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一棵树。

　　树下坐着一位老人。

　　老人仰起脸往上望去，看见天空被茂密的枝叶切成许多碎块。那些不规则的块状天空，是在向老人暗示着什么吗？

　　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老人都经历过。

　　他把一切装在了心里。

　　因此，他显得十分平静，亦显得很有力量。

　　这个老人，就是岁月。

　　1、“和平老人”刘厚同

　　刘厚同与傅作义的关系非同一般。

　　何以见得？

　　举例为证。比如，当年日军侵占华北后，形势比较严峻，傅作义临走时专门给刘厚同留下了一部电台和一些通讯技术人员。此后，在长城抗战、绥远抗战期间，刘厚同经常用这部电台与傅作义联络，不仅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日、伪军情报，还为身在异地的傅作义充当高参，成为他的一支不离左右的无形臂膀。再比如，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之后，随即任命刘厚同担任了他的“剿总”中将总参议，并作为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屡屡出谋划策，提供决策服务。对于傅作义，刘厚同属于傅部凤毛麟角、为数极少的几个可以随时进入他办公室的人之一。刘厚同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极高规格和特殊待遇，并非什么人都能够享有。

　　由此可见，作为老师与挚友，刘厚同在傅作义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刘厚同是山西虞乡县人，自小饱读诗书，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才学过人。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他曾一度担任过甘肃省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返回故里，历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等职，并当过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抗战期间，刘厚同不止一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深深赢得了傅作义的敬重。说起来，傅作义与刘厚同的关系很深。刘厚同不仅当过傅作义的老师，而且当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省主席，再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因为刘厚同这个高参从中在起作用。所以，傅作义把刘厚同视为知已，对他推心置腹，言听计从。

　　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

　　刘杭生在家与她的父亲刘厚同之间无话不谈。

　　久而久之，受女儿的影响，刘厚同对我党的政策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于是，后来刘厚同在与傅作义的接触中，转而又把他对于时局的一些带有进步性的认识与思考，不断潜移默化地向傅作义进行灌输。1948年月间，刘厚同接受傅作义热情邀请，从天津的居住地来到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军政大事时，就曾对傅作义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够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理，有违历史潮流，必然失败。”

　　同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预感大事不妙，卫立煌的47万部队，一转眼就被消灭了。东北野战军一旦休整过后，大举入关，首当其冲被打击的将是他傅作义。那时候，傅作义的日子能好过吗？东北的卫立煌抵挡不住解放军，南面的刘峙也一定抵挡不住。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决不是好惹的，他们的联手出击，已经让傅作义对徐埠战局不再抱有希望。这样一来，华北的处境便更加危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傅作义既不愿离开故土南撤，又不愿意西退绥远放弃对于蒋系部队的指挥权。于是，傅作义左思右想，只有固守平津塘。11月4日，在南京会议上，傅作义确定采取既守平津、保持海口，又不放弃张家口，以便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策略。

　　面对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曾经派人找过刘厚同，希望他出面劝说傅作义效法吴化文，以解放济南的方式来解放北平。刘厚同不同意。刘厚同认为傅作义与吴化文不同，吴化文是投降将军，而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也就是说，傅作义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过后，刘厚同为傅作义开出了一张自认为是上策的“良方”，建议傅作义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可用辛亥革命方式，由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接下来，重新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显然，傅作义受到刘厚同的影响。11月中旬，傅作义曾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来石家庄，向中共方面提出，他将以华北五省二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按傅作义的设想，划华北平、津、保、察、绥地区为“和平区”，华北“剿共”所属部队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的目的很明显，是试探中共的态度，企图在在军事上保存自己的实力。

　　毛泽东打破了傅作义不切实际的幻想。

　　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以战逼和。1月日，被傅作义视作“王牌军”的第5军，在新保安被我军一举全歼。当日，傅作义痛苦不堪，焦虑万分。傅作义把手习惯性地插在棉裤的后腰处，在屋里困兽般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哀叹：“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命完了！”

　　刘厚同安慰他道：“宜生，你旧的政治生命完了，新的政治生命开始了。应在此紧急关头，研究如何靠拢解放军，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蒋介石日暮途穷，以后是绝对靠不住的。”

