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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上海 王朝柱 9179 2024-11-18 06:13

  周恩来认为鲍君甫提供的线索——“感到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非常重要,他当即指示陈赓,要鲍君甫利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尽快提供比较准确的情报。

  这时的鲍君甫,已根据杨剑虹的指示改名杨登瀛,并用这一名字在上海与租界中的外国人打交道。他接到陈赓的紧急指示的同时,恰好收到英国巡捕房兰普逊的电话,希望今晚拨冗赏光,能到他的宅邸叙谈。鲍君甫想到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均住在租界区中,如有“大的事情将要发生”,这发事地点一定是租界区。故当即决定以杨登瀛的身份赴约。

  兰普逊为什么突然邀请杨登瀛到自己的私人宅邸叙谈呢?他从杨登瀛为张道藩操办婚礼等事分析,认为这位杨登瀛先生有来头,其后台一定是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党政要员。另外,这位英国鬼子的嗅觉极灵,他很快又听说这位杨登瀛先生与到任不久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有私交,如能和这位刚刚在上海登台的杨先生攀上关系,今后在上海如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学着中国社交的习俗,主动向杨登瀛发出了邀请。为了表示是私人之交,故把会面的地点选在了自己的私人宅邸。因此,当仆人报告杨登瀛先生到后,他分外热情地走出客室,一边说着“杨先生驾到,不胜荣幸”,一边挽着杨登瀛走进客室,奉为上宾。接着,仆人端上刚刚煮好的香浓的咖啡。兰普逊热情地说道:“杨先生,我听说你时来运转了?”

  杨登瀛自然清楚兰普逊约见他的用意,遂引而不发地答说:

  “兰普逊先生过奖了,谈不上什么时来运转,只是找到了一个口的差事。”

  “杨先生过谦了!据朋友告诉我,南京方面的陈立夫先生有意选定你总管上海方面的事。”

  “兰普逊先生的消息不可靠。”

  “可靠,十分的可靠。”

  “我怎么不知道?”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当事者迷嘛!”

  “愿托兰普逊先生的吉言。”

  “一定的,一定的。”兰普逊说罢又故作神秘状,小声说,“另外,我还听说杨先生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钱大钧将军过从甚密,这可是事实吧?”

  “也谈不上过从甚密,只是有过一面之交。”

  “杨先生过谦了!将来上海方面的事,我还多有借重哟!”

  “请兰普逊先生放心,只要我杨某人能办的,一定尽力而为!”

  正当兰普逊与杨登瀛的谈话越来越投机的时候,仆人走进来,告之巡捕房帮办洛克求见。杨登瀛机警地扫了兰普逊一眼,发现这个英国鬼子面露难色,遂识趣地起身,说道:

  “兰普逊先生,你忙公事吧,我告退了。”

  “不忙,不忙,”兰普逊急忙起身拦住杨登瀛,遂又套近乎地说道,“再说这件事情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英国人替你们先办,然后再交给你们,说不定还是杨先生去处理。”

  杨登瀛由兰普逊的话音中听出了门道:洛克求见要办的案子,上海方面的国民党机关尚不知情;另外,兰普逊所说交由“杨先生去处理”,那一定是和共产党有关的政治案件。他就在这一瞬间暗暗自问:“会不会就是那件将要发生的大事呢?”所以,他又顺坡下驴,十分大方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片刻,洛克走进,他一看客室中坐着一位很有身份的中国人,遂将手中那份用英文打印的公文双手呈交给兰普逊。而兰普逊一言不发,认真地审读起这份公文,然后拿起签字笔挥洒自如地批了一段话,遂又将公文递给洛克,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请按上边我写的办。记住:只抓此一人。”

  杨登瀛当夜就把上述消息转告了陈赓。

  陈赓接到这一情报又与顾顺章等人会商,都认为杨登瀛提供的紧急情报,可能是暗藏在党内的叛徒,向英国巡捕房出卖我党领袖人物的重要案件。大家都十分清楚,欲要避免这一案件的发生,必须查出谁是暗藏在党内的叛徒。几经交换情报,仍然找不出一点儿线索。眼下,唯一的线索是英国巡捕房的帮办洛克,可大家又都不知道他负责的区限。怎么办?陈赓认为时间紧迫,必须抢在敌人的前边,连夜通知有关的负责同志,在天亮之前搬家。鉴于敌人这次行动的重点是党的领袖人物,一定要通知秋白、恩来、维汉、亦农等同志立刻搬家。

  翌日——四月十五日清晨,罗亦农由于预先约定会见山东省委吴书记,遂向妻子李文宜交代了搬家事宜,就赶到由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看守的机关。不久,何家兴引一位山东大汉走进机关,向罗亦农介绍道:

  “这位就是山东省委吴书记。”

  罗亦农紧紧握住吴书记的手,非常关切地说道:

  “老吴同志,在上海期间,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我们就坐下谈吧!”

