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莫斯科是美丽的，到处都是一派初夏的景色。

　　从莫斯科乘坐马车去郊区春游，要经过一座小镇兹维尼果罗德。虽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已有十个年头了，可这座小镇从建筑风格到民俗生活，还依然保留着俄国农奴时代的古朴遗风。

　　在距离兹维尼果罗德小镇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很有特点的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叫塞列布若耶庄园。但当地的人民把它叫作银色别墅，是由于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这座乡间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楼房，是典型的俄国风格。当年，别墅的主人可能是为了驾着马车到此休闲方便，这座三层小楼面临着公路，门前两边除去花坛，还有比较宽裕的停车用的地方。小楼的后面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主要是大片的白桦林，白白的树干，绿绿的树冠，就像是无数把长长的白色伞杆，撑起无数个绿色的伞盖，真是壮观极了！小山的后面有条溪流，弯弯曲曲流向远方；在小溪的两边是一个国营农场，一片绿色的田野上，建了一些零落无序的农舍，好一派田园风光！

　　这里就是中共六大的会址。

　　据当事人回忆：这座三层小楼的一层，是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二层有一个可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个客厅里举行。二楼客厅两端的房间，以及三楼的房间住着与会的代表。可能是为了工作方便吧，周恩来和瞿秋白这两位筹备六大的主要负责人都住在二层。

　　周恩来是五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因为五月十六日这天，他参加了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并且还在会上作了发言，略谓：

　　南昌起义后，当时情形造成了回广东的条件。起义军南下采取的路线，走赣东可能阻碍少些。在会昌是需要解决黄绍竑部的，后来应该出寻乌。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

　　接着，周恩来偕邓颖超坐着马车离开莫斯科市区，到达这座郊区的银色别墅，住进二楼，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六大召开的筹备工作。仅举如下几个事例，就可想象出周恩来是以何等的精神和精力进行工作的。

　　周恩来是中央指定的筹备六大期间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瞿秋白要在一个月内写出近十万字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不可能再抽出时间过问其他的事情。结果，从六大代表到工作人员约百多人的起居衣食、会前的工作安排全都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加之这些事情都要和尽地主之谊的苏联人打交道，又在忙字上多了一个难字。

　　瞿秋白作为政治工作报告的起草人，这篇长达近十万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主要凝聚着他的心血。但是，稍有常识者都会知道，党的六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是中央委员会，主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的智慧和心血。不言而喻，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事前参与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讨论，而且其间还一定多次对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要知道这篇政治工作报告长达近十万字啊，认真看一遍就要两天的时间，更何况还要组织少数人对报告进行讨论和修改呢。

　　作为六大的正式文件《政治决议案》等计十六件，共十二万多字。从组织有关人士起草到供六大会议讨论，再根据代表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又需要周恩来付出何等多的时间啊！

　　周恩来在这筹备期间，不仅要亲自动笔起草向大会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问题的报告，而且还要准备讨论六大政治工作报告的长篇发言，等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能做好上边的一件大事就不容易了，可周恩来同志却样样都出色地完成了。因此，他在这一个月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时，他连着工作了几个通宵，刚刚想倒在沙发上合一合眼，又因猝起的事件不得不再睁开双眼，用凉水冲一下头，就接着再开始工作。事后，有人曾发出这样的提问：周恩来靠着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在支持着他如此超负荷地工作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尚未被理论家总结、升华的周恩来精神！

　　应当说及的，“共产国际在联共（布）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选派了许多专家协助起草大会的各项决议。例如，米夫、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尔协助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加伦、马迈耶夫协助周恩来、杨殷起草军事工作决议。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东方部的工作人员以及王明等人也担任了会议的服务工作”。

　　待到六大筹备工作大体就绪的时候，斯大林于六月十二日左右，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约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首先，他请上述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作了说明。说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对此，李立三等人不赞成，他们认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坚决反对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的所谓乐观估计。他当即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朵浪花。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实事求是地说：斯大林的意见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为这次六大所要解决的问题定了基调。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赞成的。在讨论瞿秋白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时候，他作了长篇发言。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他不但同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分析了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那就是“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他指出：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说明“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错误”。说到革命的形势，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讲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后，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他的结论是：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简言之，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的认识，较之他以前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的银色别墅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党员代表四万多人。周恩来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每天都要参加主席团会议，领导大会的进行；他作为大会的秘书长，必须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大会期间，他又参加了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门委员会。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六大期间是何等的劳累了！但是，由于“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不但圆满地完成了上述工作，而且还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称赞。