　　新保安一战，促使刘厚同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此时的刘厚同已放弃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刘厚同接着对傅作义说：“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抓紧和谈为是。现在咱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已远不如过去，但和议不战，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

　　傅作义听了，不由点了点头。

　　然而，此间傅作义思想反复很大。5军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对傅作义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常常感到前景暗淡，期待着能够通过和谈的方式，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但傅作义又犹豫再三，生怕与共产党的和谈被人看作是“叛逆”。于是，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他忽而觉得大路朝天，一片光明；忽而认为山高路险，乌云密布。

　　刘厚同见状，便不停地开导傅作义。

　　刘厚同说：“汤与武王，桀纣臣也，乃伐桀纣，后世不称曰叛逆，而反以圣美之，此其义已可盖见。盖即左传所谓忠者，忠于民事也，非忠一人之谓耳。刻国事败坏至此，家室仳离，民生涂炭，民之所欲者和平，政之所需者改造，子能循历史顺人心，起而倡导和平，天下且将壶浆迎而不暇，谁复有谓子为叛逆者？”

　　尽管刘厚同苦口婆心，一再劝说，可是傅作义仍然难下和谈的决心。

　　傅作义在历史的出入口张望着、犹豫着、俳徊着，止足不前。

　　刘厚同年事已高，见劝说无效，心急火燎，竟然气愤之下，一只眼睛忽然失明！

　　结果用一只眼睛来看傅作义的刘厚同，感到与傅作义讨论和谈问题，简直就是“与智者谋而与愚者决”，他失望了，决定离开北平，回天津休养。

　　后来刘厚同没有走，他被杜任之设法留下了。

　　杜任之是傅作义的同乡，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与傅作义关系密切，是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人。杜任之曾通过吴晗与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取得过联系，后来，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做傅作义的工作，策动他走和平的道路。

　　杜任之认为刘厚同不能走。和平事业需要这位老人，北平人民需要这位老人，千年文化古都的保全也需要这位老人。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之中，刘厚同肩上负有非同寻常的神圣使命。

　　刘厚同权衡再三，决定继续留在北平。他觉得自己不是独立的，有这么多人关心他，挽留他，让他感动不已。同时，他还觉得并非一个人在做傅作义的工作，在这历史重要关口，朝傅作义伸出手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比如杜任之、李腾九、马占山、邓宝珊、何思源等，甚至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周炳琳等充满爱国心与正义感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这让刘厚同感到十分欣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厚同不辱使命，他对傅作义说：“北平这个千年文化古都，多少年来的军阀战争，都曾极力避免了破坏，今日若毁于自己之手，岂不千古唾骂、遗臭万年！何况今日战争性质大非昔比，而北平既非涿州，又非天镇，此刻包围天津的既非当年奉军，也非当年西北军，乃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解放军。自己眼前有光明坦途可走，何苦作此无谓牺牲。”

　　当傅作义被中共列入战争罪犯后，刘厚同受杜任之的委托，竭力开导傅作义：“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赎罪。共产党的政策是认真的，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对国家、对人民就是很大的贡献和功劳，是会得到中共的宽待的……”刘厚同劝他解除顾虑，认清大势，顺应潮流，把握未来。

　　在前前后后长达8天的时间里，刘厚同连续为和平解放奔走着。

　　8天，是一个长度，它记录着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作”和平老人”的人，为和平事业所做的不懈努力；

　　8天，是一个过程，它生动地展示了刘厚同，以及像刘厚同那样热爱和平的人们，在奔向光明之路时的精神向度。

　　刘厚同，你是和平的使者！

　　、傅冬菊和她的父亲

　　面对丰富多彩、神奇无比的现实生活，人们的想像力，往往显得出乎意料的苍白。

　　比如说，在1948年冬季的北平，在戒备森严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在两军对垒战云密布的日子里，有一个共产党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敌方高度警惕的哨兵面前走来走去，可以不需要任何证件自由进入军事禁区，还可以径直走进国民党华北部队最高长官的办公室，甚至可以当着傅作义的面对时局进行任意评说！

