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来重视对外贸易，广州是唐朝唯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因此在帝国的对外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从广州出发的航线成为当时沟通亚非两洲、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远洋航线，这也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港口。

　　大唐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伴随着繁荣的对外商业贸易，唐朝政府在广州专设“市舶使”，总管各国朝贡事宜以及海路通商、征收“舶脚”。

　　可如今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机缘巧合身处广州的胡涛，一个不小心用力过猛，在广州‘安远造船厂’搞了个大肆造船的动作。无意中便引爆了广州城中早已开始酝酿的海商运动，也将广州城轰轰烈烈的对外商贸进程大大提前了。

　　明面上胡涛的造船举动为人所察觉，但其目的却始终未曾泄露，正是因为胡涛一开始便进行了防范，知情之人寥寥无几。毕竟未知的探索，风险是何其巨大，胡涛不希望无知之人妄送性命，也算是尽了一个拥有后世灵魂之人的怜悯之心。

　　远洋探索计划正式启动的同时，程大将军终于安心的返程了。

　　一来，皇命不可违，平乱已毕，回京交旨是为正理。

　　二来，远洋探索之事，胡涛已经答应将牵头人的身份安排给他，如此坐享其成，自然让好占便宜的老妖精心情愉悦至极。不过老妖精也算地道，临走之时自做主张将三百精兵交付给了胡涛，以充远洋船队武力担当。

　　平衡作为中国官场文化的精髓，是非常考校官场中人政治智慧的高等艺术。胡涛虽年轻，却也不是官场小白。程咬金乃朝之重臣，曲迎巴结理所当然；而地头蛇冯盎也是一方豪杰，更是怠慢不得。于是胡涛在讨好了程咬金的同时，顺理成章的将远洋探索资助人的名头安给冯盎。

　　如此以来，胡涛不仅获得的冯盎的好感，更落得了实惠。

　　好感，源于认可。冯盎身处岭南，对新近崛起的胡涛并不熟悉；花了些时日，通过亲信情报，方才知晓胡涛的一些故事，而后在亲身接触下，这才有了对胡涛的另眼相看。

　　至于实惠，冯盎一早夸下海口，‘自愿提供冯家的一切造船便利’。话虽好听，可这‘便利’的程度是多少，并没有量化明确，弹性空间也就大了去了。可如今，在胡涛的‘高帽’引诱下，冯盎为了坐实远洋探索资助人的名头，于是豪气的表态‘新造船费用冯家一力承担’。

　　得如此实惠，笑逐颜开的胡涛也不敢不投桃报李。不仅把自己所记得的欧式远洋商船草图送给了冯家的‘安远造船厂’，还给冯盎支招，应对广州城正悄然升温的海商热。

　　“市舶司？”冯盎疑惑的问道。

　　“对！专司海路通商诸番事宜。”胡涛回道。

　　“贤侄可否说得更详细些！”冯盎追问道。

　　“在广州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胡涛此言一出，只见冯盎眼中‘金光闪闪’。真得是‘金光闪闪’啊，丝绸之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实打实的金子、银子啊！冯盎岂能不知！冯盎已是地方豪主，他虽无制霸天下的野心，但扩充自家家底，为后世不肖子孙多留一份败家的资本，他还很是乐意为之的。

　　见到冯盎这意料之中的反应，胡涛心头宽慰，顿了顿继续下猛药的说道：“《史记》有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海运之利，冯公定然心中有数。现如今不管成因如何，这广州城中的海商之热已然成形，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冯公何不因势利导，在这某些短视之人眼中的穷乡僻壤，造就一个无上繁华的大唐‘南京’。”

　　“啥？？？南京！！！不可！不可！”一直以来泰然处之的冯盎，终被胡涛的惊世之言震到，肃然起身瞪满圆目，动容道。

　　“冯公莫急，稍安勿躁！小子知您所虑之处，请容小子细说。”胡涛急忙安抚冯盎道。

　　待冯盎稍稍平复，缓身回座。胡涛这才继续解说道：“小子非是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之徒。冯公大可放心，先前‘南京’之说，也非是小子头生反骨，胸怀不臣之心。只是提出一个标准，一个为之努力的方向。”

