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

　　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内蒙大部、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

　　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

　　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如果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其实中国自古立国，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所以终于*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公元986年，辽景宗耶律贤死。年仅十二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由其母亲萧太后摄政。宋太宗在没有经过任何实地考察，没有任何权威情报的情况下，武断的认为，辽国“老主丧，新主年幼。孤儿寡母国内必乱”。于是趁机大举伐辽。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北方名将杨业则做了潘美的副将。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由于杨业的勇战，很快就收复了云州等四州。但是，由于宋军前线将领深受限制，根本没有应急的指挥权和调兵权。而宋太宗赵光义本人又根本不具备作为统帅的才能。致使宋将米信所部造偷袭，首先覆没，后方粮道被切断。导致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和中路军田重进因绝粮陷入困境，加之腹背受敌而前线将领有无权临阵随即指挥。最终宋军主力中路、东路20万人全军覆没，宋军败局已定，全线溃退。败局下，潘美和杨业的西路军也开始撤退。但因为还要掩护已经收复的四个州的百姓撤回中原，所以西路军撤退的速度要慢得多。当撤退到狼牙村时，辽军攻占寰州（注：今山西朔县），*近宋军。于是，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并且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主帅潘美也赞同。但问题是潘美并没有实际指挥权。因为他身边有个监军王侁。王侁本身是靠阿谀奉承爬上高位的，根本不懂军事。但他坚决反对杨业的战术，因为他秉承的就是宋太宗对杨业的不信任。同时他强令杨业领本部人马殿后。由于王侁有最终决策权，潘美也不得不屈服。因此，杨业被迫率领不足1万人的兵力在后面阻击辽军。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杨业知道此去很可能回不来了。因此含泪请求潘美允许留下自己的长子延昭，同时请求潘美在陈家谷口两侧埋伏步兵和弓弩手。待他退到谷中后夹击辽军。但是，在埋伏一天后，监军王侁贪生怕死，断定杨业已经阵亡。因此强令潘美将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当杨业退到谷中，没人接应。被数万追击的辽军重重包围。最终，所部数千将士全部战死，其中包括杨业的部将王贵和他的幼子杨延玉。杨业本人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最后因战马中箭，落马被俘。在辽营，杨业严词拒绝了辽国劝降，绝食三天三夜，壮烈殉国。享年55岁。杨业战死后，王侁为推托责任，勾结边将，悍然诬蔑杨业“通敌叛国”。后来杨业妻子佘氏和长子杨延昭写血书，与朝中数十名重臣以及有良知的边将联名上奏，才使真相大白。潘美被降职。直接责任者王侁革职查办，刺配金州。杨业死后，宋朝丧失了北方边境的擎天支柱。加之两次北伐均告惨败，开国精锐之师全军覆没，无力再次北进。因此，辽国开始连年攻掠北方边境。在这种危局中，本文的主角。杨业的长子杨延昭，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等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续写“杨家将”的功业。

　　公元980年，辽朝大举南侵北宋，以十万大军攻打雁门关。而杨业手下只有只有三千兵力，而且大部分是步兵。双方兵力相差极为悬殊。面对强敌，杨业以步兵在正面佯装抵抗并逐步后退，以诱敌深入。同时采取远后方大纵深迂回的战术，亲率仅有的几百名精锐骑兵抄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辽军后方。杨业命令所有骑兵在战马的尾巴上都拴上树枝拖在身后。这样奔跑时会卷起大量烟尘，让对方无法辨清虚实。随后杨业率骑兵发起冲锋。辽军南侵后，一路上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异常骄横。轻敌冒进。根本没有料到杨业敢于以区区三千人进行抵抗，更没想到杨业能主动发起进攻，因此毫无防备。宋军从辽军背后发起冲锋，战马后面拖着树枝卷起大片尘土，一时烟尘滚滚，战马嘶鸣。杨业一马当先率宋军铁骑冲入辽军阵中乱砍猛杀。辽兵毫无防备，加之弄不清后面究竟来了多少宋军，一时间胆颤心惊，阵脚大乱，纷纷溃散。杨业带兵趁胜追击，掩杀十几里杀伤大批辽兵，射杀一名贵族，还活捉了一员辽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宋雁门关大捷。雁门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是宋、辽战争中宋朝少有的大胜仗。杨业在此战后威震塞北。“杨无敌”成为令辽军闻风丧胆的称号。但是，杨业取得的胜利并没有为他在祖国带来多大的荣耀。相反的，北宋其他边关守将以及朝中的那些“大儒”们对他的成功充满嫉妒。纷纷上书弹劾，甚至公然明目张胆的捏造“证据”诬陷杨业“谋反”。宋太宗对杨业这个“降将”本来就不信任，但迫于北方防务的压力不得不用。因此，宋太宗将所有参劾杨业的奏折封好，派人送给杨业。一些评论认为这表明了宋太宗对杨业的信任。但灵云认为，这种举动更多的是对杨业的一种“旁敲侧击”。杨业就是在这种不信任的压力下为宋朝镇守北方边境的。

