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自己并不等于削弱敌人。

　　哪怕你重达三吨，也不会使你的对手少一两肉。

　　皇太极把三大贝勒赶下主席台，巩固了汗权，但是他的假想敌依然很强劲。

　　他的疑虑并不完全出于多疑，而是与八旗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八旗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凝聚力量，但凝聚力量的同时也凝聚了威胁。

　　八旗是八个实体，战时是军队，平时是劳动力和财富，每个旗主都是实力派人物，不像明朝的总督只是一个皮包公司。

　　皇太极虽然贵为大汗，但只掌握了两黄旗部众，加上后来从莽古尔泰手中掠夺的正蓝旗，也不过是三旗，不到总数的一半。代善和岳托、萨哈廉父子掌握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掌握着两白旗，他们的实力相当雄厚，这对于汗权是一个威胁。

　　因此，皇太极感到有必要时常对这些实力派进行敲打，使他们更加驯服。

　　各位旗主对此心知肚明，为了避祸，他整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皇太极俯首贴耳，无限效忠。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他们的功劳有多大，屁股擦得有多么干净，皇太极总是能发现他们的污点，并对其进行惩罚，当然，这些理由很多都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

　　天聪九年（1635）九月，皇太极率群臣出猎，代善父子、莽古尔泰的胞妹莽古姬等人都应邀一同前往。莽古姬是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皇太极的儿女亲家，然而两人的关系却很不和谐。打猎期间，莽古姬觉得无聊，便找了个借口先行返回，途径代善的营房，代善将她邀至自己营中进行了款待。

　　皇太极得知此事后，当晚就派人到代善营中兴师问罪。皇太极认为，代善明知莽古姬与自己关系不好，还要热情款待莽古姬，这摆明了是故意与自己作对。

　　返回沈阳之后，皇太极怒气未消， 九月二十五日，皇太极找来各位贝勒大臣集议此事，皇太极说：“我所喜欢的人，你讨厌他，我所讨厌的人，你却喜欢他，这不是有意挑拔离间吗？”

　　此外，皇太极还将代善的许多往事联系起来，翻历史旧账，点名批评了代善父子以及正红旗的部分将领。

　　最终代善被取消了和硕贝勒的爵位，剥夺十牛录人口，并罚银万两。代善之子萨哈廉作为礼部尚书，没有阻止其父的“无礼”行为，属于严重失职，也受到处罚，被剥夺二牛人口，罚银千两。

　　按照皇太极的逻辑，跟他关系不好的人，别人就不能跟他交往，哪怕是兄妹也不行，如果交往，就要受到惩罚。这么小器的行为，很令人不齿。

　　虽然皇太极总是能找到敲打别人的理由，但是经常敲打也有副作用，那些受到敲打的人会心生怨恨，影响到他们的忠心和工作积极性。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不打不行，打了又怕树敌，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皇太极在长期敲打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一个解决难题的好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先抓住对方一个“错误”，然后交由一帮大臣去定罪，这帮大臣出于迎合或是落井下石，无限上纲上限，给对方定一个很重的罪名，然后再由皇太极出面进行减刑，最终只是按照皇太极的既定目标进行惩处。

　　有了“群臣集议”这个白手套，皇太极既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打压，又可以向受害人施以恩惠，他可以对那些可怜的受害者说：“你看，是群臣要处死你，而我赦免了你的死罪，挽救了你的性命”。那些被他打压的人，还得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别人打你一耳光，你还得谢谢他。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这个方法皇太极屡试不爽。

　　崇德元年（1636）年八月，代善次子硕托因杀一奴卑被皇太极处以削夺三牛录人口的处分，这三牛录人口中有一个妇人是硕托子女的乳母，于是硕托找到哥哥岳托，请求岳托代为奏请将这位乳母赏还，岳托又找到兵部启心郎穆成格，请他向皇太极奏请。

　　这样一个人之常情的事情，皇太极却大做文章，命诸贝勒大臣集议岳托之罪。

　　各位大臣在陷害他人方面毫不含糊，把岳托的老底翻了个遍，找出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最终有一半人认为应当判处岳托死刑，另一半人则认为应该抄家监禁。

　　岳托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勇将，皇太极尚且需要他打仗，于是皇太极 “仁慈”地赦免了岳托的死罪，也没有对其进行幽禁，只是革去亲王爵位，降为多罗贝勒，并处罚了一些财物。他说：“朕以大度待之，适足以召福祥耳”。

　　崇德三年（1638）年二月，皇太极亲征喀尔喀，由于路途遥远，一部分耗尽体力的马匹轮替下岗，被先行带回，其中就有皇太极的两匹马。

　　在回去的路上，官员们就如何妥善侍养皇太极这两匹马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众人的意见产生分歧，争论过程中，代善属下正红旗部将觉善认为马匹不宜太过娇惯，不满地说：“你们干脆把皇上的马用轿子抬回去算了！”觉善此言一出，就被众人押送至刑部问罪。

　　皇太极命众贝勒集议此事。

　　群臣对皇太极的意思心领神会，于是觉善被判处死刑，抄没家产。

　　大家还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觉善之所以怠慢皇上的马匹，乃是因为代善平时心怀悖乱，怠慢皇上，所以部下才会如此狂妄无礼，因此代善也受到了牵连，再次被判处削夺爵位和人口。

　　因为两匹马竟然要了人命，这样的判处连皇太极本人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再次展示了他“仁慈”的一面，赦免了二人的罪行。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部下，当领导的喜欢整人，部下就喜欢揭发他人来邀功请赏，这样一来，那些实力派就像是夜晚误入野生动物园，时刻都担心身边会窜出一只猛兽咬自己一口，整日惴惴不安。

　　无畏者无知，懂得害怕就会变聪明，这正是皇太极想要达到的目的。

　　早期的打压主要是针对代善父子，因为此时多尔衮兄弟尚且年幼，这几只小狼对皇太极构不成威胁，皇太极一边打压红旗，一边拉拢白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红旗经过多次打压己被削弱，崇德四年（1639年）四月，两红旗第一猛将岳托病死，势力进一步削弱，而此时多尔衮兄弟逐渐长大，两白旗的势力随着多尔衮的成长与日俱增，皇太极逐渐把打压的重点由两红旗转向两白旗。

　　阿济格和多铎都次受到皇太极的处罚，只有聪明谨慎的多尔衮始终受到皇太极的宠信，被皇太极引为肱股。

　　虽然各种名目的打压经常发生，但是由于列强手握重兵，能征善战，皇太极在对外战争中还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所以打压一般都只是略施薄惩，各种矛盾都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对于皇太极来讲，这些打压起到了提高汗权，驯服列强的积极作用，后金的各派政治力量因此牢牢地掌握在皇太极的手中。

　　他实现个人集权的同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增强，使后金在明末的复杂地缘政治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