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疑点：赵云出斜谷诱敌被曹真的铁骑挡住，张郃也是曹真派出来的，那么，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曹真在哪里？是在关中还是在洛阳？如果此时如魏延所说镇守关中的是安西将军夏侯楙，那么曹真就是从洛阳千里奔袭而来的，兵分两路把诸葛大军挡住了，诸葛还能有什么作为？但是事实上曹真是真有可能从洛阳赶来。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驾崩，曹真与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四人受遗诏辅政，魏明帝曹叡即位后，进封邵陵侯，迁为大将军，地位仅次大司马曹休。大将军一职等于三军总司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当然要坐镇京都。而且曹真曾经担任过曹魏的特种兵虎豹骑的领军将军，虎豹骑是打败过西凉骁骑的，千里驰援关中的应该是这只军队。
太和二年（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皆投降蜀汉。曹叡于是亲征至长安，遣曹真为督诸军驻于郿，曹真派左将军张郃进军援救，于街亭之战中大破马谡，同时，曹真在箕谷击败赵云、邓芝的偏师，增援部队开进陇右，诸葛亮为避免遭受夹击，于是退兵。
由此可见，只要曹魏援兵一到，蜀军扑街已成定局。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魏延的出子午道有没有可能成功？答案是基本不可能。当年韩信夺取关中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项羽远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根本来不及救援。当时齐国贵族后裔田荣不满分封，赶走齐王，杀胶东王，自立为齐王，项羽正在灭火，所以刘邦乘势夺取关中。
第二是项羽当年分封的时候怕关中这块秦国的龙兴之地做大，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阎良），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延安）辖陕北。 将关中之地分封给秦朝三个降将。 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是时，还定三秦”。其实当年的三秦是指潼关以西的关中地区，不包括陕南（陕南包括汉中、安康、上庸三郡，当时被刘邦占据。）只是由于后来人们理解的“三秦”观念的变化，即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为“三秦”。
因为秦地一分为三，又没有外援，当时首当其冲的雍王章邯军力有限，其他两个家伙首鼠两端，这才让韩信捡了便宜。即使是这样，韩信拿下关中也是费了不少力气。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用韩信的计策，从古道回军，袭击雍王章邯。章邯在陈仓迎击汉军，刘邦用赵衍之计，从他道攻陈仓，雍王兵败。章邯在好畤停下与汉军交战，又被汉军打败，退保废丘。刘邦随即平定了雍地，向东到达咸阳，率军围困雍王于废丘，迫降司马欣、董翳，
刘邦久攻废丘不下，至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汉军用计水淹城池而城破，章邯遂拔剑自刎。也就是说章邯从接战到兵败身死，坚持了十个月时间。魏延想二十天拿下关中，同时挡住洛阳的援军，有点想当然了。即使夺下西安，面对汹涌而来的援军也会死得很难看。除了潼关，还有河东的渡口，《读史方舆勘要》说的是，守关中就要守函谷，但是如果没有浦坂，守住函谷也是白守。现在山西在魏国手中，魏国已经统一了北方，没有内乱，所以还是要回到那句话：“天下有变”。洛阳没有出乱
子，就不要乱动。
对于刘丹来说，陇右是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地方。陇右、西凉、河套和东北平原这些地方都是出精兵和战马，而且这里民族混杂，民风彪悍，东晋时期五胡乱华，氐、羌在陇右、河西走廊；匈奴、羯在河套；鲜卑在东北平原发家，都是产马的地方。
纵观后世的历史，凡是中华民族强盛的时期都是占有了这些产马之地，相反，衰败时候就是因为产马之地丢失了。但总的说来，从秦朝开始到后面的明朝，汉族强悍的时期少，衰败的时间多，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事实。如此，我们才会对于秦皇汉武，大唐盛世那段时期汉民族雄起欢欣鼓舞。从宋朝开始，汉民族再也没有重现祖辈的辉煌，至于元朝和清朝，因为都是外族建立的政权，不被国人接受。
在上古时期我们的祖先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为后人开创万世基业；周王朝分封四方，华夏儿女遍布四方；秦王朝扫灭六国，统一海内，奠定了华夏两千年的大统一的政治基础；大唐立国，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然后呢？然后没有了。
宋朝为什么这么衰落？建国的时候就丢了燕云十六州，失去了东北的马场和北方屏障。等到西夏立国之后，就连河套和河西之地也失去了。好水川之战丢了六盘山的马场，从此宋朝军人成了短腿军，很多军官都没有马骑。没有了战马的加持，加上朝廷被一群士大夫把持，失去了尚武精神，宋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起用早负盛名的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着手改革变法，以改变北宋王朝逸豫因循、贫弱不振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正是在这一变法图强的形势下，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详论取西夏之略，其大意认为：西夏可以攻取。要想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二州之地，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