　　“怎么说？”冯盎追问道。

　　“西汉改都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因此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前朝杨坚篡周，建立大隋，以长安为首都，称西京；以洛阳为东都，称东京。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固化了大家的观念：‘都即京，京即都’。其实细化而言，京也好，都也罢。无非都是指一国的首善之地。通俗说来，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小子在此所提的‘南京’，发展方向仅仅定在经济、文化中心两个方向，不知冯公以为然否？”胡涛细细说道。

　　“哦......依贤侄的意思，借海商贸易契机，将广州变成不啻长安、洛阳的商业兴城！”冯盎幡然醒悟道。

　　“正是！不光是商都，还可以是汇聚南方气息的文化之都。也省得关中诸公自我优越感过剩，瞧不起关中以外的下里巴人。”胡涛依言补充道。

　　“说得好！同是大唐疆域，关中地区乃龙脉之地，地位不凡自不必说；可出了关中，可也不全是上不得台面的外藩土著之地。哼......”冯盎附和道。他那酸溜溜的语气，活脱脱一副乡巴佬曾经遭城里人当面鄙视过的模样。

　　这一‘真情流露’，冯盎说时不以为意，言辞出口后方觉不妥。于是假意清咳两声，调转了话头道：“咳...咳...扯远了些！贤侄还是继续说说这市舶司吧！”

　　胡涛也不点破，顺势接话道：“好的！小子设想，市舶司的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公据﹑公验)﹐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防止夹带兵器﹑铜钱﹑马匹﹑逃亡军人等﹔‘阅实’回港船舶﹔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制度﹐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市舶税﹔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抽解)﹔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许运销他处。至于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市舶司也可采取类似的管理办法。”

　　“如此甚妙！老夫这便准备公文，依贤侄所言奏请朝廷，在广州开设‘市舶司’。”冯盎赞道。

　　“......听冯公之言，似乎并不打算单干。请恕小子冒昧！海商之利想来冯公心中有数，据此以推，‘市舶司’日后成立，光是‘舶脚’便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冯公为何甘愿将此巨利让与朝廷？”胡涛疑惑的问道。

　　“老夫听闻，贤侄与天家关系亲近。莫非贤侄暗受陛下皇命，前来试探老夫忠心不成？”冯盎不答反问，假意戏谑道。

　　“冯公言重了，天佑不敢！”胡涛躬身施礼，正色道。

　　“哈哈......玩笑之言，贤侄勿怪！”

　　稍作停顿，冯盎继续说道：“老夫给你讲段往事吧！大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广州、新州（今广东新兴）的贼帅高法澄、冼宝彻杀死原隋朝官吏，占据二州，归附于林士弘。随即老夫自称‘总管’，亲自率军将其击败。当时便有人出来劝说老夫：‘隋朝已是末世，分崩离析、时局动荡，国内大乱；唐王虽然应运而生，但他的影响、教化尚未使人信服，岭南、百越之地尚无所归属。明公攻克平定二十个州，占地方圆数千里，岂是汉代赵佗的九郡能相比？现今名份还未确定，请加‘南越王’名号。’老夫如是回道：‘冯家居留百越之地已经五代，州郡长官所辖之地仅我一姓，子女玉帛我已有，人世间的富贵，像我这样的都少有。常常怕承担不起重担，使先人蒙受耻辱，怎么敢效法赵佗自己称王一方呢？’”

　　“冯公高义，天佑钦佩！”胡涛再次正色道。

　　“好说！......其实贤侄前番之问正是等同此理，利之巨唯恐树大招风，盛极而衰。倒不如‘欲取之，先与之’，冯家终是扎根岭南，此番波及之利也是跑不掉的。更何况，依贤侄先前之言，‘市舶司’不过只是开始，‘南京’才是目标，我冯家又岂会因小失大？”冯盎继续解释道。

　　听完冯盎的说辞，胡涛心中了然‘青史留名大佬们果然不是简单角色！洞悉事事，进退有度！’于是由衷的赞道：“冯公高明！小子受教了。”

　　“别......贤侄年纪轻轻，也非等闲人物......”冯盎回道。

　　就这样，一大一小两只狐狸，开始了无良、无德的互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