　　这难道是小说家们为取悦读者而虚构的一个故事？

　　或是世界级魔术大师在做大型情景式的精彩表演？

　　啊，尽管你可能不相信，也可能大为吃惊，但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将告诉你，上述的一切有根有据，全是真的！

　　打开平津战役作战史册吧，那个奇迹般的共产党员便会向你走来。

　　她的名字叫作傅冬菊。

　　而傅作义则是她的父亲。

　　傅冬菊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大学毕业后，傅冬菊来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在这期间，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宣传品，常常由她拿到印刷厂去印刷。傅冬菊来到印刷厂，直接把宣传品往厂里的负责人面前一放，说一声：“快点印哟，我一会儿就来拿。”然后就走了。然后那个印刷厂的人不敢怠慢，随即就得抓紧时间给她打理。因为那个印刷厂隶属傅作义的总部，厂里的负责人知道傅冬菊与傅作义的关系，尽管他怕事后傅作义知道了怪罪，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否则，他怕傅冬菊到傅作义那里去告状，那将让他同样感到吃不消。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傅冬菊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

　　1948年10月，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从工作需要出发，安排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布置傅冬菊做其父亲的工作。这位很多年以后曾经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于11月初，通过组织，把傅冬菊和她的丈夫——中共地下党党员周毅之，从天津调到了北平。

　　在此之前，傅冬菊曾多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刘仁考虑到傅冬菊的表现以及今后的工作需要，同意发展她入党。也就是说，傅冬菊是以一名中共党员的身份回到北平，执行党组织赋予她的神圣使命。

　　这次调动，名义上是照顾傅作义的身体，实际上党组织是让傅冬菊利用她与傅作义之间的父女关系来做傅作义的工作。

　　党组织负责人明确告诉傅冬菊：“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

　　傅冬菊重任在肩。

　　于是，在1948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冬季，傅冬菊走进北平，来到了位于中南海的家。

　　傅作义对女儿的到来十分高兴，他把傅冬菊拉到跟前看了又看，然后笑着说：“嗯，长高了，长大了，长得更加漂亮了！”

　　那天午后，傅作义破例没有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公务。他很想和女儿多呆一会儿。

　　但是，闲谈中，当傅冬菊把她回到北平的真实意图直截了当地告诉父亲时，傅作义吃惊了。傅作义眼睛瞪得大大地盯着傅冬菊，过了好一会儿才担心地问：“你搞没搞清楚啊，他们是真的共产党还是军统从中搞阴谋诡计？要是有人给你设个圈套，那可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爸，你就放心吧。我已不是小孩子了，知道该怎么办。”

　　傅作义仍旧疑惑地问：“这么说，你是共产党？”

　　傅冬菊点点头。

　　傅冬菊说：“中共中央派我来的。”

　　傅作义问：“派你来做什么？”

　　傅冬菊答：“做您的工作啊！劝您停止抵抗，放下武器，走和平的道路。”

　　傅作义一笑：“论年龄，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比我小4岁，叫我放下武器，向他们投降？”

　　说着，傅作义把头摇了摇，意思是不大可能。

　　后来，这样的对话在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傅冬菊之间经常进行。

　　虽然每次对话都没有结果，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和她的父女关系。

　　傅冬菊喜欢和父亲在一起。她喜欢做父亲爱吃的家乡菜，然后看着父亲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很开心的样子。她喜欢在父亲回到家后，给他沏一杯茶，然后坐在他的膝前，和他海阔天高地聊天。她喜欢帮助父亲收拾他的屋子，他的办公桌，过后把解放区刚刚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不经意地放在某个他伸手可以拿得着的地方，然后看他忙里偷闲地把它们拿起来翻上几页。她还喜欢在父亲紧张的工作之后给出他捶捶背，用她的拳头咚咚地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敲打着……

　　而傅作义也同样喜欢傅冬菊经常在他的跟前。尤其是在傅作义思想惶惑，心情不好的时候，傅冬菊的劝导，总是让他的生活状态得到极时的调整。傅作义觉得他已经离不开女儿了。若是多时不见女儿，心里会有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