  这时,贺稚华从内屋走出,打过招呼,遂又关心地问道:

  “家兴,老吴同志是远道来的稀客,这中午饭……”

  “放心,过一会儿我就和娘姨上街买吃食去。”何家兴似有准备的样子。

  罗亦农当即取出一些钱交给何家兴,笑着说:

  “今天中午由我请客。家兴,快去快回,这机关的事……”

  “由我顶着。”贺稚华抢先说,“如果没有事情,我就烧开水去了。”接着,她与何家兴走出屋去,并随手轻轻地关死了两扇屋门。

  罗亦农与山东省委吴书记谈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工作,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正当罗亦农蹙眉思索为什么的时候,咣的一声,屋门被撞开了,只见洛克带着十多名英籍巡捕和华人密探冲进屋来,把枪口对准了罗亦农和吴书记。这时,洛克操着半通不通的华语大声问道:

  “哪个是罗亦农?”

  罗亦农坦然地站起,十分平静地说道:

  “我就是罗亦农,请带路吧!”

  “把他带走!”洛克大声叫着。

  这时,十多个英国巡捕和华人密探分立屋门两旁,罗亦农昂首走过临时形成的这座人廊,看着两边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不无蔑视地笑了。但是,当他走出屋门之后,回头看看敌人是否把吴书记一道逮捕,令他惊诧不已的是:吴书记呆呆地站在原处,而洛克却把一只戒指戴在贺稚华的左手无名指上。他惊得禁不住暗暗自语:

  “难道会是他们夫妇?……”

  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正是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

  诚如前文所述,何家兴与贺稚华贪图物质享受,忍受不了做地下工作的清苦,经常违纪到舞厅、酒店放纵宣泄。待到被罗亦农发现之后,又害怕被党组织送往更为艰苦的农村,发动暴动,死于非命。为此,他们几经密商,决定由懂德文的贺稚华出面,去找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帮办洛克,“想用一批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秘密地址,换取敌人两万美元和两张出国护照,逃到国外去过**堕落的生活”。洛克一听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赚大钱的机会,遂向兰普逊作了汇报,等到双方商定可行的办法之后,立即报兰普逊批准。有关具体实施逮捕罗亦农的经过,史家作了如下记载:

  为了让敌人相信,他们(何家兴与贺稚华)事先同巡捕房谈妥,按照约定,四月十五日十时,罗亦农一到他们的住处,他们就派娘姨送信给站立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的华籍巡捕。当罗亦农正在同山东省委书记吴某接谈工作时,英捕房捕头洛克立即带领中外捕探数名,包围了机关。洛克用德语与何家兴的老婆交谈以后,当场捕走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员均未被捕,放置在办公桌抽屉里的党的文件也未被抄。何家兴的老婆同洛克打交道时,还送给一只钻戒。

  周恩来很快就从不同的渠道获悉罗亦农被捕的消息,并向中央作了汇报。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又立即召集中央特委会,与会的有顾顺章、陈赓等人。会上,陈赓与顾顺章等人依据何家兴与贺稚华夫妇未被逮捕的事实,一致认定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就是他们夫妇。对此,周恩来虽然也曾做过这样的判断,但是他知道这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大事,在没有拿到铁的证据之前,是不能轻易对何家兴、贺稚华作这样的结论的。为此,他沉吟片时,蹙眉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根据吗?”

  “一、他们夫妇是罗亦农同志的秘书,有关罗亦农同志的行踪,只有他们夫妇掌握;二、他们为了继续在内部隐藏,或出于其他的原因,有意不捕山东的老吴同志。”陈赓自视有理有据地答说。“顺章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陈赛同志说的这两条就足够了!”顾顺章断然地答说。

  “不!”周恩来猝然严肃起来,“你们讲的这两条理由只是推理,但还不是确凿的证据。”