　　昭（灵云注：958—1014年），本名延朗。后来，为了避道士赵玄朗（灵云注：就是财神赵公明，被宋室赵氏奉为始祖，追谥“宋圣祖”，因此杨延昭要避嫌）的讳，改名延昭。自幼就随父亲习武。成年后追随其父争战，屡立战功。公元979年北宋第一次北伐中，时年二十九岁的杨延昭为先锋，随其父先后力克攻应、朔等州。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杨业殉国后，杨延昭继承父志，领兵镇守北部边境。在景州（灵云注：今河北景县）、保州（灵云注：今河北安新县）等地抵御辽军侵扰。在任期间，杨延昭治军严格，多次击溃辽国入侵。

　　公元999年初。宋真宗得到辽圣宗及萧太后屯兵幽州，准备大举南下的情报。于是命忠武军节度傅潜为镇、定和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屯定州。节制北方驻军。杨延昭改调保州沿边都巡检使，守卫保州、广信、安肃三州军事。同时，由于燕云十六州的沦陷，宋朝丧失了北方燕山山脉这一重要天然屏障。辽国骑兵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河北平原上可以肆意驰骋杀戮。因此，宋太宗为了加强北境防御设施，接受了当时沧州刺史何承矩的建议，利用河北平原湖泊、水系多的有利条件。开水渠，挖深池，将河北各地水系相连同。形成了一道自保州沉辽泺至沧州泥沽海口，绵亘九百里的“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徒涉”的，由湖泊、河道、沼泽、浅滩和水田构成的多层次、大纵深水上防御体系，企图以水来组躺契丹铁骑的步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朝“水长城”。北宋的水路防护的，其重点地段就是杨延昭所部驻守的保州、静戎、威虏三州军，成为契丹陆路南下必经的咽喉要地。因此，杨延昭到任后，立即赶修城垣，加紧储备粮草兵器等。同时命魏能屯兵梁门，杨嗣屯兵保州，自则亲率所部3000人镇守中央阵地遂城（注：即今河北徐水县），正面应击契丹铁骑的刀锋。公元999年九月初，辽萧太后及圣宗率10万大军越过易水大举攻宋，宋军节节。辽军一路势如破竹，破狼山，直奔战略咽喉遂城。遂城攻防战打响。

　　面对数十倍的强敌，杨延昭紧急向后方求援。但宋朝北方军队总指挥忠武军节度傅潜贪生怕死。座拥主力大军步骑兵二十余万却拒不增援。结果辽军将遂城团团包围。辽军先是劝降。将用契丹文、汉文书写的劝降信射入城中。先是以当年擒杀杨业的“战绩”，随后又以归还杨业尸骸为诱饵威*杨延昭投降。但都遭到严词拒绝。在劝降未果的情况下，辽军开始攻城。起初，辽军并没有将弹丸之地遂城放在眼里，认为“弹丸孤城，稍顷即克之”。但是，由于城内军民在杨延昭的组织下早有准备日，加之辽军因轻敌，并没有投入大的兵力攻击。因此初期十几次进攻均告失利，死伤枕挤。

