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六年（610年）暮春，本应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原大地上却一片萧条。隋帝杨广下令开挖的大运河已经贯通了上至天津下至扬州的河道，他却并不满意，因为从京口到余杭的河道并没有完全打通，还不足以达到贯通南北的目的。于是，这年过了正月，杨广就下旨，征召民工开挖河南河，加宽河道。
此时的杨广有着万丈雄心，要建立一个远超汉武的极乐盛世。但他却并不知道，想要用一条南北大动脉来带动国家繁荣的想法太过急功近利，而且开挖大运河的负面作用已经开始逐步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河道沿岸的百姓因为苦役而流离失所者不下数万人。
隋炀帝杨广打通河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南下享受，他此时的心思在于尽快将南北水道贯通，好将江南鱼米之乡的大量物资又快又稳地运往北方，为他征伐高句丽做准备。
只是他并不清楚，或许是清楚也懒得去理会，下面那些官员借着修通河道的名义横征暴敛作践百姓，已经弄得怨声载道。运河两岸民不聊生，不堪重负四处逃亡。
面对这样的局面，杨广却仍在积极准备着战争。粮草征集，大军征集，下面乱哄哄的声音也传不到他的耳朵里去。下面的各级官吏基本上都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对付逃亡百姓，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乱民。大隋朝的江山在山体下方已经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以后的十年里，这条裂缝发展扩大，最终使得看似强大的大隋轰然倒塌。
这条裂缝的最初出现在大业六年的河南滑县，一个名叫瓦岗寨的地方。瓦岗寨原来并不是寨子，只是一个巨大的沙丘堆。由于它紧邻黄河，受到黄河泛滥的影响，使这里沙丘起伏，草木丛生，芦苇遍地。这样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做一些国家不许做的事，比如打劫……
便于隐藏，也便于出击，就像野兽捕猎一样，从这里发起攻击，能瞬间置人于死地。另外，瓦岗寨的北面与黄河的白马渡口邻近，南与通济渠相望，进退方便，易于攻守。于是，这里便从土匪窝升级为军事要地。
滑县东南有一个小地方叫韦城，韦城里有一个讲义气的土霸王翟让。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他不仅看出了大隋朝摇摇欲坠的前程，也很早就看好了瓦岗这块地皮。
在大业六年的暮春，翟让在当了多年的豪杰以后，因抱不平杀了前来催粮的差官而成为了死刑犯。义气之人自然有义气的哥们帮忙，翟让逃出了监狱，带领一帮崇尚自由与幸福的人们来到了瓦岗，并在瓦岗筑了一个方圆二十余公里的“土围子”，这就是瓦岗寨，一个在以后九年的时间里，聚集了不少豪杰，谱写了无数传奇的地方。
与翟让一起聚义在瓦岗寨的人还有两个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人物：单雄信和徐世勣（李世勣）。这两个人和翟让的缘分来源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能知道的就是翟让是把他们当兄弟，本着有福同享的原则，翟让在来到瓦岗寨创业的同时，也通知了两位兄弟。单雄信和徐世勣非常义气地拖家带口上了瓦岗，美其名曰响应大哥的召唤。
翟让领导下的瓦岗大业开始得一帆风顺，却并没有在短时间里取得成功，原因无它，还因为没有彻底感受到大隋皇帝荒淫暴政的百姓，此时并不认同这三位好兄弟的义举。在大业六年的日子里，百姓们还在渴望他们的皇帝能带领强悍的军队，将那个蜗居一隅之地、却偏偏梦想得到整个世界的高句丽人，打得落花流水。
大业六年的征兵工作很顺利。早在春天，隋炀帝杨广就开始了先期的动员工作。他下诏：“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依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救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后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凋丧，四海未壹。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
这份诏书，用很明确的语言告诉大隋的将军们，告诉大隋的百姓们，你们想要得到金钱和富贵吗？你们想要享有高官厚禄吗？想的话，就去为本皇帝打仗吧。只有在战争中做出了开辟山河的大功劳，本皇帝才会给你们超级封赐，你们的子孙才能世代享受荫泽。
让大好男儿热血沸腾的皇帝诏令，自然比瓦岗寨的自由生活更吸引人。于是，瓦岗寨在最初的几年中，基本上处于止步不前的情况。而他们日常的战斗也就是在汴水所经的荥阳郡和梁郡边界，干点杀富济贫的事，伏击一下河上道上那些“为富不仁”的商队。最能称得上战争的，不过是击败了几次政府军的围剿。在大业十一年（615年），经过五年多的发展，这支队伍终于发展到几万人，成员中以贫苦农民和渔猎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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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瓦岗寨艰难创业的时候，大隋江山却在三次征伐高句丽的战役中走向倒塌。大业七年（611年）、大业九年（613年）和大业十年（614年）的三次征伐高句丽，不仅拖垮了本应蒸蒸日上的大隋，还把杨广的声威降到了最低点。
就在隋炀帝杨广为第二次出征高句丽如何取胜大费心血的时候，各地的起义军已经如同星火燎原开始全面爆发了。这其中除了那些被迫选择起来反抗的民众，还有一些门阀和军队，而其中杨玄感的反叛则是其中产生影响比较大的。
杨玄感和翟让他们不同，他不是普通百姓，也不是南朝遗臣。他不仅是前宰相杨素的儿子，而且在造反时的职位是大隋朝的柱国将军，还是世袭的楚国公，掌握有朝廷重权。杨玄感的造反实际上是隋朝朝廷内部势力公开的决裂表现，是一部分贵族多年不满的集中爆发。
如果说，开挖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对百姓造成了巨大影响，逼得他们不得不反，那么，隋炀帝杨广和他老子隋文帝杨坚对贵族阶级的清洗就是杨玄感等人造反的主要原因。