　　在傅冬菊回到父亲身边的这些日子里，傅作义在走下坡路，军事上遭至一连串的失利：11月底，解放军华北兵团东进，包围了张家口。平津战役打响了。傅作义的西退之路至此被解放军堵死。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急忙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并向北平紧急求援。于是，傅作义派5军军长郭景云率101师和67师，共计16000余人，分乘400多辆大道奇卡车，火速驰援。临行前，傅作义再三交待，要郭景云速去速回，不要恋战。可是郭景云一去再也没有回来。5军被困于新保安。在这期间，东北野战军突然挥师入关，百万大军直逼平津。考虑到北平的安危，傅作义急需5军撤回，便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率104军和16军前往新保安接应郭景云。谁知安春山的部队已经打到马圈，离新保安城直线距离仅差4公里，却被解放军堵截，结果无功而返。随后，这两个军，分别在康庄、怀来一带被解放军歼灭。安春山虽然有惊无险地逃了回来，但有什么用？部队都丢光了，已成“光杆司令”！更让傅作义痛心疾首，是他的“王牌军”5军在新保安遭至全军覆灭。他的爱将郭景云拔枪自杀……

　　消息传来，傅作义如同大病一场，精神顿时萎靡不振。他用手捶打着胸脯，悲哀地嚎叫着：“5军完了，我也就完了。我的本钱都光了，今后该怎么办？”

　　傅作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尽情地发泄着心中的苦闷。手下的人劝不住，谁上前说话，傅作义就骂谁，恶狠狠地让他们滚，说他不想看见他们。

　　手下的人怕傅作义想不开，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只好把他的手枪藏了起来，然后纷纷离开，躲着他。

　　这时候，傅作义在需要人关心他，安慰他，开导他的时候，傅冬菊来到他的身边。

　　傅冬菊给父亲倒了一杯热茶，然后让傅作义坐在沙发上，静一静，平一平心中的火气。傅冬菊说：“急火伤身。你没有完，你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傅作义说：“别宽慰我了。西线这几仗，把我的部队都快打光了，没了人马，我还能做什么？”

　　傅冬菊说：“仗可以不打了，再打，还得败。这是大趋势。东北战场如此，淮海战场如此，华北战场也好不到那里去。放下武器吧，通过和谈，接受和平，这是一条光明之路。”

　　傅作义摇摇头：“没法谈。要知道，我是他们的敌人。”

　　傅冬菊说：“是的，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立场啊。抗战期间，你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受到过人民和我党的肯定与称赞。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为此，毛泽东特地从山城堡向你发出过贺电。‘七七事变’后，你率部与我八路军并肩作战，携手抗日，被国人称为著名抗日将领……现在，为了保持千年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战火涂炭，只要你接受和平，就是对历史有了一个最好的交待，北平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

　　傅冬菊的一番话，对傅作义触动很大。

　　傅作义的情况，包括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精神状态、情绪变化，都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掌握之中。这都是傅冬菊的功劳。傅冬菊几乎每天都要与地下党组织接头人王汉斌碰面，向他汇报情况。作为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出色的工作，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无人能够替代。她在促进傅作义最后下决心与我军谈判，以至于和平解放北平，贡献卓越。

　　很多年以后，聂荣臻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傅冬菊当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聂荣臻说：“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傅冬菊后更名为傅冬）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作义将军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同志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然后，每天通过地下电台，向平津战役指挥部报告……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翻开世界战争史，像傅冬菊这样功勋卓越的情报提供者，纯属罕见！

　　、所有的足迹大地都会知道

　　很像一部电视剧中的镜头：一个戴着礼帽的人在大街上走着，然后趁向路旁小贩买香烟的机会，机警地朝左右迅速打量一番，接着把帽沿往下拉了拉，急转身，大步走进了一家茶馆。

　　这个人名叫薛成业，中共地下党党员。

　　在茶馆的楼上，一间包房内，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正等着他。

　　薛成业向刘仁汇报工作。事毕，薛成业顺带着把认识李介人的经过向党组织作了详细报告。薛成业说：“李介人是国民党9军军长候镜如的外甥，现任军部军需副官。此人具有民主思想，对国民党政府的前景看得很淡。”

