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乡绅，乡绅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没有奋战在第一线，“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以特殊身份充当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基层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的集团。

　　“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普通民众圈子中，乡绅有特权，有文化，有经济实力，有声望和号召力，是当地天然的首领，地方上的纠纷调解、赈济募捐（灾荒饥年赈灾）、文教倡导（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公共工程（水利、道路、桥梁、孔庙、书院学堂、普济堂等）、民团保卫（团练）等事务，都是由乡绅带头并主导实施的。

　　强大的乡绅，平时指挥族人就像指挥奴隶一样，愚民们不怕官，只怕他们，没有敢不听其驱使的，如果官员能礼遇乡绅，使乡绅信服官府，百姓信服乡绅，政令就可以上通下达。

　　除了保甲和乡绅，基层社会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即宗族。宗族有自己的族长、成员、族产、祠堂、族规、私塾，类似于一个小社会，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而政府为了贯彻“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节省行政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国家，个人出了事情宗族会管，所以他们心里只有家族没有国家。

　　东晋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本土的宗族势力和流民帅的武力豪强。他们乘着天下大乱侵吞土地，聚集民众，编练部曲，保护宗族，守卫乡里，他们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因此可以说,这种以乡里关系为纽带的宗主、宗族、乡人三位一体的乡党共同体结构,无论在其桑梓还是在流移途中,甚至在定居以后,非但没有削弱,而且不断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不是完全封闭的,大大小小的豪族对当地的零散流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乡里流民也往往傍于宗主、土豪,充当其部曲和宾客。

　　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正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具体就襄阳地区的情况而言,当时沔汉地方国家编户日少,而地方豪族势力则日益强盛。乡人部曲投奔豪强,意为保身安命,而宗主豪强又藉乡党部曲扩充自身势力,两者实为相互依赖。襄阳地方社会的这种豪族政治,制约甚至决定着南朝朝廷在这一地区的行政方式。

　　因为这些武力豪宗的存在，刺史军府都被架空，雍州（侨州）刺史或军府都督欲有举措,确实不得不依仗这些地方豪强的乡土力量。当然,地方豪强欲图进身之阶,也不得不对州牧长官有所仰仗。于是,地方军政长官、豪强、乡党三者之间的相互依仗关系便相当明显了。这些乡党武装力量,本出自豪强私门,唯利是图,故攻城夺邑,杀掠甚重,豪强、州牧等又藉其武力,故而鲜能制止。

　　豪强对于基层人口，土地和军事的垄断，一直延续到唐朝，谁要上台做皇帝，都要他们点头支持，豪族在凭藉其乡里社会结构奠定了宗族、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凭藉其雄厚的人力与财力,他们在南朝诸政权更迭等重大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世的雍州，襄阳豪族势

　　力膨胀,纵横乡里,对地方政务影响巨大。刘宋大明中,王玄谟主持雍州土断,河东柳僧景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以致最后土断之事难以进行。薛安都以徐州投奔北魏,其子伯令、環龙等竟在沔汉地区聚集亡命数千人,袭击广平、攻克顺阳,并略有义城、扶风,置立守宰。

　　刘宋明帝时,一度局势动*乱,雍州大族几乎无人参与；而萧衍以雍州为基地,覆齐建梁,雍州豪族则积极拥护。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与其内部间的婚姻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咱们这样干，首先反对的就是士族豪门呀，没有他们的支持，咱们在襄阳能站稳脚跟吗？”刘正担心地问道。刘家自己就是一个土豪，谁要来丈量土地，摊丁入亩增加税收，他会拼命的。

　　“不这样干不行啊！”刘丹道，“就拿咱们家来说，除开这些开办的这些工厂来说，占有这么多土地，隐藏这么多的人，咱们土地税和人丁税交了多少？这些税收被我们截留下来干了什么？编练部曲，说是保家护宗，其实暗藏祸心。如果咱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之后，手握重兵，就会铤而走险，危害国家。就像吴兴武康的沈充，跟着王敦起兵，一下就拉出一万私兵。祖爷爷，你想一想，如果四面强敌围攻我们，我们的战士都在外面抵御外侮，这些土豪突然给我们心窝里来一下，咱们受得了？”

