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历史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心怀崇高理想追求，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展现了敢于担当的宝贵品格。他们的名字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勇于担当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精神动力。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中，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辈风范和身边的先进典型为标杆，坚定勇于担当的政治定力，培养敢于担当的无私情怀，锤炼善于担当的过硬本领，不断抬高担当的起点和参照点，真正把担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营造敢于担当的社会氛围，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负责的社会正能量，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改造自我、完善自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曹操：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

　　曹操（155~0），字孟德，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他是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曹操带兵军纪十分严明，并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因此，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很快就消灭了多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曹操看到中原一带，由于多年战乱，人民四处流散，田地荒芜，就采纳部将的建议，下令让军队的士兵和老百姓实行屯田。很快，荒芜的土地种上了庄稼，收获了大批的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军队也有了充足的军粮，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

　　可是，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曹操知道后很生气，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

　　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剌剌”的一声，路旁的草丛里蹿出几只野鸡，从曹操的马头上飞过。曹操的马没有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

　　看到眼前的情景，曹操把执法官叫了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

　　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犯了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

　　想到这，执法官对曹操说：“丞相，按照古制‘刑不上大夫’，您是不必领罪的。”

　　“这怎么能行？”曹操说，“如果大夫以上的高官都可以不受法令的约束，那法令还有什么用处？何况这糟蹋了庄稼要治死罪的军令是我下的，如果我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将士们去执行呢？”

　　“这……”执法官迟疑了一下，又说，“丞相，您的马是受到惊吓才冲入麦田的，并不是您有意违犯军纪，踩坏庄稼的，我看还是免于处罚吧！”

　　“不！你的理不通。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如果大家违犯了军纪，都去找一些理由来免于处罚，那军令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军纪人人都得遵守，我怎么能例外呢？”

　　执法官头上冒出了汗，他想了想又说：“丞相，您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按军令从事，那谁来指挥打仗呢？再说，朝廷不能没有丞相，老百姓也不能没有您呐！”

　　众将官见执法官这样说，也纷纷上前哀求，请曹操不要处罚自己。

　　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

　　曹操“割发代首”的典故向我们揭示了依法从政、从严管理的重要性，展现了领导者的自律，再次验证了“以身作则，为人典范”的领导主题。违法必究，将能有效地行使权力而实施对团体的管理，这是形成领导威望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领导自己犯的错误，更应该赏罚分明。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父母早亡，由叔父玄抚养长大，后因徐州之乱，避乱荆州，潜心向学，淡泊明志。后受刘备三顾之礼，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策动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蜀汉建立，拜为丞相。刘备伐吴失败，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外联东吴，内修政理，南征平叛，北抗强魏。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先后六次进攻魏国，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发挥了非凡的才能，是以民用其力，百姓不忿；又推演兵法，作“八阵图”；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与名将司马懿、张郃等交锋，屡操胜算；最后一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因积劳成疾而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

　　诸葛亮协助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当了丞相。他一心想帮助刘备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公元年，蜀汉皇帝刘备病死。临终前，他拉着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高出魏帝曹丕十倍，必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如果我儿刘禅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可自取而代之。”诸葛亮听后，痛哭流涕地说：“我会忠心耿耿地辅佐刘禅，一直到死。”

　　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他事必躬亲、尽心尽责，很快使蜀国恢复了国力，逐渐强盛起来。为了完成刘备生前努力统一中国的愿望，他曾先后六次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公元8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临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后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文章结尾的时候，诸葛亮写了“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这句话，表明自己要忠诚谨慎地拿出全部力量，一直到死为止。

　　刘禅同意了他的出兵计划。诸葛亮带领大军北上，但是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未能彻底取胜。诸葛亮并没有因为目的难以达到而灰心丧气，他一直组织进攻，最后病死在军营之中。

　　后来，此句演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人称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鬼神不测之机”。刘备三顾茅庐，遂允出山相助。曾舌战群儒、借东风、智算华容、三气周瑜，辅佐刘备于赤壁之战大败曹操，更取得荆州为基本。后奉命率军入川，于定军山智激老黄忠，斩杀夏侯渊，败走曹操，夺取汉中。刘备伐吴失败，受遗诏托孤，安居平五路，七纵平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手摇羽扇、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心中“智慧”的代名词。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989~105），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范仲淹《岳阳楼记》，原句为：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意思就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表现出远大的政治抱负。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宋史》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161~168），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他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目。在青少年时期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作了无情的批驳。