  “那……应该怎么办呢?”顾顺章颇有情绪地反问。

  “第一,通知我们的内线杨登瀛,要他尽快搞清罗亦农同志被捕的原因,以及敌人的态度,为我们全力营救罗亦农同志提供准确的情报。第二,我们在没搞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定要控制住何家兴与贺稚华的行动。”周恩来近似命令地说道。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顾顺章等同志化装赶到何家兴与贺稚华的住处,借口安全原因把他们夫妇迁到一家旅馆,将其软禁;同时,陈赓约见杨登瀛,让他通过兰普逊等人了解罗亦农被捕后的动向,以及谁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接着,杨登瀛向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南京的陈立夫相继作了汇报。双方都赞同他立即往访兰普逊,商谈有关引渡罗亦农的事情。恰好在这时,兰普逊打来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请他到巡捕房政治部晤谈。他放下电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遂驱车赶到巡捕房政治部。他一见喜形于色的兰普逊和洛克,故作未卜先知的样子说道:

  “兰普逊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找我来是为了商谈一笔买卖。”

  “是的,是的。”兰普逊边说边请杨登瀛落座,“我们在大英帝国的租界中抓到了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据来自我方的消息说,这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叫罗亦农,对吧?”杨登瀛操着近似调侃的口吻说道。

  兰普逊听后一惊,望着杨登瀛的表情,脱口而出:

  “你们警备司令部的消息可真够快的啊!”

  “不要忘了哟,对付共产党是我们的主业啊!”杨登瀛说罢又故意说道,“如果我们的情报无误的话,立头功者,当是这位洛克先生。”

  杨登瀛的这番引而不发的话语,使得兰普逊越发地不敢小视这位客人。他为了借此和杨登瀛拉关系,主动地说道:

  “杨先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的话了,你我就当面谈谈有关引渡的事情吧。”

  杨登瀛明白兰普逊的话意,也十分干脆地答说:

  “为了让阁下和洛克先生满意,待我等到南京方面的回话,然后再商谈引渡之事不更好些吗?”

  “好,好!一切按杨先生说的办。”兰普逊赞成地说。

  杨登瀛告别兰普逊之后,遂又赶到钱大钧的办公地点,共同商定四月二十日引渡罗亦农。

  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召集顾顺章、陈赓等人开会,研究如何营救罗亦农。大家一致的意见,营救计划应分两步走:一、请杨登瀛把引渡罗亦农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准备中途武装劫救;二、一旦武装劫救失败,再通过其他的途径营救。最后,周恩来又问道:

  “警备司令部引渡罗亦农同志的时间定了吗?”

  “定了,四月二十日。”陈赓答说。

  “引渡路线确定了吗?”周恩来又问。

  陈赓摇了摇头。接着,陈赓又报告:据杨登瀛说,为处理罗亦农同志的案事,陈立夫将于今晚来上海。

  周恩来听后沉吟片刻,近似自语地说道:

  “引渡时间会不会因陈立夫的到来有变?”

  陈立夫赶到上海之后,当即召见了杜月笙、杨登瀛等人。首先,他大讲了一通逮捕罗亦农的意义,指出罗为中共五人常委之一,地位与周恩来相当;接着,他又请杨登瀛、杜月笙代表他和蒋介石向兰普逊致意。对此,杨登瀛故作惊愕状,信口说道:

  “真没想到,这件事还惊动了蒋主席。”

  “实话相告吧。如果蒋主席不是在前线督军北伐,他会亲自来上海处理罗案的。”陈立夫看了看杨登瀛的表情,“杨先生,你们和兰普逊先生商定了引渡的时间了吗?”

  “商定了,后天——二十号。”

  “为什么不立即引渡呢?”

  “钱司令说,为了确保引渡途中不发生意外,有意采取麻痹**的策略。”

  “难道就不怕夜长梦多吗?”陈立夫说罢看了看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杨登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等于授给共产党武装劫救的可乘之机。”

  “那陈先生的意思是……”

  “今晚就引渡。”

  “可警备司令部还未通知兰普逊先生啊!”