　　于是，辽军改变策略。动用步兵主力，用人海战术，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冲向弹丸的遂城。同时，辽军骑兵在后方用弓箭进行掩护。战斗打响后，辽军步兵在骑兵弓箭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推着云梯，举着盾牌，拼死强攻。面对城下的人海，杨延昭镇定自若，表现出一个杰出将领的才华。他指挥守军，依托事先架设在城垣上的大型木盾躲避对方弓箭射击。当敌军接近后，宋军远用连弩进行猛烈而密集的齐射，最大限度的杀伤敌军。当敌军靠近后，先用竹竿长将对方云梯推倒。云梯上的辽军士兵也随之摔死。随后在城头用滚木、雷石和灰瓶（灵云注：一种内装大量生石灰的薄瓦罐，破碎后石灰可烧伤对方眼睛等。是守城武器）打击敌军。同时用大锅烧开水后倒下去烧烫对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打退辽军的进攻。

　　九月底，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辽国投入最精锐的王室玉帐亲骑（注：即辽国皇室近卫军），同时抽调大批援兵，全力攻城。为鼓舞士气，辽国当时的实际最高统治者萧太后亲临战场，等上高台，亲自擂鼓督战。辽圣宗则亲临前线劳军。在统帅的鼓动下，辽军发起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势，战况空前惨烈！后方，数万辽军弓箭手以齐射的方式，不到4小时的时间就向小小的遂城发射了数十万支箭。密集的箭雨遮天蔽日的砸向遂城。随后步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架设云梯强城墙，另一部分架冲车直攻城门。城头宋军冒着密集的箭雨拼死抵抗，首先是用强弩还击，同时用长竹竿推倒秦军的云梯，在城头用滚木雷石打击登城秦军，同时用大锅将水烧开后泼向敌军。此时，辽军又以新型攻城塔配合攻城。攻城塔下面是一个巨大的4轮底座，用人力推动前进。上部是一坐高大的塔楼，塔楼里面是多层盘旋而上的云梯，外面由厚木板掩护，顶端前部是一个可以开合的吊桥门。士兵在里面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护，当接近城墙后放下吊桥门，士兵可以直接从塔内冲出蹬城作战。避免了以往云梯伤亡大的缺点。同时挖掘地道，企图从地下攻城。而此时城内守军以不足3000。危机时刻，杨延昭身披铠甲手持宝剑亲自上城指挥作战。同时，组织城中百姓中的壮丁，被甲执械，登城协助守军防守。在杨延昭无畏精神的感召下，遂城军民士气大振。高呼口号拼死抗击辽军。到最后危机时刻，甚至连城中的老弱妇孺都协助守城。他们用绳索拴上巨石去撞毁辽军的攻城塔，发射密集的火箭焚毁秦军攻城塔。同时，在反方向挖掘壕沟，截断辽军地道，还向辽军地道中灌水，最终彻底挫败辽军攻势。辽军在遂城死伤数万人。遂城外壕和护城河被辽军尸体填平。护城河水被鲜血染成深红色。辽军再次受挫。

　　不过平静随着赵光义的病逝再次被打破，宋辽战争的第二次*终于到来了！辽国萧太后母子利用宋真宗上台不久，亲自带领大军发动了旨在征服宋朝的大规模南征。这场战争的焦点无疑是瀛州裴村之战，此战宋将康保裔陷于敌，对此战众家各有说辞，所谓“权威”的《中国军事通史》更是绘声绘色描述道：“范廷诏约与次日早上合军击敌，不料当日晚上范廷诏偷偷的率部逃走”事实真是这样么？让我们带着疑问共同探讨整个战役的经过吧！

　　二、战役的准备

　　辽国的军事准备在咸平2年也就是统和十七年七月就开始了，辽史记载“秋七月，以伐宋诏谕诸道。”依据宋朝知代州柳开的奏报八月契丹军已经开始试探性的攻击，“伏自八月以来，闻河北边上敌人屯结甚众，又数侵犯雁门瓶形寨、宁化军。度其奸谋，必不轻退”。依据全辽文宋顺墓志“统和十九年九月，承天皇太后金坛拜将，玉帐运筹，因兴丹浦之师，直指黄河之渡”。辽军应在九月开始全面展开，不幸的是辽军兵马未动先折大将著名将领耶律斜轸去世，辽史记载“从太后南伐，卒于军”辽史耶律斜轸传。但这并没动摇这位铁腕政治女强人的决心，十多万精锐辽军浩浩荡荡南下踏上了企图征服一个庞大帝国的征程。