河湟之地的中心在青海的西宁。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及积石峡以西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湟河河谷所组成的。可分别将之称之为“湟水谷地”与“河水谷地”。在唐朝这里也是丝绸之路，可以通往西域。只是相对于河西走廊，这条路更难走。
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更提出了解决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策略，其目的和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以一文人出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这就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河湟开边。
在北宋王朝中，王安石是王韶开拓熙河的积极而又坚定的支持者。王安石深切了解，王韶不仅谋略过人，而且指挥作战也很勇敢，是一个敢于思考，敢于革新的难得人才。因此，他才敢于把进取河湟的任务交付给王韶。这个时候保守党和改革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王安石看到王韶“内则为大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所以一遇问题，他就力排众议，为王韶辩白。
在宋朝，文官一般是做元帅，武官作将军，文臣统御武官，但是在王韶这里开了先例，王韶是元帅又亲自统兵，虽然他是个文臣，但是难得的是他知兵，藏地强大的吐蕃分崩离析，加上王安石在朝廷的支持，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如虎添翼，不成功简直没有道理了。
在开
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期间，“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木征，送往京师。
河湟蕃部的畜牧业经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尤其是在培育良种*马匹方面，更是得天独厚，饮誉天下。河湟蕃族牧区，盛产马、牛、羊等。北宋因此在熙河路置买马司，设马场六处，大力推广良种*马的培育，以解决北宋战马缺乏的困境。鼓励蕃部养马，专以名茶易马，“茶马互市”日渐兴盛，良种蕃马年以万匹输入内地，解决了北宋奇缺战马的燃眉之急。
元丰五年（1082年）主管熙河路监牧的王君万向内地“散蕃部马种”。同时河湟区域蕃族用牦牛和黄牛杂交所生的犏牛，因产奶量高、耐寒成为取奶和耕作兼用的良种牛输入内地后，深受内地农民的欢迎。
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
但是，不久王安石就被被弹劾下台，司马光重新主政。他随即废除新法，连新党取得的军事成就也要否认，理由竟是这些地方深入敌境，怕惹来敌人袭扰大宋，导致战祸频发。在和西夏议和时，竟然想把河湟之地送给西夏。尽管他最后没让出河湟，但却将米脂等四个战略要地又拱手相让！
就这么一个人，死的时候得到文官的最高谥号“文正”，真是岂有此理！
明朝朱元璋立国的时候比宋朝好多了，把幽云十六州、甘肃、河套地区光复了，使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归附明朝。1409年，明成祖永乐七年，辽东设置奴儿干都司，至此明朝版图达到巅峰。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发动靖难之役获得明朝统治权的朱棣，为防漠南诸卫及塞王异动，将漠南诸卫及塞王尽迁关内，东胜卫大多被迁往北京拱卫京师。这是明成祖做的最大的一件蠢事，致使河套地区丢失，让明朝自此永无宁日。
河套地区防务空虚，逐渐为漠南蒙古诸部占据，成为其侵扰明朝内地的基地，明朝与蒙古诸部为了河套地区的控制权开启了长达百年之久的斗争。
明朝杨一清担任陕西巡抚，负责督理陕西马政，期间平定边疆进犯、弹劾贪庸总兵武安侯郑宏，并裁减镇守中官费用，使得军纪严明。他曾经向朝廷上奏：“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兵粮有备，则河西安。河西安，则关陕安，而中原安矣。”只有在边关待久了的人，才能说出这番有见地的话。
1618，明神宗万历46年，西藏停止接受明朝册封，后金崛起。后金的崛起让我大明失去了东北的马场，失去战马的明朝士兵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只能被动防守，同时让大明两线作战，加重了朝廷负担。若干年后，努尔哈赤训练的大清铁骑踏进北京，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很多人对于大清很不待见，但是至少有一点，我大清留下了一份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广袤的领土，这是比大宋、大明多得多的土地。这就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打下了一个非常丰厚的地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