　　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愈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166年，顾炎武从河北、北京到山西、陕西游历。在这之后他再没有回过苏州故里。他最后一次南归江苏，是在1667年，从山东到淮安，并刻录他的著作《音学五书》。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的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顾炎武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是啊，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他的两个兄弟，好友吴同初、潘田力和吴炎等都死于这场战争，多少亲朋战友为了明朝都慷慨就义了，面对清人的诱降，顾炎武毫不退缩地选择不合作，宁可从容赴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是他一生标榜“行以有耻，博学于文”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持邀请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禀告二老：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生于乾隆五十年，历经嘉庆、道光两代，咸丰登基后不久病故。他从政为官四十年，先后担任多职，但他的正直清廉，不仅为他的人民所敬仰并赢得“林青天”的美誉，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钦佩他的品德和贡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英国人包令这样评价林则徐：“忠诚地、几乎不间断地为他的国家服务了6年。在社会生活中，他以廉洁、睿智、行为正直和不敛钱财而著称。”

　　林则徐一生在14个省担任过多种官职，他的非凡之处，是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丝不苟的责任感。有了责无旁贷的献身精神，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时有人评价林则徐“无一事不认真，无一事无良法”，这话千真万确。虽然林则徐的实干精神挽救不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林则徐殚精竭虑地干成的每一件实事，在局部上，在具体问题上，给国家、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林则徐时代不同，但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林则徐每任一职、每做一事，从来没有敷衍马虎过。实干加智慧，贯穿于林则徐为官从政的全过程。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4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他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梁启超：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

　　梁启超（187~19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从187年出生到199年去世，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只有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主编《新民丛报》，成为一代青年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五四运动后潜心学术，写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著，堪称一代宗师。在他身后，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一千多万字的鸿篇巨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护国战争的灵魂，保皇会、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学术界的大师，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风云人物。

　　1895年春天，他赴京应考时，正赶上日本强迫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参加科举会试的18省100名举人，一致推举康有为和梁启超上书朝廷。在他们写成的万言奏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这一史称“公车上书”的伟大壮举，一时轰动了整个中国。

　　“人活精神”，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９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

　　梁启超的一生正好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追求宪政、改革社会的理想始终不变；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他毕生以新民为己任，只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个学问家，他又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通家，在诸多领域开辟先河，博中有精，无人能比。他有句名言：“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做人不负责任，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官不负责任，就有愧于人民赋予的那份权力，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称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要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使命，要牢固树立责任重于山、工作无小事的思想，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全力以赴，毫不懈怠；遇到矛盾和困难，迎难而上，毫不退缩；出现问题和失误，勇于担责，毫不推诿。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191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进攻。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激情，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

　　李大钊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向李大钊学习，就要学习他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学习他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他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李大钊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副对联，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过：“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他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毁家纾难，接济贫寒的青年和支持革命活动，以至学校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庭生活无以为继。他牺牲后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李大钊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李大钊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在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历经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如今，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面对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永远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1881~19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五四”时期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发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7年后定居上海，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的著作、译作、书信等是留给后世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鲁迅的杂文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提倡的新兴版画，又是当时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鲜明特色。

　　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

　　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有超越性的思想家，尽管去世几十年，但他当年所思考、所焦虑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新鲜的。近百年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但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入的，鲁迅可能是第一人，是鲁迅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鲁迅独具慧眼，他发现了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衍生遗留的一些问题、弊病，现在还大量存在于社会中。鲁迅的出现是个奇迹，鲁迅是我们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斯基这些思想家，是同一水准的。把中国的病根看得清晰彻底，这是鲁迅的伟大。”

　　“我以我血荐轩辕”出自于鲁迅诗《自题小像》。诗本无题，是鲁迅于190年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求学时，剪辫题照，赠给他的挚友许寿裳的。全诗如下：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弃医从文”确立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其源概出于“我以我血荐轩辕”所表露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是《自题小像》诗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升华，也是青年鲁迅鸿鹄之志的写真，更是鲁迅先生矢志不渝、毕生实践的人生格言。在“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壮美诗句的字里行间，跳荡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英灵，它激励着当代亿万青年去光大这“民族魂”，去实践这值得“毕生实践的格言”。