　　周恩来对党的六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举例说：

　　周恩来向大会作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枪杀所吓倒，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讲到党今后的组织任务，他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凸显出来。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军事报告中，在肯定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又较全面地总结了党在建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他还用较大篇幅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要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周恩来带头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直言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诚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所评定的那样：“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期间，以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超凡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等，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所承认。因此，他在七月十日当选为六大中央委员。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与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他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当大会代表通过各种决议案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接着，周恩来在宣布大会闭幕后又突然大声宣布：

　　“为了庆祝党的六大胜利闭幕，我宣布：大会余兴节目演出现在开始！”

　　一百多位代表和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后开了二十四天的会议，真是紧张忙碌到了极点。现在，突然听到余兴节目将要开始演出，大家几乎是下意识地热烈鼓掌。但是，当他们的掌声一落，方才想起周恩来宣布的是余兴节目演出。换言之，演出余兴节目的演员，就只能是他们这些严肃的革命家和战斗者了。所以，他们猝起的热情很快降温，刚刚还响着雷鸣般掌声的大厅又出现了沉默。怎么办？周恩来只好向邓颖超求援：

　　“小超，你带个头，出个节目吧！”

　　邓颖超立即站起，接着又拉起身旁的庄东晓，朗声说道：

　　“我和庄东晓同志合作，给同志们唱一段京剧《大登殿》，我唱薛平贵，她唱王宝钏。”

　　就这样，邓颖超与庄东晓合作唱完《大登殿》之后，在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下，她们二人又合作唱了一段《武家坡》。她们二人的余兴演出不仅博得了同志们的欢迎，而且还成为六大的一段趣话被广为传扬。

　　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等新当选的中央负责人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周恩来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奉命留在莫斯科，参加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和邓颖超商定，“为减小目标，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二人分别回国。待到他把邓颖超送上回国的火车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去了。在大会期间，他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出了贡献。

　　周恩来在留守莫斯科期间，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曾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了六大报告；他作为新当选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分别和有关人士谈话，有计划地安排有关同志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另外，他还解决了中山大学早已存在的“江浙同乡会”问题。由于这件事情的主谋者是王明且和本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现摘抄《周恩来传》一书中有关的内容替代拙笔：

　　当时，正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等人从事宗派活动，捏造事实，说学校里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反党小组织。他们乘有些六大代表还没有回国的机会，举行了几次报告会，王明在会上作了反“江浙同乡会”斗争的报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个案件。周恩来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作出结论：这个“江浙同乡会”并不存在，推倒了这个假案。

　　十月初，莫斯科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周恩来在完成了此次苏联之行的全部工作后，又奉命回国领导中国的革命。但是，当他就要告别莫斯科的时候，他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我已经离开祖国整整五个月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何等的变化呢？”

　　在六大召开期间，以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为领导的中央留守处，较为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工作。据李维汉同志的回忆，他们在留守中央四个多月的时间内，主要做了这样六项工作：

　　一是开展反日活动，同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英美出卖山东、满洲权益给日本帝国主义。党利用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五三”惨案、关东军趁奉系军队撤兵关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等事件，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工农的反帝觉悟。

　　二是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紧城市工人运动。留守中央的同志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反帝运动又重新活跃了工人斗争，使工人运动获得了一些发展。

　　三是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在留守中央的指导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农民暴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是派得力同志到敌军中工作，加紧士兵运动。最为成功的例子是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于七月二十二日，领导湖南陆军独立五师一团八百勇士在平江起义，不仅壮大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也极大地加强了湘赣边界乃至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割据。

　　五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诚如前文所述，中央于五月十八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从而使得党在各条战线上的组织得以整顿、加强，并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六是传达和贯彻六大的指示电，很快把党的工作引向六大提出的方针、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还逐步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建立了最可靠的党中央的秘密机关。由于该秘密机关在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且拙作下文叙述的很多内容，又和这座秘密机关有着特殊的关联，故有必要简介如下：

　　说到这座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必须先要介绍“老板”熊瑾玎同志。

　　熊瑾玎，别号楚雄，一八八六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五美乡张家坊村一个贫寒的农家。他早年入私塾读书，后入徐特立在长沙办的梨江学校师范速成班学习。在这期间，他深为徐特立“不要薪水，认真授课，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的崇高品德深深感动，表示要终生以徐特立为教师，以他的高尚品德激励自己做人、做事”。“五四”前夕，他结识了毛泽东、李维汉、谢觉哉、何叔衡等人，并成为“新民学会”的积极分子。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逃到武汉，找到了学生辈的工人领袖郭亮同志。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由郭亮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郭亮被捕牺牲，他由武汉逃到上海，找到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维汉。当时，党中央根据他富有理财经验及善于交友等特点，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主要任务是筹集和管理经费，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中央同志同各地联络通讯的地点。

