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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羞愧自己现在居然这么怕事认怂。躺在蚊帐里他又想到自己到这地方来究竟来干吗？在蟋蟀这个圈子里，小院里和市场上那些人大概算是个人物。可蟋蟀毕竟只是个玩耍的游戏，或者说是赌博的一个形式。他混到这里来到底想干吗？
这些玩虫的人里，相当部分是刚波人，可以说是绝大多数都是。岁数大的几个甚至桑海话都说的不咋地，有明显口音。从小到大就生活在刚波人聚集区，邻里和家里之间交流更多的是用刚波话，在这里也是如此，桑海话说的极少。那个老法师带的几个徒弟，他们之间都是刚波话交流。傅雪冬的师傅宝宝例外，大概祖籍是哲江的。
这些人穿着最最廉价的那种面料极差的睡衣出去摆摊收虫，邋遢的一塌糊涂。也就是在这么个特定的地方，蒲素才有和他们接触的可能。他们的人生意义也确实在这边得到了体现，展示了自我价值。只是放眼博大的社会体系，这又算的了什么呢？
蟋蟀当做爱好的人毕竟是少数，在不接触的人看来，这个技能有多大价值？而且仔细想想，这些人普遍社会地位不高，学历低下。高知分子玩蟋蟀的也不少，但是囿于时间和精力，能那么投入去玩的绝对凤毛麟角，毕竟还要承担其他社会责任。蒲素后来认识一个有名的桑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就很喜欢蟋蟀，他的朋友当时搞了个动画工作室想行贿老导演，打听打老导演喜欢蟋蟀，就托蒲素帮忙。蒲素去收了几个古董盆和一条蟋蟀让朋友送了过去，后来事情办成了，和新加坡合作的这个系列动画作品在央视播出，关于生肖的。人家哪有功夫那么投入的去搞蟋蟀，业余时间逗弄几下，到了季节在家里听听叫就够了。
南宋时蒙古入侵，襄阳危急时，作为宰相的贾似道，却在和他那些三妻四妾们大斗其蟋蟀，还戏称斗蟋蟀为“军国重事”，何其可笑；国难当头之际，贾似道还悠闲地写出了一部《促织经》，对养蟋蟀、玩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是世界上研究蟋蟀最深入而系统的专著，何其荒唐！对蟋蟀感情如此“深厚”的贾似道，在精神层面又何尝不是一只贪玩的蟋蟀呢？如果说宋徽宗因爱好奇石、珍宝、书画、女人而玩垮了北宋王朝，那么贾似道同样是因纵情声色犬马而葬送了南宋最后半壁江山。这就不是玩物丧志了，而是丧权辱国，国破家亡的后果了。
以傅雪冬为例，他现在蟋蟀算是玩出了点名堂。但是以他当年大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智商，而且赶上了那个年代，其实是大有可为的。他还是第一批从事证券业的红马甲，虽然涉嫌经济犯罪被处理过，但是他如果把精力和兴趣投入到其他方向，应该比现在要成功的多。那个冠以“国际蟋蟀”名头的所谓大赛，不用想也成色可疑，全世界想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人玩蛐蛐，怎么就国际了？大概是有几个有着国外身份的人参与，组办方为了提高名气，提振地方经济就这么一拍大腿，决定了就叫国际大赛。
当然，这是个人兴趣，自己喜欢就好。玩出了名堂，也真心为他高兴，但总觉得不对头，当年渐行渐远并不是没有道理。工作应该是工作，爱好是爱好。根据蒲素对傅雪冬的了解，他的这个兴趣绝对是后天培养的，也就是认识蒲素以后那一两年突然就痴迷了。实际上就是玩物丧志的典型。
如果把蟋蟀作为营生，其实是非常可悲的。社会上可以赚钱的门道多了，作为城市人，把蟋蟀产业化看待，无非是走见不得光的非法道路。山东本地人可以合法抓蟋蟀卖，城里人去哪抓？想靠这个吃饭，买卖蟋蟀赚钱差价之外，只能涉嫌赌博。这种地方举办的比赛，说白了就是当地政府拿钱出来作为赌注，让大家合法比斗。每年也就这么一两次，过关斩将拿到奖金真的不容易。
而业余随便玩玩，只能是当做兴趣，进场比斗这些就算了，绝对是捧着钞票进去送人。假如大家都是业内人士，比拼时还讲点运气输赢不好说。而业余对内行，绝对是有输无赢。
经过一个赛季蒲素才明白一些道理。比如千儿八百输赢的比斗，他根本无所谓就当做是游戏。而对绝大部分老家伙来说，上了两百一场的比斗都值得拼命。人家就指着这个过日子，收蟋蟀以及各种费用都要算进成本里的，他当做是爱好，人家是当做营收项目。大多数专注于蟋蟀的人，日子过的都不怎么样。稍微想想就有数了，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用在蟋蟀上了，哪有功夫去干好其他的？就算打工也是等于是打短工，像傅雪冬那样，到了时候就辞职走人下乡了。
那天中午蒲素没吃饭，下午从蚊帐里爬出来以后和傅雪冬说明天准备回去了。傅雪冬对他的去留不在意，他的心思除了蟋蟀眼里也没其他的。按照计划傅雪冬在这边要待到白露以后，然后带着蟋蟀和三尾子回来。阴阳要调和，孤阳不生，所以养蟋蟀对三尾的需求很大，本着家乡精神，山东蟋蟀自然要配本地媳妇，三尾一带就带上千只，装在一个大竹篓里带回来。
事实上傅雪冬一直在那边待到快到中秋，他大概是听了那些老法师的，一方水土养一方蛐蛐，在本地养最好。不得已回来的时候，还带了几塑料桶的本地水，几百斤的水也不知道他怎么弄上火车的。蒲素让陈诚带着保安开着依维柯去接站的，直接拉到蒲园里。
其实想想都搞笑，水放在塑料桶里时间长了也不新鲜，对蟋蟀能有什么好处？桑海到处有卖矿泉水，而且蒲素抓蛐蛐的时候，臭水沟边上经常抓，那些蛐蛐无疑只能喝那里的水，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