　　★焦裕禄：群众满意，党就满意

　　焦裕禄（19.8.16~1964.5.14），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干部楷模，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到了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

　　�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共和国的脊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反映焦裕禄精神的电影和电视剧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大部分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是看着连环画，听着焦裕禄的故事长大的，但不少人当时只是怀着一种朴素的崇敬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情结，而对于如何学习焦裕禄精神、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等问题，知之不多，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思考。如今对照焦裕禄同志4年短暂而又闪光的生命旅程，深刻感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一个人无论职务高低，无论高贵平凡，只要勇敢地担当起了他所处时代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注入了一滴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上增添了一块砖，都是了不起的。这样的人尽管平凡渺小，但都值得人们钦佩和怀念。

　　焦裕禄同志那句：“群众满意的事，党能不满意？群众不满意的事，党能满意？”语言朴素，但是道理深刻。他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冒着个人犯错误的风险，为因饥饿而犯浮肿病的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解决基本口粮问题。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敢于担当，这些都来自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只有像焦裕禄同志这种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人，才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把个人荣辱安危置之度外，才会有党兴我荣，党危我忧，处处为民着想，事事为党分忧的赤子情怀，才不会有影片中那位吴县长所说的，“饿死几个人算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干部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这种只顾乌纱帽，不顾群众死活的明哲保身的错误思想。

　　014年月18日，***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如何学习焦裕禄精神提出了要深学、细照、笃行“六字”要求，特别强调我们每个党员干部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认真查找自己身上的差距；要求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学习他对党忠诚、为党分忧的赤胆忠心；学习他守土有责、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学习他解民之难、谋民之利的公仆情怀，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改造自我、完善自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杨善洲：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

　　杨善洲（197.1~010.10）男，汉族，云南施甸人。011年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奖者。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年11月入党，曾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010年10月10日因病逝世。杨善洲同志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曾担任保山地委领导，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只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1988年6月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由于成绩辉煌，杨善洲在退休之后，获得“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章”“全国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被誉为“活着的孔繁森”。

　　1988年4月，60岁的杨善洲同志光荣退休。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洲。”大亮山位于保山市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海拔在1800~619米。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农民缺衣少粮，就开始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生态遭到极大破坏，山光水枯，荒凉空旷，山石裸露，山间溪流逐年减少乃至枯竭，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周边十几个村也陷入“一人种三亩，三亩吃不饱”的贫困境地。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村民只有进一步开荒，扩大耕种面积，导致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杨善洲选择大亮山，就是为了改变家乡的生态环境，造福家乡人民。他说：“我是在兑现许给家乡老百姓的承诺，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回去照顾家乡父老，家乡人找过我多次，叫我帮他们办点事我都没有答应，但我答应退休以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经过考察我认为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实在，这既对全县有利，也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有利。”

　　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和锯木树都不长。”然而，杨善洲创办林场的设想和决心没有被动摇。他请地、县林业部门的领导和科技人员到大亮山上作多次调查研究。他们带着帐篷，风餐露宿，徒步4天，对姚关、旧城、酒房等地进行了调查。经过调研，杨善洲更坚定了改变大亮山面貌、“种树扶贫”的决心，并将场址选在施甸县的姚关、旧城、酒房个乡结合部的大亮山。

　　林场成立大亮山造林指挥部，杨善洲亲自担任指挥长。成立当晚，他们在用树枝围起的简易帐篷里，围着火塘召开了第一次造林会议，把林场职工分宣传动员、整墒、育苗三个小组，要求抢在5、6月份雨季来临前育下能种万亩以上的树苗。

　　到达大亮山的第二天，杨善洲把大亮山社的社长找来，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把他们到大亮山的目的和意义都讲明白了，希望得到大亮山社的支持。大亮山社的社长李宗清见到老书记身先士卒，早就感动得不得了。他连声说：“老书记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不住城里住山里，为的是给咱老百姓造福，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办什么事，就老书记一句话，说什么我们都支持！”