　　熊瑾玎接受任务之后，遂以商人身份四处寻觅房屋，终于在四马路云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找到了一所二层楼房。它的门牌是四川路四四七号（今四川路一七一至一七三号处），位于天蟾舞台（今劳动剧场）后面，出进要经过一条不为人注意的小巷。房子的全部楼面有三大间，正好供中央政治局开会之用。去开会的同志也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座楼梯上去，不经过楼下的房子。楼下是二房东周来生开设的“生黎医院”，每天有许多人来求医问药，正好掩护地下党人的来往。由于熊瑾玎是以经商为名租下的房子，故在房内挂起“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公开经营湖南纱布，人称他为熊老板。由于中央政治局的负责同志常来“福兴商号”开会，生活上要有人照料；另外，这里还藏着许多密件，有时还要洗抄药水写的文件，熊瑾玎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同时，他作为商号的“老板”，也需要一位“老板娘”才不会被人生疑。他思之良久，在提请中央审批之后——时值六大召开期间，将在汉口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调来上海，协助他在“福兴商号”工作。

　　朱端绶也是长沙人，她于一九二四年考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翌年——十七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恰好这时，熊瑾玎接替徐特立出任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因此，他和朱端绶有师生之谊。而今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学生朱端绶，却当上了四十二岁的先生熊瑾玎“老板”的“老板娘”。好在那时，有钱的老板找年轻的夫人是时尚，刚好起到掩护的作用。

　　据史记载：熊瑾玎和朱端绶对工作极为细心，防范十分周密，使“福兴商号”这座党中央的重要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始终未被敌人发现。要知道经常到这里来聚会议事的有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杨殷、任弼时、彭湃、邓小平等要人啊！万一不慎，出个闪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多年之后，李维汉同志还饱含着感情写下这段话：

　　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是年八月，邓颖超与多数中央负责同志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中央“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总工会、团中央、中央妇委、秘书处、特别行动委员会等，工作人员二百多人。中共中央建立了直属党支部。从莫斯科归来的邓颖超服从组织决定，不再担任中央妇委书记，担任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也就是在邓颖超走马上任不久，她获悉“福兴商号”的“老板”熊瑾玎同志和“老板娘”朱端绶定于中秋节结婚。为此，她买了一束娇艳的玫瑰花赶往“福兴商号”（社会上流传周恩来出席婚礼之说出于杜撰，因这时的周恩来尚在苏联），她双手捧着这束娇艳的玫瑰花献给新郎官和新娘，真诚地祝福：

　　“今天晚上，我特地代表恩来和我祝福你们新婚之喜。熊老板，老板娘真漂亮啊，真像这束动人的玫瑰花。”

　　邓颖超前来贺喜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作为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前来看看“福兴商号”这个地方是否安全可靠。趁着其他贺喜的同志尚未到来，她认真地查看了地形。最后，她高兴地说：

　　“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熊老板笑了笑又说道，“愈是在繁华热闹的地方，安全愈有保证。敌人搜查的重点是棚户区。他们不会想到，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等名角常来演出，有钱的阔佬天天来看戏的天蟾舞台隔壁，会有共产党头头在开会办公。天蟾舞台是上海青帮头子的，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和租界巡捕房也都不敢来这一带随便搜查，无形中又给我们提供了安全保护。”

　　接着，邓颖超又告诉新娘朱端绶，中央成立了直属机关支部，你和“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直属机关支部领导，和我保持单线联系。最后，又关切地说道：

　　“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的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

　　接着，李维汉、邓小平等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陆续到齐了。“老板”和“老板娘”事前在四川马路川菜馆备办的一桌酒席也送到了。李维汉以领导和老乡亲的双重身份出面，为“老板”和“老板娘”主婚，并宣布婚礼开始。他望着满面笑容的新郎和新娘，笑着说道：

　　“下边，请新郎官讲话。”

　　今天晚上，对熊瑾玎这位“老板”说来，真是有着千言万语要说。他也许太激动的缘故，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待到参加婚礼的同志发出了惬意的笑声，且传来天蟾舞台的锣鼓声后，他才有点儿结巴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我和端绶大喜的日子，请大家一边吃，一边听天蟾舞台不收钱的京戏；同时，请诸位一边赏月，一边祝福在他乡的兄弟姐妹们早日团圆！”

　　与会的同志，尤其是邓颖超，很自然地会从这句话中想起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时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恩来何时归来呢？”因此，熊老板这番讲话使得欢乐的气氛猝然静了下来。邓小平为了重新挑起热烈的场面，举起酒杯，大声说道：

　　“今晚真可谓是花好月圆，让我们共同举杯，祝福我们的老板和老板娘白头偕老，干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