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中山国的人加入秦国的部队之后，他们开始成为了秦国的骑兵部队，那些中山国的人一个比一个英雄。
这些中山国的人，十分厉害。
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李牧对时机的掌握非常准确。开始抵御匈奴时，因时机不成熟，他就是不出击，即便被称胆怯，遭受赵王责备、罢免，也不改初衷，但当赵军训练成熟，装备完善，纷纷请战，而匈奴兵将心高气傲，大举入侵时，他便果断出击，布下口袋，一举全歼匈奴骑兵。
第五，认为单一兵种作战都有不足，各兵种应协同作战。
在大破匈奴之战中，李牧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1.3万匹，骁勇步兵5万人，弓弩兵10万人，加紧演习战术，进行战斗编组，组建一支由各兵种编成的出击兵团。靠这些兵种的协同作战，终于取得了全歼入侵敌军10余万的巨大胜利。
第六，力求以己之长对敌之短。
李牧针对匈奴骑兵机动灵活、战斗力强及以掠夺为主要作战目的，但不善固守、打阵地战，军需全靠抢掠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使敌优势无从发挥，军需无法补充，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身战斗力；俟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进行包围。这使匈奴骑兵的优势不能发挥，缺陷尽显，而使自身车战、步战的长处得以发挥，而机动性差的缺陷得以避免。
对匈奴作战，虽最终目的是打垮匈奴，但开始却专意防守，不轻易出战，当防守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准备就绪之后，方才出击，与匈奴大战。在大破匈奴之战中，当李牧放出牛羊和牧人，引诱匈奴骑兵l0余万人深入赵境，正式作战时，开始也采取守势作战，以车阵从正面迎战，利用战车限制、阻碍和迟滞敌骑行动；以弓弩兵轮番发射；而将骑兵及精锐步兵控制于军阵侧后。当匈奴军冲击受挫时，李牧乘势将控制的机动精锐部队由两翼加入战斗，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匈奴军于战场。经激烈格斗战后，除单于率少量亲卫部队突围逃走外，进犯的10万骑兵全部被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