　　刘仁眼睛一亮。

　　刘仁说：“要严格审查他的背景，只要没有什么问题，就和他建立关系。这将为我们今后打开9军上层工作渠道，提供了一种可能。”

　　刘仁与薛成业说此番话的时候，是1947年8月的一天下午。

　　8个月过后，也就是1948年4月，李介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薛成业战友，经组织安排，他来到泊镇城工部进行了10天的学习。在这期间，刘仁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与薛成业以及地下交通员季鸿一道，组成一个专门的行动小组，并肩作战，共同对9军进行策反。

　　1948年8月的一天，已是中共地下党党员的李介人，来到已是17兵团司令官候镜如的住处，他给他的舅舅候镜如带来了一封中共中央的密信。

　　李介人告诉候镜如：“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跟着蒋介石，毫无前途可言。眼下，平、津、塘被我军切割包围，战争的胜败基本上已成定论。因此，希望舅舅以大局为重，在关键时刻有所作为。”

　　候镜如原本就对时局不满，现在听了外甥这番话，动了心。

　　候镜如说：“其实，我了解共产党。早在北伐时我就参加了共产党。197年南昌起义，我还当过贺龙手下的团长。要不是在河南被捕，后来离开了党组织，我现在准和你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人。”

　　接着，候镜如说：“介人，你放心好了，告诉中共有关方面的人，下一步，我知道该怎么办。”

　　似乎是为了表示自己对中共的诚意，候镜如当场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平津国民党军布防图，然后拿给李介人看。

　　候镜如说：“请务必转告林彪，切莫攻打两沽，那样伤亡必大，而守军极易从海上撤走。为此，我建议你们改打天津……”

　　作为17兵团司令官，候镜如所辖9军、6军、86军三个军。9军，于1月初，被傅作义调往北平；另外两上军，即6军和86军，则被部署在天津。所以，在谈及9军起义问题时，候镜如让李介人与9军军长黄翔联系。候镜如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和黄翔打个招呼。

　　后来，候镜如果然没有失言，他私下里曾默许黄翔就起义等事宜与同东北野战军第纵队进行接触。当然，这已是后话。

　　与候镜如疏通了关系后，李介人趁热打铁，先是找到9军1师师长张伯权，然后又和张伯权一起来到位于王府井梯子胡同的黄翔家。

　　李介人开门见山地问黄翔：“现在北平已经被包围，形势危急，军长有何打算？”

　　黄翔说：“除了准备当俘虏或是在战场上战死，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没有出路可走啊！”

　　接着，黄翔心有灵犀地反问：“你们有什么打算？”

　　李介人与张伯权相视一笑。

　　随后，李介人向黄翔说明了来意。

　　此时的黄翔，已在先前的电话中得到过候镜如的暗示，所以他不仅不感到吃惊，反而眉开眼笑地对李介人和张伯权说：“能够起义，就有了一条生路。我完全赞成。”

　　见9军军长同意起义，事情就好办多了。接下来，李介人又去做副军长刘儒林的工作。

　　刘儒林虽然有走起义道路的意愿，但他仍有顾虑。他说，起义毕竟是一件大事，得让他好好想一想。

　　刘儒林想了三天，结果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共方面的代表面谈。

　　这很好办，薛成业及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刘儒见了面。

　　见面的地点是在17兵团司令官候镜如的家里——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且很有说服力的会谈地点。当刘儒林来到他的顶头上司候镜如家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在心里拿定主意要与蒋介石决裂，参加战场起义了。

　　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薛成业通过交流与沟通，便完全打消了刘儒林的种种顾虑。

　　待到分手时，刘儒林紧紧握住薛成业的手，一再表示，感谢中共给了他一个将功补过、为人民立功的机会！

　　工作做到了这一步，李介人当然要和身在塘沽的候镜如打个招呼。于是，李介人拨通了候镜如的电话。

　　李介人在电话中对候镜如说：“北平家里的事是不是请黄军长、张师长和我商量着办？”

