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典李宣对视了一眼
李典心道：“昨天我屈己俯身，，好言好语地请他不要把昨日之事外传，他默不作答，使我不得不向文君自陈过错，并违背己意，违心地把他举荐给文君文君仁厚念旧，固未因此怪罪於我，然而却也已损我名，经此一事，也不知文君以后还会不会重用我他倒好，却竟因此得了文君的青睐！与他‘亲善’？哼！大丈夫岂有忍气吞声，怀侵怨而不决之者？”
李宣心道：“李典诸辈自恃为中尉旧人，每每轻视於我，昨天在马服山上，他们还这般骂我！昔日在我家常山，谁人不知我李宣之名？宣亦男儿丈夫，焉能受此辱不报？来日如得机会，我必报之”
李宣当年在常山轻财好客，结交轻侠，亦是一县强侠，自降文丑以来，屡屡受到李典等人的轻辱，早就衔恨，忿忿不平，欲报此辱了，昨天他还以此来激励过他部下的兵卒。
两人各有心思，虽各怨恨对方，却不敢违背文丑的命令，勉强对揖了下。
文丑笑道：“你们回营去吧”打走了他俩，自与荀彧登车，乘车回城
文丑其实不喜坐车，车里闷，走得慢，还颠簸，平时出行常常骑马，骑马爽利，并且还可借此向兵卒百姓显其英武之姿，可谓两全其美，只是儒家讲究尊卑有序，汉制规定官吏出行必须按不同的品秩乘坐不同的车，以示威仪於民本朝初年，巨鹿太守谢夷吾未尊国典，乘柴车出行，被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遂被贬为下邳县令有此前车之鉴，文丑虽好乘马，却也不得不在办公事时改乘车行
车前有诸般仪仗。
四个手执“便面”的步卒雄赳赳地在最前开道，立着大斧的战车肃穆相随，鼓吹车继行在后，乐者跪坐车上，鼓声乐以壮官威，再其后，三辆坐着中尉府中吏员的吏车为导行，吏员均带剑吏车后边就是文丑乘坐的主车了，车上竖立着高大的黑色车盖，车两侧被涂为红色，车之前后各有两个扛棨戟的骑吏护卫主车后又有两辆白色车盖的吏车从行，这两辆吏车是主簿主记的坐车文丑现尚未辟除主簿，主簿车却只是一辆空车，只有御者，没有乘者
空车不止中尉主簿的坐车，前边的三辆导行吏车也空了一辆，空的却是中尉功曹之车
在文丑主车的周围，又有铁千等带亲兵紧紧护卫跟从典韦没有回营，披甲持戟地徒步从在车边。
老实说，文丑虽不喜欢乘车，但却也不得不承认二千石汉吏的出行仪仗的确威风凛凛坐在车上。
……
北门附近里中的楼上，元氏相元氏荣等观看文丑车驾回城
元氏相目注文丑主车前后的导从吏车，若有所思地说道：“中尉就任半月，迟迟未辟功曹和主簿，未辟功曹和主簿而今日出行却带着功曹与主簿之车，此举有深意”他问元氏荣，“你刚才说，乐伯节讲大王要召见中尉？”
“是艾昨天相君给大王报捷时，大王说等今天胜军凯旋后他要召见中尉和荀彧”
元氏相往街上看了会儿，注意到文丑的车驾没有往城西中尉府去，而是向王府行去，说道：“真是往王府去的”略一寻思，做出了决定，吩咐元氏荣，说道，“去给我备车”
“备车？”
“我要去王府！”
相比前汉，东汉的诸侯王老实得多，截止到汉灵帝时，诸王犯法被治罪的共有二十三人，大多在明、章、和、安帝时，桓帝时两个，灵帝时只有一个，即渤海王刘悝，还是因被诬告而获罪的。其余获罪的诸侯王里也有是被诬告的，加上刘悝，共有四人。
前汉的诸侯王多有诬告朝臣，致使朝臣获罪身死的，而东汉却变成了诸侯王被诬告获罪，强弱之势互易。较之前汉，东汉之诸侯王已无有权威，如笼中之鸟。
东汉诸侯王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他们犬马自娱和对国中吏员敬畏的态度上。
明帝时，北海王刘睦遣国中的中大夫入觐，中大夫yu称其贤，他叹道：“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sè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为避免引起朝中猜忌，不敢称贤。
王国的傅、相、中尉有监诸侯王之责，而当他们触法犯罪时，诸侯王亦有劾奏之权，但东汉的诸侯王却至有不敢举奏者，如清河国傅贪赃枉法，清河王刘庆便不敢举奏，天子责之，其答曰：“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纠察。”
傅、相之权完全凌驾於诸侯王之上。
东汉诸侯王犯法的少也与社会风气有关。前汉风气激进轻狂，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民风剽悍好斗，然至前汉晚期，随着儒学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之风尚亦趋向於深沉谨厚。因此之故，东汉之诸侯王多谦良恭孝，不少人经学文雅，在国谨节，如东平宪王刘苍，唐时李世民问魏征诸皇子谁贤，魏征答是吴王，说他可与汉的河间、东平两王相比。河间献王刘德是前汉的诸侯王，景帝第三子，有雅材，推崇儒术，乃至形成了一个河间学派。
总的来说，东汉诸侯王的地位远不及前汉早中期的诸王。袁宏说：“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
两汉之世，诸侯王从骄纵到守臣节，这与中庸的政策密切有关。
前汉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为稳固政权，大封宗室为王，yu以之为藩辅，拱护京都，宗室由是蓬勃发展。文帝后，宗室势大，与zhongyāng抗衡，於是朝廷又开始大力限制宗室，经七国之乱，又经武帝整治，宗室遂转衰微，到西汉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藩”，“中外殚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无所忌惮”，於是篡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