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并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赵顼悚然惊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坚决反对，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6月日，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女中尧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而是次子、岐王赵颢，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英宗)死得早、婆婆兼姨妈(曹氏)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她却勃然大怒，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神宗没办法，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