  陈立夫指着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的杜月笙笑而不语,似乎是在暗示:“这就是我请他来的目的!”对此,杜月笙也心领神会,当即答说:

  “请陈先生放心,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兰普逊先生,只要警备司令部的人、车一到,他就允放罗亦农。”

  这样一来,周恩来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如何实施第二种营救罗亦农的计划呢?众说不一。顾顺章力主乘敌不备,武装劫狱。周恩来当即表态:这种办法绝难成功,而且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陈赓认为罗亦农是属于领袖级的中共要人,蒋介石有可能下令解往南京审讯,果真如此,可中途武装解救。顾顺章当即反对,他的理由是简单的,如果蒋介石不下令解往南京,就等于自动放弃营救罗亦农。这时,陈赓取出一张报纸,有些焦急地说道:

  “你们看,这两天以来的报纸,头条新闻都是关于罗亦农同志被捕之事。他们声称:首要已擒,共祸可息。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此,周恩来认为敌人不仅是借此制造舆论,在人民中间造成一种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的假象,更重要的是说明敌人十分惧怕罗亦农,必欲除之才放心。所以他的结论是:事已至此,营救罗亦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怎么办呢?周恩来讲了三条意见:一、不放弃寻求各种营救办法;二、设法和罗亦农取得联系,听听他的意见;三、尽快确认叛徒,为党除害,也为罗亦农报仇。与会者听后相视无言,无比悲痛地垂下了头。

  四月十八日,陈立夫与钱大钧等以“夜长梦多,谨防有变”为由,突然决定引渡,把罗亦农押送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陆军监狱。由于罗亦农位居中共中央五大常委之一,陈立夫与钱大钧都不敢做主裁决,遂由警备司令钱大钧发电北伐前线,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与此同时,他们“布置敌军法处长裘某出马进行审问,连续审问三次,却未能得到半点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接着,杨登瀛奉命调来审讯记录,交由陈立夫等人审阅。陈立夫看后怅然喟叹,自言自语地说道:

  “唉!是绝无悔改的可能了……”

  “这是为什么呢?”杨登瀛故作不解状。

  “对此,我也是百问不得一解。举例说,他们的周恩来是我的老相识,也是蒋主席在黄埔军校时代的部属,说真的,那时蒋主席对他是分外器重的。可他呢……”

  “就是不领蒋主席的情,对吧?”

  “岂止是不领蒋主席的情哟,他还自立门户,前有南昌兵暴,近又发动全国的穷泥腿子滋事,和蒋主席争天下。”

  “您打算怎么处置罗亦农呢?”

  “杀无赦!”陈立夫沉吟片时,“当然,还必须等在北伐前线的蒋主席裁决。”

  罗亦农自打被捕之后,即知难以生还。就在敌人等候蒋介石裁决期间,他不仅把敌人的审判厅变成宣传真理的讲台,而且还向同狱的难友、看守人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貌,尽一个共产党人最后应尽的义务。当他获悉党组织征询自己的意见时,他“用暗语写了一封信,由狱中的同志传出去,交给了党组织”。另外,他时时记挂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战友李文宜,给她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学我之所学,以慰我。”充分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虽说罗亦农,包括党中央负责营救工作的周恩来等人,一致认为绝少有生还的可能,但是,谁都未想到就在罗亦农引渡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日,远在山东曲阜指挥战争的蒋介石发来回电:“就地枪决”。钱大钧接到电文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一日,即命令属下对罗亦农行刑。这天,“龙华刑场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如临大敌。罗亦农穿着整齐的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在敌警备司令派来的特务营一个排的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在离开陆军监狱的时候,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高唱着《国际歌》向同狱的难友告别。

  中共中央获悉罗亦农被杀害的消息之后,感到无比的震惊。为缅怀烈士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业,中共中央发表了《悼念罗亦农》的文章。文中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罗亦农被害的消息传开之后,在中央特委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多数同志要求严惩叛徒,为罗亦农报仇。其中,负责监视何家兴与贺稚华行动的顾顺章等人认为,他们夫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仅凭这些表现,就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并要求立即严惩不贷。

  对于罗亦农的遇害,周恩来是十分悲痛的。他一方面要求中央妇委会,尤其是邓颖超赶到李文宜的住处,安慰罗亦农的妻子和战友;另一方面,他要求中央特委会全体同志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重证据,不能轻信所谓表现,严格强调党绝不冤枉一个同志。简言之,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一定要查到出卖罗亦农的确凿证据。

  杨登瀛在接到陈赓指示的同时,恰好奉钱大钧之命去答谢英国巡捕房的兰普逊和洛克等“有功”的洋鬼子。他在一品香饭店订了一个包间,与这些捕获罗亦农的英国鬼子频频举杯。当这些英国鬼子一个个喝得半醉之时,他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分别交到兰普逊、洛克等人的手里。最后,他又取出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和两本护照,笑着说:

  “兰普逊先生,这是洛克先生答应给人家的条件,钱司令让我全部带来了。”