　　而同时宋朝也在积极准备，七月在辽方“诏谕诸道”的同时宋朝就得到了情报开始积极准备了。不过和辽国一样宋朝宿将也开始凋零，两次重创耶律休哥的李继隆因为拥立楚王元佐，已经被架空了军职，宿将曹彬先于耶律斜轸数月也去世了。宋朝任命了一系列将领“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西上閤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鈐辖，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为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同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为策先锋。”此外镇，定，高阳关河北三大镇分别由猛将葛霸，范廷诏，康保裔指挥，特点是增强了统一指挥和调度傅潜“光荣的”成为第一任身兼三个大镇的最高指挥官统一调度河北军事。此外宋真宗颁发了一系列的官员加恩以鼓舞士气。该年八月宋真宗为了向辽军示威也为了显示自己对军队的领导力，在京师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并亲自参加检阅京师的卫戍部队，史载：“上至行营，诸军阵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诸班卫士，翼侍於臺后。有司奏成列，上升台东向，召从臣观之。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这次阅兵规模浩大“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二十万分出诸门，迟明乃绝”。

　　三、中山血战萧达凛

　　九月契丹人终于开始全面行动，萧太后母子到达南京“九月庚辰朔，幸南京。”。

　　辽国的进军路线是从威虏军，保州方向实施突破直*宋军河北西路的要塞，宋朝镇、定、高阳关路押先锋大将田绍斌“素勇悍”和石普，以及保州守将杨嗣商量后决定迎战，于是辽宋双方先头部队率先在保州以北的廉良河打响了这场可怕战役的第一枪，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田绍斌在指挥部等到了夜里石普和杨嗣仍然没有回来“及夜，普、嗣未还”，田绍斌一看形势，估计宋军有麻烦了，马上提兵出援，到了廉良河一看宋军果然已经败退而且“颇丧师众”田绍斌“即合兵疾战”，宋军反败为胜，辽军损失惨重惨败而退，此战宋军斩首五百级，上报的杀敌数高达两千之多，获马五百匹。。宋军获胜傅潜马上派右侍禁郭均快马报捷，真宗得到捷报异常兴奋，群臣纷纷奏贺。虽然宋军首战告捷但实际前线形势相当不乐观，田绍斌取胜后马上写信给傅潜陈述了前线形势：“潜屯中山，绍斌三驰书于潜，且言：“边众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与战，慎无穷追。”可见辽兵来势之凶猛。此外各边将纷纷要求定州的三路总指挥傅潜增援“延昭与杨嗣、石普屡请益兵以战”，不过傅潜统统一概加以拒绝紧缩唐河防线。辽军前锋被击溃后，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会同主力十月在萧太后的带领下再次突入宋朝边境，攻打遂城要塞，遂城守将是杨业之子杨延昭，此人号称“杨无敌”颇有大将之风，他采取了女真人冰城战术在城头上浇水，由于天寒结冰后非常湿滑，辽兵难以立足，只得悻悻而退，撤退时遭到宋军袭击，丢弃了不少铠仗辎重。萧太后在遂城碰了一鼻子灰后不甘失败继续南下，攻击定州西北狼山镇石砦。对于辽军的入侵宋军将士士气高昂出战很多士兵“咸自置铁挝、铁棰，争欲奋击”但主将傅潜依然坚持防御策略，闭门不出。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

　　��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祐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榷茶销番，保证军费和战马来源

　　从历史的真实意义来说，宋大祖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但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在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等政权，尔后又有东北的金政权。北宋统治者片面总结了中晚唐时期宦官擅权，藩滇割据导致唐代灭亡的经验教训，而忽视了北宋的国情。在军事部署上错误她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禁军有一半是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防止人民起来造反。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势力采取被动的守势。这种策略被他们所识破，就诱发了她们频倾向北宋发动进攻。同时宋军队由于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战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虽然养了百余万大军，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侵忧。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献大量的银、绢、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订立屈辱的“渣渊之盟”，宋每年给契丹银十五万两、绢二十万匹。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10-1012），西夏发动多次人规模进攻，结果在公元1004年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西夏又发动进攻，烽人不息，长期战乱。辽和西夏按连挑战，使北宋成了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积贫积弱”王朝。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和军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别重视对茶的垄断和茶马贸易的实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极为严酷，以维护专利政策的推行。后调整在茶叶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会之地”设荆南府、汉阳军、等六个榷货场。其次又在准南盛产茶叶的靳、黄、庐、舒、光、寿六州设立十三场。凡六州园户种的茶，一律隶属于所在山场，把茶叶生产者控制起来。从而造成东南诸路茶皆榷，唯川、广茶听民自卖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图富国强兵，欲彻底改变对辽、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纳了王韶招抚居住在今甘肃洮河流域一带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头对准西夏，制服辽国。过去在河北、陕西一带打战，故榷东南茶以助军响，现在要在与四川接近的地区打仗，不能舍近而求远，故决定禁榷川茶。这说明川茶之榷，主要是为了保证熙州、河州地区军事需要。