　　候镜如说：“就按你说的办。”

　　候镜如对9军起义一事，始终态度明确。

　　在这之后，刘仁决定，要求9军派代表来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与此同时，中共方面派出季鸿到1师担任联络工作。

　　黄翔当即同意。

　　黄翔派出的代表是他的同乡、张伯权的心腹、1师的主任参谋宋铨夏。

　　宋铨夏于1月14日晚间抵达中共指定的地点后，第二天，东北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接见了他。

　　萧劲光说：“我们对贵军大义之举表示欢迎。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内战，与人民为敌，现在军事上他已经支离破碎，平津战役打下去，将加速蒋介石的灭亡。此刻，贵军愿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本人深表敬佩。请你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表示敬意。”

　　宋铨夏表示：“有关9军起义的一切事宜，均由萧司令员酌定。”

　　随后，萧劲光就起义的一些具体事项，进行了部署与安排。

　　作为华北“剿总”司令官的傅作义，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属下堂堂的一个军，竟然与共产党商定起了起义。1月17日，也就是萧劲光接见宋铨夏的三天之后，东北野战军纵的一个团突然袭击南苑机场，缴获各种飞机5架。傅作义大惊失色，机场是北平的空中通道，不能失去。于是，傅作义急令9军军长黄翔把机场夺回来。

　　黄翔接到命令，与1师师长张伯权一番谋划，决定兴师动众地派一个团进行反攻，实际上，则是从那个团抽调了一个连的兵力，装模作样、虚张声势地冲着机场的方向接连放了一阵子枪，在经过一番热热闹闹之后，便鸣锣收兵。

　　因为在此之前，黄翔已经和解放军作出不再交火的协定，他必须说到做到。

　　但黄翔又不能不执行傅作义的命令。于是，黄翔导演了一出闹剧，专门演给傅作义看。

　　傅作义经验丰富，而且眼光很毒，他见枪声激烈，却打了半天仍不见拿下机场，大怒。傅作义吼道：“这哪是打仗，纯粹是表演！”

　　事后，傅作义本想撤了黄翔军长职务，但顾及到候镜如的面子，再加上局势日趋严峻，如果在此关口把人际关系搞僵了，对他傅作义则弊大于利。于是，傅作义只好忍气吞声，过后不了了之。

　　经过地下党与黄翔们的密切合作，9军的起义计划越来越臻于完善。

　　然而，9军起义的条件成熟了，却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起义。

　　原因何在？

　　因为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曙光已经照耀在这座千年的古城。这样一来，9军起义的计划便取消了。此后，9军与傅作义的部队一道，接受了我军的和平改编。

　　就像所有的足迹大地都会知道那样，国民党9军在为和平而奋斗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历史同样是不会忘记的。

　　本章节的所有文字，便是极好的证明！

　　4、“头等战争罪犯”傅作义

　　《孙子兵法》云：“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膑兵法》云：“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

　　《尉缭子》云：“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而师散，虽形全面不为之用，此道胜也。”

　　诸葛亮云：“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毛泽东云：“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由此可见，历代的军事家们都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通过攻心战术，瓦解敌军的士气，动摇敌军的决心，致使敌军整体上的屈服，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那么，在特定的形势下，交战双方进行和谈，不也是孙子所言“全国为上”的一种极好的形式吗？

　　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和谈的基本方针，就是以傅作义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原则。

　　1948年11月初，傅作义委托符定一、彭泽湘来石家庄，转达他的和谈愿望。11月19日，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给彭泽湘复电：“某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毛泽东所说的某先生，指的就是傅作义。

　　对此，毛泽东的策略是，如果傅作义真心和谈，就应当派代表来。我军希望和平解放北平，但不是求和，求和的只能是傅作义。我军不拒绝傅作义求和。如果傅作义真求和，他就很难下南撤西逃的决心。而我军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完成平津战役的行动部署。11月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据符定一面谈，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

　　1月15日，收到毛泽东的口信后，傅作义派他的亲信崔载之前来我军驻地进行谈判。

　　第二天，即16日下午4时，毛泽东就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原则与策略，复电林彪等人。毛泽东认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判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在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