  “那就交给我们转交吧!”兰普逊边说边伸出了手。

  “对不起,”杨登瀛微微地摇了摇头,掂了掂手中的护照,“兰普逊先生是清楚的,这护照不仅需要本人的相片和签名,而且还必须加盖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就这样交给你们,等于是废纸一张。”

  兰普逊认为杨登瀛说得在理,遂又看了看洛克。而这位帮办却为难地说道:

  “可这两位向我们告密的人,不知何故失踪了。”

  “那就等你们接上头再说吧!”杨登瀛边说边将支票和两本护照随手放进了皮包中。

  杨登瀛这一投石问路之举,更加证明这失踪的告密者是何家兴与贺稚华。因为只有他们夫妇是在中央特委的控制之中,不敢轻易地离开住处,去静安寺找帮办洛克兑现事前答应的条件。周恩来经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欲擒故纵”的策略,引何家兴与贺稚华出洞。

  是日夜,何家兴与贺稚华本能地感到已经无人盯梢了,二人决定于翌日上午由贺稚华出面,与洛克接头,一俟拿到两万美元和两本护照,就立即在英国鬼子的掩护下逃往国外。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家兴借口买早点,于第二天清晨大摇大摆地走出旅馆,未曾遇到一个“可疑”的人。这时,贺稚华才放心大胆地去见洛克。她在何家兴的陪同下刚刚走出旅馆大门,只见一位年近半百的工人从黄包车上跳下,热情地说道:

  “先生,太太,请坐我的黄包车吧,一贱,二快,三保险。”

  贺稚华毕竟心中有鬼,不敢轻易上车,遂看了看何家兴,似乎在问:“这车能坐吗?”何家兴更是做贼心虚,未敢表态,留意地看了看周围的情况。

  “先生,太太,”这位拉黄包车的工人哀求地说,“你们行行好吧。我有一天没有开张了,为了给孩子赚口饭钱,夫人如果还回旅馆,来回脚就算一趟的钱。”

  何家兴一听这说话的口气,再一看这位黄包车工人的样子,当即说道:

  “稚华,上车吧,快去快回。”

  贺稚华应声坐上黄包车,说了声“去静安寺”就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这位黄包车工人姓张,和他相熟的人都叫他“阿张伯”。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是顾顺章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在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被杜月笙他们杀害了。女儿阿妹是纺织女工,是中央妇委办的工人夜校中的积极分子。中央特委在讨论如何落实周恩来“欲擒故纵”的方案时,大家想到何家兴与贺稚华外出和洛克接头,一定要坐黄包车前往。就这样,顾顺章调来了阿张伯在旅馆门口“值班”。此刻,他哈腰拉起黄包车往静安寺英国帮办洛克住的地方跑去。

  贺稚华是很狡猾的女人,她事先不告诉去静安寺的具体地方。待到阿张伯拉着黄包车从洛克门前飞跑而过后,她才用力拍了拍黄包车的扶手:“停!停……”接着,她从黄包车上走下,看了看周围没有任何可疑的人,便整了整衣容,叩开了洛克的大门。洛克一见喜笑颜开,俯首吻了一下贺稚华的前额,用德语交谈了几句,挽着贺稚华走进了大门。

  阿张伯全都看在眼里,完全确认了贺稚华就是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他为了不引起贺稚华的怀疑,往黄包车上一坐,微眯着双眼,装作休息的样子,等候贺稚华走出大门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洛克挽着贺稚华走出大门来。贺稚华卖弄风情地说道:

  “洛克先生,你可不要失信啊!”

  或许是洛克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趁机吻了吻贺稚华,操着不通的华语说道:

  “放心,今天晚上,我就向兰普逊先生报告,明天上午,你可要安心地等。”

  “我是人家笼中的小鸟,还能去什么地方呢?”

  “你的,快回笼子去吧,明天,我的就把你从笼子中放出来了。”洛克说罢又用手做了一个飞吻的姿势。

  阿张伯把贺稚华送回旅馆之后,如实地向顾顺章作了汇报。

  顾顺章感到事不宜迟,必须赶在洛克接何家兴与贺稚华之前解决问题,故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随后召开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善谋的周恩来指出:我们掌握的情报仅仅是明天上午来接何家兴与贺稚华,万一狡猾的敌人把接他们夫妇的行动,再当作搜捕我们的圈套怎么办?最后,他望着不知该如何动手的顾顺章、陈赓等人,低沉地说道:

  “这次行动的总原则是,不仅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还要在上海造成较大的政治影响!”

  顾顺章与陈赓等人微微地点了点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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