　　茶马贸易组织机构与实施办法

　　熙宁七年，神宗采纳了熙河路经略使王韶以茶易马招抚吐蕃的建议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筹办此事。当务之急是成立机构，统一管理榷茶买马事宜，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使茶马贸易政策得以顺利实行。

　　（一）茶马贸易组织机构：李杞抵达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设置茶场司，在陕西秦州设置买马司。因榷茶买马本属一回事.后两司合并，更名为都大提举茶马司。该司的职责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规，组建下属机构，统一管理川茶的征榷、运输、销售、易马事宜。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置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马贸易政策具体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政府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政府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刺激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茶马互市贸易自中唐开始出现，到宋代已发展成为封建国家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茶学学术界的深思。

　　以前茶学界提到历朝茶马互市贸易多有责难之嫌。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边”的一种策略。也有人认为这项政策是对边疆少数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的一种手段。历史的客观事实果真如此？笔者认为有重新认识深入探讨的必要，以复原历史客观真实面目，而有利增进地区联谊，加强民族团结。

　　边疆少数民族，食肉饮酪，茶能解油腻、助消化，所以他们对茶有特殊的爱好。茶与盐同属于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导出许多谚语，如“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进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丧喜庆和祭祀活动中都少不了茶。可见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京畿路治：开封府京东东路治：青州（山东益都）京东西路治：应天府（河南商丘旧城）京西南路治：襄州（襄樊市）京西北路治：河南府（洛阳市）河北东路治：大名府（大名县）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正定）河东路治：太原府永兴军路治：京兆府（西安）秦凤路治：秦州（天水市）淮南东路治：扬州淮南西路治：寿州（安徽省凤台县）两浙路治：杭州江南东路治：江宁府（南京市）江南西路治：洪州（南昌市）福建路治：福州荆湖南路治：谭州（长沙市）荆湖北路治：江陵府（湖北江陵县）广南东路治：广州广南西路治：桂州（桂林市）成都府路治：成都府梓州路治：梓州（四川三台县）利州路治：光元府（汉中市）夔州路治：夔州（奉节县）前面说到的路制，均指转运使分路，至于安抚使和提点刑狱使的分路则有所不同。北宋仁宗庆历（1041）以后，以防御契丹和西夏的军事行动是否指挥灵便考虑，将河北分为四路安抚司，陕西分作六路安抚司。河北四路安抚司分路为：大名府路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高阳关路治：河间府（今河北河间）真定府路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定州路治：定州（今河北定州市）陕西六路安抚司分路为：永兴军路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鄜延路治：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环庆路治：庆州（今甘肃庆阳）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熙州（今甘肃临洮）南宋高宗听从李纲的建议，于南方各路普遍设置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政，地位在转运使之上，所以，南宋的路制皆指安抚司的分路。南宋偏安江南，与金朝划淮水、秦岭大散关为界，半壁河山，只

　　图片说明：1.辽上京皇城遗址2.乌兰坝草原3.乌兰坝草原4.原始森林5.契丹石房子6.真寂之寺7.8.9.萧太后点将台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郊，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广阔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公元918年，太祖耶律阿保机令汉人康默记充版筑使建立京城，名“皇都”。公元938年，将皇都改为上京，府曰临潢，改国号为大辽。辽上京分南北二城，两城连接呈“日”字型，“北曰皇城、南曰汉城”。两城周长约合25华里。