　　现在的襄阳和南阳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方面南阳盆地的封建宗族势力被摧毁的很严重，比如南阳蔡家被王如连根拔起，大量士族整体南迁，留下大量的土地没有人耕种，另一方面就是虽然有一些武力豪宗存在，但是都还不成气候，不像在后世发展到登峰造极，可以左右一个政权的兴衰，现在对这些豪宗开刀，虽然有阻力，也会有动荡，但是还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面对襄阳的现状，刘丹就一直在琢磨是进行土地的改革还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士族豪门把持着地方，他们是旧的社会势力的基础，如果不把他们摧毁，刘丹的强大只是建立在沙地上，随时会倾覆。这个时候刘丹才明白当年为什么要搞打土豪分田地了，不把地主阶级的基层组织摧毁，不打土豪分田地，就不能发动群众，就不能建立自己基层组织，就谈不上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战争。没有人民的支持，根本就不能做到以弱胜强，把那个政府搞成匪帮，最后把老美也挡住了。

　　三次宏大的战役中，人民给军队运送粮食，把后勤全部负担下来。而敌军呢？什么都得自己干，分出大量的兵力搞后勤，结果就是战斗人员减少。

　　刘丹在泡军事网的时候，也学习过这段历史，可以这样说，你可以不用看*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只要你把这段历史弄通了，就够你受用了。

　　土改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重新分配，而是依附于土地之上的权力重新分配。因为在农业社会，土地就是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就意味着权力。无论是村社公田还是宗族族田还是主客租佃，土地意味着权力。所以土改时打破村社原有权力分配的关键。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权力。领主没有了土地，谁还当你是领主

　　？宗族没有族田，族权自然就削弱和瓦解了。所以土改本身就是社会革命，他是用来打破旧的社会体系的。土地改革未必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很可能是快速工业化的助推剂。进行过土改的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湾湾的工业化速度都很快，相比之下南亚、东南亚、拉美就要差很多。

　　土改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摧毁中国的宗族制度，建立国家基层组织，让民众对于宗族的依赖转变成对于国家的依赖，有困难找政府而不是找宗族，改变过去民众只有家庭、家族没有国家的观念，从一个宗族国家转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这是一切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这样中国人民才会团结，拧成一股绳，才会强大。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后世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刘丹现在面临的襄阳局势和后世不一样，首先刘丹没有一个纲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保证，学着搞打土豪分田地很可能会玩脱了，最后弄成农民暴动式的均贫富，对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其次，分田地是因为当时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上，没有多余的土地。现在的东晋不同，北方有大片的土地因为战争成了无主之地，这些土地正好可以接收过来，搞新农村建设，安置流民。

　　“父亲，在郡府要做的工作就是考虑摊丁入亩这个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第一要保证税收不会减少，第二要考虑如何建立乡、村一级的基层组织。那个九品中正制全部废除，我们的官员都要自己培养。我们的学校可以搞一个干部培训班，从乡村挑选人才培养成骨干，将来他们就是乡村干部。

　　现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一般情况下我们予以承认，但是都要交税。我们重新丈量土地登记造册，除此之外的其他土地都收归国有，再也不分配出去，如果有人想出售土地，我们可以买下来。荒废三年以上的土地全部没收，规定每个人拥有的土地上限，超出部分要交重税。

　　这样做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土地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是说以后做官也好，当兵也好，立功也好，得了爵位也好，都不再奖赏土地。没有土地，我们做什么事都很被动，比如我们要修一条路到荆州，沿途要征用一些土地，如果土地是私人的，我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大家听刘丹这样说，都被雷得不轻，这样干等于把几百年以来的制度都推倒了。没有好处谁会做官，谁会当兵，爵位还有什么用，谁还会拥护我们？还有，如果人头税都摊入田亩，那些世家的收留的荫户没有价值了，全部都被人赶出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