　　1999年11月，杨善洲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不幸踩着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但半年后他又拄着拐杖执意爬上了大亮山。开始办林场那几年困难很大，但是杨善洲艰苦奋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没有钱盖房子就花7000多元钱盖油毛毡房40多格，一住就是八年，有个职工住了九年半才出去。没有钱购买农具，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办公桌、板凳、床铺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晚上照明没有电，每人买一盏马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杨善洲同志意识到大亮山林场要发展壮大，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改变传统单一的经营方式，进行多种经营。建场之初，杨善洲主要以种植华山松为主，在党的十四大后，他感到仅仅种植华山松不能最快的产生效益，林场要以林养林，要提高经济效益。于是，他们从广东、福建等地引种龙眼树苗，开辟了龙眼水果基地。施甸县的立体气候十分突出，高海拔地区常年云遮雾罩，是种植茶叶的好地方。酒房乡供销社茶厂生产的袋装黑山银峰茶，1994年曾荣获“省农业厅优质产品”称号，供不应求。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也建立了茶叶生产基地，还专门投资建了一个粗茶叶加工厂。杨善洲号召林场职工开拓新的生产经营领域，在他和林场职工的努力下，大亮山林场没有几年时间，就红火起来了，事业扩大，经济效益也逐步显现出来。

　　为了搞好多种经营，他们办起了茶叶基地，又建起茶叶精制厂，茶树也长得有半人高了，但正在这时，发生了一场鼠患，一只只肥大的老鼠几夜之间就把三分之二的茶树啃死了，人们辛勤多年的茶园毁于一夜。面对这挫折，有的人畏缩了，但杨善洲却没有被困难压垮。他鼓励大家，茶园毁了可以重新种植，人的精神垮了，事业就真正完了。他要职工振奋精神，重新与大自然搏斗。初建林场的三年，他们好不容易种活了将近万亩华山松，有近400亩松树被一种叫紫荆泽兰的毒草侵扰死了，杨善洲又鼓励职工不要泄气，振奋精神重新再干。在他的鼓舞下，林场职工始终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

　　杨善洲虽然是大亮山林场的义务承包人，但他并没有从林场拿钱。最初的几年里，林场只给他补贴70元伙食费，后来调到了100元。不仅不要钱，杨善洲还经常要给林场贴钱。林场在山下办了一个水果基地，招了一些临时工，碰上林场经济困难的时候，杨善洲就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用于发工资。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林场珍稀动物有黑熊、豹子、猕猴、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风调雨顺，周边居民修枝打杈就能解决烧柴问题，通过合理采收干巴菌等山珍实现增收。009年9月至010年5月，保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但由于大亮山的植被非常好，涵养的水源多，水量充裕，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干旱期间仍然充足。009年4月，杨善洲将活立木蓄积量价值超过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杨善洲六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他曾说：“我195年入党，其实当时自己没想到入党，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组织上看我表现不错，把我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越来越觉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远大目标是使整个中华民族富裕起来，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入党后，我很快找到了人生方向和奋斗目标。”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沈浩：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沈浩，安徽萧县人，毕业于铜陵学院。004年，沈浩到安徽凤阳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小岗村任职近六年来，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忠实履行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使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但繁重的工作累垮了沈浩的身体，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为党的事业，为“三农”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他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决定，追授沈浩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沈浩先后获得“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全国百名优秀村官”“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009年度中国农村新闻人物”等称号。

　　004年月，沈浩刚到小岗村时，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家底还很薄，发展仍然滞后，他的前几任一直在探索发展的路子，那时小岗村的发展思路还不甚明晰，村民对他的到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有的人甚至投来怀疑的目光：“一个省城的年轻人，镀金来的吧？”然而这些没有影响他为小岗村谋发展的热情，反倒让他更冷静，他说：“一些群众表现出的冷漠，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们想要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他坚信，小岗村是“中国改革第一村”，这个品牌全国独有，只要发展的路子对了，只要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完全可以实现快速发展。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沈浩在各级党组织特别是选派单位省财政厅党组的大力支持下，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科学发展观，获得了党组织的肯定，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007年，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全省优秀选派干部标兵”；008年，先后被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授予“全国百名优秀村官”称号，被授予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人三十事”先进个人，同时，在由中国农村杂志社、农民日报社等10多家中央新闻单位主办的“007年全国农业十大新闻暨第七届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评选中，获得唯一的“特别奖”；009年，被第九届全国“村长”论坛组委会授予“优秀村官特别奖”。

　　如今，沈浩虽然走了，但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串串不平凡的足迹，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业绩，生动诠释了一名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崇高境界。他忠于党的事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品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公仆情怀，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扎根基层、勤奋敬业的务实作风，舍己为公、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在群众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我们要以沈浩为榜样，争做新时代尽责有为好干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