　　萧太后点将台坐落在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哈巴其拉嘎查北三公里处。所谓点将台，实际是一巨大孤石。孤石高约30米，周长50米，平地拔起，无依无靠，四周是缓坡草地，孤石显得突兀孤傲，伟岸凝重。因孤石平平稳稳地坐落在草原上，有如当地牧民家中的炕桌，故有“石桌子”之俗称。

　　这里说的萧太后，指的是辽朝第五代皇帝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姓萧名绰，小字燕燕。

　　乾亨四年（982年）九月，辽景宗崩于西京的焦山（今山西大同附近）行在。按照景宗遣诏，景宗之于耶律隆绪继皇帝位，称为圣宗，其母萧绰被尊皇太后摄国政。当时萧绰年仅30，圣宗只有12岁，加之诸王宗室拥兵握权，南边与宋朝经常发生边界纠纷，因此，圣宗和萧太后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南面枢密使韩德让和北面枢密使耶律斜轸对萧绰说：“信任我等，何患之有？”于是，萧绰与韩德让、耶律斜轸一同参决国事。南面的军事委托给耶律休哥，韩德让总管宿卫事，大辽边境和萧绰母子的安全得到了保证。韩德让在萧绰的支持下，撤换了一批大臣，并夺了他们的兵权，使圣宗的地位得以巩固。但北宋于乾亨二年（980年）开始挑起的为了收复燕云16州的北伐契丹之战，并没有结束。

　　五代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清泰三年（936年）勾结契丹灭了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国号晋。为报答契丹援立之恩，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井把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北宋认为燕云16州是中原故地．理应收复。于是，宋太宗赵光义于乾亨元年（979年）灭北汉后，为收复燕云16州，乘胜北伐辽朝，在瓦桥关战役中大败，但伐辽的决心未改。乾亨四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伐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认为辽朝易主人心不定，圣宗耶律隆绪年幼，萧太后女流可欺。于是，统和四年（986年），他下令兵分三路再次北伐契丹。在多年的战争中，两朝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统和十五年（997年），宋太宗赵光义崩，其子赵恒继位。赵恒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本人和许多朝臣产生了“厌兵”倾向和“恐辽”情绪，部分将领贪生怕死，宋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而辽朝逐淅变被动为主动。不时发动侵宋战争。统和十七年（999年）以来，辽军在遂城，瀛州、望都等战役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萧太后于统和二十二年发动了著名的“澶渊大战”。这年九月已丑日清晨，辽军20万兵马聚集在辽上京西南十三公里今哈巴其拉草原“石桌子”山附近，分列40个方队，厦盖了石桌子山周围广阔的草原。草原上战马嘶鸣，旌旗蔽日，刀光剑影，铠甲生辉，将帅威武沉着，士卒斗志旺盛，展现了辽军的强大阵容。

　　辰时，只见一队人马从辽上京临潢府方向急驰而来。率领在前面的是皇太后萧绰，紧随其后的是圣宗耶律隆绪。韩德让、萧挞凛等将领护其左右。前面打着龙凤日月大旗，萧太后骑着桃红宝马，身着黄袍银甲战服，手持方天画戟，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看其形象，哪里是柔美的女子，而是冲锋陷阵的勇武将军。

　　只见萧绰母于二人风驰电掣般掠过方队，跃马登上石桌子山顶。萧绰高声宣谕：宋朝欺我新主年幼，欲夺我燕云宝地，数年征战，宋军元气大伤，但，仍为我大辽之后患。为了打击敌人，巩固疆土，今我与皇帝御驾亲征，望我大辽将士，精诚团结，勇敢杀敌，夺取最后胜利全体将领兵丁知皇太后与皇帝亲征，倍受鼓舞，精神大振，雀跃欢呼，誓立奇功。

　　萧太后一声令下，20万大军奔赴疆场。萧绰运筹帷幄，将士威猛如虎，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辽军抵达黄河北岸的澶渊城下，直接威胁着宋朝都城汴梁。然而辽军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萧绰恐怕腹背受敌而惨遭大败，因此，与宋朝协商，签订了“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为弟，宋真宗赵恒为兄，称萧太后为婶母，并规定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就此两国罢兵。

　　“澶渊之盟”不仅是辽宋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它开创了辽、宋两朝长达百余年和平交往的新时期，有力地促进了南北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萧太后孤石点将的故事在巴林草原广为流传，石桌子山被称之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