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的日子。以往出门只不过是在本县范围内，那不能算是出远门。我和同村的两个姐妹一大早就起了床，挤进了班车。还好，我坐到个靠窗的座位，这样，即使晕车我也可以吐在车外。车上有两个同村的青年，他们也是准备出去打工的，只不过他们是去广东打工，不和我们在一块。

　　应该说，我们同车的几个打工人员算得上是最晚出去打工的一批。和其他村一样，大多数打工人员一过了元宵节就挤上班车去沿海的开放地区打工挣钱。

　　早晨全家人都来到车旁为我送行。爸爸、妹妹把我的暗红色的旧皮箱从窗口托给我，我有点吃力地接过旧皮箱放在我脚下。妈妈接着抹着眼泪地把一个牛仔旅行袋递给我，我把旅行袋放在怀里。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眶，看着小妹抽噎地擦着眼泪，看着父亲忧愁伤感的眼神，我真想下车和他们大哭一场，我真想不去外地打工，然而家里因前年养猪欠下的巨债谁来还？靠种田是还不了的。为了还那两万多元的债，为了供弟妹上学，为了他们将来的前途，为了不再看到妈妈那张因劳累、忧愁而变得衰老的脸，为了远离因巨债家里常闹不和的日子，我豁出去了。不管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不管我要受多少苦，淌多少泪，我都要承受下去！

　　班车马上要开动了。我听到车外有人在嘤嘤地哭泣着，我一时听不出是谁在哭。我侧过脸，瞅见我的同伴李水娥正抹着眼泪，用手帕掩住嘴抽噎着，另一只手伸出窗外，拉住她娘的手不放。我知道水娥也是被逼得要去外地打工，因为他父亲没钱治疗而长期卧床不起，家里种田只能填饱肚子，村里没有一家乡镇企业，就是全乡也是只有一家锯木厂和几家造纸作坊，根本没有适合女杏的工作岗位。

　　车子开动了，缓缓地向前行驶。这时妈妈扶着车窗竟然跟着车小跑起来，她挥动着另一只手，想再一次握一握她女儿的手，可是她没有握住我伸出窗外的手。她是多么想再看我一眼，在一次叮嘱我：在外要懂得照顾自己，不要把身子累坏了，不要太节省了，要和彩凤、水娥在一起，老老实实地干活……到了那儿要写封信来……班车开快了，妈妈终于放开了手。我忙探出头，向妈妈他们挥动着手。妈妈、妹妹、爸爸站在一大群送行的人群中离我而去，越来越小，越来越看不清，我眼前是一片泪水模糊。这时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个人，我赶忙擦了擦泪水，等待着他在人群中飞也似的追上来，为我送行。然而一切变得不可能了。即使我偷偷地告诉他我要去广东打工，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跑来为我送行，所以我决定在他去了大学念书后动身，免得让他为我去打工而伤感。班车拐了个弯，我再也看不到妈妈、妹妹、爸爸的身影，我把身子又缩回到座位上。我似乎还看见他们还在挥手、张望。班车驶出了村子，驶出了生我养我的地方，驶出了妈妈那温暖的怀抱。再见了，亲人，再见了，家乡，再见了，柳青，我的初恋情人，我还会好好地回来的！

　　七点，到了宜南县城，我们坐上去南昌的长途班车。还好，我一路上没有晕车。然后我们挤上经过浙江富安的火车。我在县城读过高中，只见识了县城的世面，可惜我去年高考落榜，没有像柳青那样考上大学，因而没有机会到更远的地方开开眼界，坐火车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呢。现在虽然已过了春运，但乘客仍然很多，他们大多数是打工的。我们三人都只买到站票。虽然是大白天，但车厢里仍然是“黑夜”。车厢里人满为患，真个是水泄不通。车厢里的空气变得浑浊不堪，汗臭混和着香烟呛人的气味，似乎凝固在这浓烈的煤燃烧的气味中，再加上货车单调、震耳的咔嚓声，我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我浑身渗出一层细汗，湿透的内衣粘在我身上，难受死了。

　　一股力量倔强地把我胃里的食物往上挤，好像一只无形的手粗鲁地把我胃里的食物掏出来，我只得拼命地咽着口水，想用口水堵住往上挤的力量，但这无疑是蝼蚁撼大树，无济于事。那股力量越来越强大，不断冲击着咽喉，我忙掏出手帕堵住嘴。这时，我的脑袋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起来，整个身子像散了架子，连抬眼皮的力都没有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模糊不清的晃动和旋转，还发出轻微的嘤嘤嗡嗡的声音。我只好把沉重得让我支撑不住的头放在我的同伴王彩凤的肩上，继而整个身躯都压在这位比我大十岁的妇女身上。不久，王彩凤吃力地用一只手扶着我转过身，看见我难受的样子，吃了一惊：“你晕车了？这可怎么办呢？水娥，快来帮扶着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