杨坚自己就是造反起家的人，他深感士族门阀对政权的威胁地位。因此在他晚年，就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打压，许多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那些剩余的贵族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的憎恨和不满却在不断积累中。
隋炀帝杨广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继续打压和控制贵族势力在他上任后也是重中之重。不过，他采取了与杨坚不一样的手段，那就是软刀子杀人。他不仅要这些贵族的命，还要革去他们赖以生存的根，这就是权利掌握者的扩大化和平民化。
隋朝建立之初，在政权阶级上还是继承了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进入中央权力机构，成为人上人，而平民永远是平民，再有本事，没有特别的机遇，也只能是低人一等。
基于这种情况，隋炀帝杨广上台之后，首先就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平民通过科举就能一举成名，这不能不说是打破贵族阶级垄断的最有利手段。这一手段后来也被整个封建王朝继承，成为一千多年里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手段，并一直延用至今。
在实行科举制度为国选官的同时，大业五年，杨广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子孙不得再靠门荫得官爵。这一规定，一举打破了家族权力继承制度，彻底剥夺了门阀贵族子孙们的享乐生活，敲响了门阀制度灭亡的丧钟。
比起隋文帝杨坚的血腥手段，杨广的手段显得很隐蔽，也很有效。然而，那些门阀贵族并不是个个都是肉粥白痴，他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杨广的用心。面对日益削弱和消失的权利，他们中间反对隋炀帝的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并随着杨广征高句丽的失败，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但是，杨玄感造反的时机选择明显不对。虽然那些旧势力的门阀贵族是反隋炀帝的，而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和科举成为新一代贵族的人却并不认同杨玄感的造反，相反，他们积极主动地对杨玄感进行了快速的讨伐之战。
因此，隋炀帝才发布了调动兵马镇压杨玄感的命令，各地的掌权官员也纷纷对杨玄感发动了讨逆之战。杨玄感的造反虽然吸引了十余万农民的参加，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比，这些人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最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反大军被打的支离破碎，杨玄感本人也兵败自杀身亡。
发生在大业九年（613年）的杨玄感兵变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了，但这次造反也唤醒了民众的血性。从这个时候起，收到各地有人造反的消息就成了隋炀帝的家常便饭，但是隋炀帝却并没有将他们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百姓不过是乌合之众，就像跟随杨玄感的那些民众一样，军队一到，就消灭干净了。所以，隋炀帝依然将心思放在了征伐高句丽上，并在大业十年（614年）再次兵征高句丽。
隋炀帝的第三次征伐终于获得了胜利。无法跟地广人多的大隋朝相比，高句丽经过这几次的苦战，已经耗到了粮尽人无的境地，不得不乞降求和，隋炀帝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虽然他还不是很甘心，但依然高兴满意地回兵了。
在高句丽取得的胜利并没有让隋炀帝高兴太久，因为全国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此时已经越演越烈。不知道是看不起起义军的能力，还是觉得面对这些事情心烦，隋炀帝很哈皮地不去理睬这些起义，反而跑去北巡，结果被突厥人围困在雁门。好在这时他的周围还有不少人对他抱有希望，解围的工作很顺利。
然而，隋炀帝并不会因为这次北巡事故就放弃他旅游天下的兴致，再说，好不容易将大运河贯通了南北，不走走也对不起自己不是。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再下江南。而这次的南下，隋炀帝就永远地留在了江南，再也回不去他的东都洛阳了，当然，距离长安，就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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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隋炀帝很哈皮地到处旅游的时候，杨玄感造反的后果正在扩大中，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带动了瓦岗寨快速发展，也使得瓦岗寨在短时间辉煌后，离开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跟随杨玄感造反的贵族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
“十八子得天下”、“杨花落、李花开”……等一系列童谣在大隋的土地上广泛流传着，李密自然在想好事。与此同时，太原的另一个李，也在酝酿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最后终于将大隋王朝掀翻在地，中华民族也在这场风暴中走向了几百年强盛的辉煌之路。
历史的车轮在冥冥之中指准了方向，历史舞台上单个人的历史也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被牵引着走向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历史洪流中，个人的作用实在有限，哪怕这个人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未来人……
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吧，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