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枪杆子抢到手以后，李自成开始放手建立政权。

　　为避免过度刺激对手，招来强力反弹，李自成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没有即位称帝，也没有建立国号和年号。

　　中央政府设在襄京，暂名“倡义府”，李自成由“奉天倡义文武大将军”升级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在行政机构上，中央设上相、左辅、右弼，以及六政府（相当于六部）的侍郎、郎中、从事等职位，地方设防御史（相当于道）、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

　　在军事机构上，将部队整合为“五营二十二将”。“五营”分别是中权亲军、左营、右营、前营、后营。

　　大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田见秀、刘宗敏、贺锦、李过、刘希尧、袁宗弟、刘芳亮、张鼐、党守素等“二十二将”分任之，将军以下各级将领依次有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

　　田见秀威望较高，负责提督诸营，刘宗敏则得到李自成的信任，负责掌管直属中权亲军。

　　政权不能建立在马背和双脚上，必然要割踞一方，李自成命人分守各处，并派文官进行治理，到崇祯十六年五月，襄阳政权的控制范围北达黄河南岸，南达湖南华容一带，被官军追打了十几年，李自成终于为自己的屁股找了一个稳固的坐椅。

　　磁盘清理有助于提高效能，建立政权不仅有助于壮大力量，而且政权本身是一种长效机制，有助于保持这种强大。

　　在建立政权前后一段时间，李自成的注意力从官军转移到民军内部的反对者和竞争者。

　　收拾了罗汝才、贺人龙、袁时中之后，中原民军无不以李自成马首是瞻，只有老战友和老对手张献忠仍旧独来独往，我行我素。

　　此时张献忠刚刚进占武昌，李自成派人前往“祝贺”，同时带去对张献忠的问候：“马守应己经归顺，罗汝才之流也被诛死，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张献忠吓得从武昌跑到了长沙。

　　只有先称霸，才能称王，而称王之后必然更加霸道，这就是称王和称霸之间的逻辑关系。

　　有些史料记载，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不久便自称新顺王，一部分人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建立大顺政权之后才称为先顺王。

　　想起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在此试着解答一下。

　　按照数学里的归纳法，我们向上追溯。

　　无论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推到最后，要么是一只鸡，要么是一只蛋。

　　如果是一只鸡，那么这只鸡就不能是蛋生的，因为如果是蛋生的，还能往上追溯。

　　如果是一只蛋，那么这只蛋就不能是鸡生的，因为如果是鸡生的，还能往上追溯。

　　也就是说，最初那只鸡不是蛋的生，或者最初那只蛋不是鸡生的，那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进化论者说是基因突变，有神论者说是上帝造的。

　　哪个答案正确，只有天知道！

　　李自成先建立大顺政权，还是先称新顺王？这个问题要容易解答得多。

　　新顺王这个称号只能出现在大顺政权建立之前，因为大顺政权建立时李自成己经称帝，“王”是对割踞一方的诸候的称呼，档次要低于“帝”，帝是对政权拥有者的称号，李自成不可能在建立大顺政权之后自称新顺王。

　　李自成在襄阳政权建立之后，既是割踞一方的诸候，又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权拥有者，自称新顺王，比较符合现实政治地位和人物自心期许，且新顺王的称号又与后来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名称上有承接关系，在思路上有逻辑关系，我认为是可信的。

　　能量如果不释放出去，很可能会伤及自身，所以我们总是给高温的物体降温，以免发生爆炸。

　　李自成积累了强大的势能，憋了一身的劲，他当然不会浪费这些能量，更不会让自己憋着难受，他需要找一个发力点，将势能转化为动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自成无需伤脑筋，早有官军来勾引。

　　不久之后，孙传庭率领陕西官军打上门来了，这为民军提供了一个发泄能量的机会，也为民军扩大战果，解决战略问题提供了契机。

　　有一种说法认为，李自成曾经和部下研讨过进兵方略的题，牛金星主张直取北京，取代明朝；杨永裕建议进攻南京，夺取江南财赋重地，切断北京与南方的粮道，坐困京师，时机成熟后再发兵取攻；顾恩君认为，南京处于下游，占据南京之策失之太缓，直接进攻北京，如果失败，没有根据地可以退守，失之太急，陕西作为民军的故乡，地理位置重要，应该先攻取陕西，在陕西打好基础，然后收取三边兵力，东出山西进攻北京，这样战可攻，退可守，十分保险。李自成采纳了顾恩君的意见，决定攻取陕西，后来在陕西取得巨大成功，李自成赏给顾恩君一部女乐。

　　事实上，李自成并非主动谋取陕西，而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想法，因为孙传庭所部陕西官军向李自成发动进攻，李自成被迫调主力应战，击败孙传庭后乘势夺取陕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陕西官军向民军发起进攻，主要是迫于中央的压力。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在崇祯看来就像是在自己家的堂屋拉屎，他恨得牙痒痒，操切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断催促孙传庭发兵出关。

　　朝中一部分大臣对此持审慎态度，他们认为孙传庭固守陕西，对中原民军是一个牵制，要比孤军深入河南、湖广有利得多。

　　兵部侍郎张凤翔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皇上只次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张凤翔的意思说得很明白，赌博不能动用买棺材的钱，然而崇祯不仅不能领会其中的道理，反而觉得张凤翔轻视了他，他狠狠地瞪了张凤翔一眼，于是大臣们都不敢再提反对意见。

　　很显然，崇祯对于民军的力量和明朝面临的危险局面没有充分的认识，他是一个只考虑原因，不考虑后果的人。因为理由很充分，所以不管后果如何也要做。

　　赞曰：防守比进攻难度小，胜算大。所以，在敌强我弱的时候，应该避敌锋芒，采取战略守势，以待将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之谓也！何必歇斯底里，冒险跟敌人拼命呢？真正的强者，不是那些强悍的人，而是那些懂得妥协的人。大明在危险面前没有示弱，反而主动招惹对手，这纯属嫌自己活得时间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