君主，这不就相当于21世纪的分裂势力和外国干涉吗，这种受到外国支持的分裂势力即便在天朝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世纪时期，西欧世俗政权与教会是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

　　封建制度确立之初，教会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权， 10 世纪开始，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借政治混乱的有利时机，教皇开始与世俗君主展开了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各国君主为了实现中央集权，仍想把教会视为统治工具“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间，因此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冲突，这场斗争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始终。

　　在英格兰，教权和世俗权力的斗争也由来已久，封建君主和教会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合作，又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

　　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脱胎于带有日耳曼部落原始军事民主制遗风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蛮族”王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与社会封建化的拓展而逐渐形成。英国封建王权自 9--10世纪开始孕育，最终确立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并在12世纪进一步强化。

　　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权神授理念，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社会开始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

　　其时，王国间的兼并战争与民族、部族间的冲突此起彼伏，阶级的分化与对抗日益加深。在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蛮族”王权与教会为求得生存发展，密切配合，相互为援，竭力构建“神命”王权支配的统治秩序，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权神授的说教。

　　随着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不断积淀，由王权与教会策划的国王涂油加冕典礼应运而生。自基督教6世纪末传入后，英格兰也逐渐受到其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浸染，国王涂油加冕典礼随之产生并流行开来。

　　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蛮族”王权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权”转化。

　　这一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史上的重大历史变革，在当时的英格兰最为显著，由此而为英国封建王权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随着教会王权神授理念的传播与国王涂油加冕典礼的实施，英格兰王权孱弱的局面渐趋消失。

　　通过该典礼，国王成为“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国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须服从他，反对国王就是反对上帝，就要受到神的严惩。

　　随着国王的神化，英国王权自9世纪开始强化。国王的公共政治权威逐步树立，并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与保护。

　　王国的重**权亦归王掌握，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关“王之和平”的规定，将损害王国安定之罪行收归王家法庭审理，国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也相继建立。

　　此外，国王还组建了包括封建臣属服役部队、地方民团和雇佣军在内的王国武装力量。

　　可以说，正是借助于教会神权政治文化传统的推动，英格兰的“蛮族”国王才得以不断突破日耳曼原始军事民主制习惯的桎梏，初步树立起君主的神圣权威与尊严，创建了雏形的国家体制。

　　这样，就为“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历史上的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对英格兰发动的“诺曼征服”，威廉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的双重政治身份与地位，构建起强大的封建王权。

　　随后教会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在英国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发展上，同样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