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声被任命为白龙港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下车伊始就开始走访农户，他想知道这里的社员住啥种啥吃啥穿啥用啥想啥。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应声的关注，所有农户自留地种植的都是清一色的大头菜，而农民习惯种植的黄芽菜却长得少之又少。

　　应声就问大队主任顾自途是怎么会事，他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应声。

　　过去，老百姓的自留地大多长黄芽菜，冬天收获后，借着农闲时光，三至五户自由组合，将菜装船运到柳桥、海潮县城，有的甚至去海通城摆摊叫卖，很受城里人欢迎。往返也就十来天，有了这笔卖黄芽菜的钱，各户就可以办各自的过年的大事了。

　　后来，上面说卖黄芽菜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规定每人只准种植十棵自己食用，自留地主要种植大头菜。因为大头菜是用来喂猪的，这样产的猪粪比较肥，有利于集体农作物生长。

　　老百姓就等着卖黄芽菜来笔大钱，好安排全家的生活。不让种植黄芽菜，等于断了群众的财路，于是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种植状况。有的规规矩矩每人只种十棵，有的超出规定很多，有胆儿大的仍然我行我素原来种多少现在还种多少。

　　全村超种的人家很多，领导的意见很明确，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不能让它长出来！

　　有的生产队利用老百姓少种的人眼红多种的人的心理，采取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办法，出现了按规定种植的唾骂多种植的，种得少的指责种得多的乱象。相互之间这么一倾轧，多数农户多种的黄菜都被拔掉了。

　　但是还有一些钉子户，怎么说就是不肯拔。有的生产队就想出了办法，让按规定种植的人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做不动工作就强行拔，队里按一等劳力记工分，多拔多记。

　　大队领导和公社挂钩蹲点的干部觉得这些方法不错，就在全大队推广。

　　一队的“光摇铃”是个硬头，他本来名叫姚林，死了女娘后，就剩下他和四个儿子五条光棍，人们便喊他“光摇铃”。

　　他家自留地都长上了黄芽菜，一棵也不肯拔。他是想卖了黄芽菜聚钱盖房子，为儿子找媳妇。队长说：“大队等听汇报呢，谁拔的菜归谁，先动手的加记两分工。”光摇铃带着女娘和四个儿子跪求队长开开恩。队长却说：“凭什呢搞特殊，拔！”话音刚落，群众蜂拥而上把菜拔得精光，连按规定可种的菜也没有留，拔菜的人都说是第一个动的手，要求加记工分，这么多人谁分得清谁先谁后，最后队长只能给拔菜的人都加记了两分工。

　　光摇铃的女娘眼看着长得茂盛火旺的黄芽菜被拔光了，心口一阵阵疼痛，她想着这一茬怎么办？盖房子还差钱怎么办？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实在想不开了，就拿起敌敌畏农药瓶冲向人群，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根本来不及阻拦，眨眼间人就倒在了菜地里，再也没有起来。

　　从此，整个白龙港大队的农户都知道了什么叫资本主义尾巴。再也没有人敢拿家里的东西到街上去卖，再也没有人为了多种黄芽菜或其它经济作物而拼命。

　　应声听了自途的介绍后心情十份沉重，他想换个话题调节一下情绪。就对一旁的大队会计柏青说：

　　“你领我去看看手艺人家好吧？”

　　柏青指着路边的破草房说：“弹花匠家，过去可有名唻。”

　　“好，去看看。”应声说。

　　只见弹花匠家，墙上挂着一把弹弓，这是弹棉絮用的。墙边上有一台生了锈蒙上了很多灰尘的膨棉花的机器。柏青介绍说，人工踩踏踏板使曲轴带动左侧大小轮转动，通过齿轮传动，使金属毛滚高速旋转，皮棉在毛滚的作用下迅速膨化。用这种膨化的棉花擀成棉条，摇起纺车，这棉条就像春蚕抽丝一般拉出了棉纱，有了棉纱就可以织布啦。

　　“师傅，还膨棉花，弹棉絮吧？”应声看着弹弓指着机器问。

　　“不做了，我宁可三个儿子打光棍，也不碰这个高压线！”弹花匠似乎有些愤怒的说。

　　白龙港是革命老区，出过不少先烈，这里的人民为革命做过很多贡献，整个大队以贫下中农居多。

　　老弹花匠很勤劳，除人家来膨棉花、弹棉絮外，他带领全家老小做起了棉纱加工的活儿。

　　买了一些皮棉膨化后，日夜操劳擀成棉条，然后给加工费让会纺纱的女人纺成纱。有很多女人特别是一些老太太，对这个挣钱的活儿还挺热心。

　　用皮棉换棉纱的人越来越多，想纺纱的女人还托着人来要活儿干。生意越做越红火，忙的时候还请小工帮忙。

　　弹花匠带着妻儿送走了父母，发誓再也不弹棉絮、膨棉花了，上面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免得搭上性命。此事一出，吓得当地的木匠、瓦匠、篾匠……都不敢出去干活，更不敢带学徒，担心有朝一日被当成资本家打倒。

　　社员循规蹈矩种植，匠人不敢外出做工，大家都窝在队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能不穷得叮当响吗？光摇铃和弹花匠的形象在应声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又有什么办法来改变白龙港大队的落后境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