　　毛泽东同时指出，应向傅作义的代表试探，傅作义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们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毛泽东提醒林彪等人：此次傅作义派人来谈判，只是一种试探性�

　　��行动，如果傅方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其实，傅作义在平津战役打响后，一直在做两手准备，一手是秘密寻求和谈，一手是加强防御。也可以说，傅作义的这两手，一手是做给毛泽东看的，一手是做给蒋介石看的。

　　傅作义在耍小聪明，他以为手里攥着两张牌，需要哪张，就可以打哪张。

　　可是傅作义的“牌技”实在不高明，他的每回出牌，总免不了出错。

　　比如傅作义在派出和谈代表的同时，又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调整城防部署，并且在谈判过程中，仍然不断加强北平的防御……但傅作义错了，他完全低估了他的对手的能力。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傅作义的和谈要求，是建立在他的主力尚未被消灭，还保存着自己的力量这个基础上的，只要真正削弱傅作义的力量，才能促使傅作义向接受我军的和谈条件这方面转化。

　　于是，当时间走到1948年1月日这一天的时候，傅作义忽然发现平日里自以为威风凛凛的他，竟然脆弱得像是一只被风吹了多日的蛋壳，轻轻一击，便粉身碎骨！

　　——新保安失守！

　　——5军全军覆没！

　　——郭景云战败自杀身亡！

　　5军，是傅作义的心肝宝贝，是他嫡系部队中的主要力量。失去5军，就像一只大鸟，失去了翅膀上的羽毛，它还能飞得起来吗？

　　傅作义在得知5军被歼灭的当天就后悔了！他想，要是不派郭景云西援张家口就好了，要是在郭景云率5军西去之后他真心和中共谈判，也许此时就不会让他这般痛心疾首，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假设了，傅作义忽然意识到新保安之战仅仅是个开始，5军被歼，随后，张家口朝不保夕！

　　傅作义一想到此，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溺水者，即使水面上漂来一根稻草，他也会抓住不放。

　　1月日，傅作义匆匆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

　　“毛先生：前曾来电赞同先生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面和平统一。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和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应当说，以战促和，毛泽东让傅作义多多少少有了一点长进。

　　但还不够。对于傅作义，教训不深，记性不牢。

　　仅仅过去一天，即1月4日，傅作义还没来得及喘过气来，当胸又被重击一拳——从张家口突围的105军全部被歼！如果说，失去了5军，傅作义少了一只胳膊；那么，现在又失去了105军，傅作义的两只胳膊全没有了。他赖以发迹的主力部队，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化为灰烬！

　　宜将剩勇追穷寇，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认为，对重症患者，决不手软，该用药时，得用一剂猛药！

　　紧接着，1月5日佛晓，“新华社”发表电讯稿，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列出以蒋介石为首的4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其中，傅作义排在第1位。与此同时，中共还发表了一篇短文，指出：“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随后，新华社在1月6日《收复张家口全歼逃敌》的新闻通讯中再一次指出：“傅作义是和蒋介石等人处于同一地位的头等战争罪犯。他要减轻人民对他的惩处还是有可能的，‘这即是由他下令平津全军不再抵抗，缴械投降，并保证不再危害平津革命人民的生命，不再破坏平津公共财产及武器弹药’。”

　　傅作义惊呆了！

　　傅作义起初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自己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中共开列的战犯名单上呢？“我真的是战争罪犯吗？我真的是人民的死敌，十恶不赦、罪大恶极？”傅作义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

　　作为战争罪犯，国人皆知，是要杀头的呀！傅作义觉得“战争罪犯”这顶帽子实在是太重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于是，傅作义精神恍惚，时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哀声叹气，情绪十分低落。

　　傅作义想了很多很多。他想，他祖上世世代代务农，家境困难，说起来，也是穷苦人出身，怎么会与人民为敌呢？15岁那年，他考入太原陆军小学，次年辛亥革命爆发，血气方刚的他曾谋划过刺杀袁世凯。19年，他率部长城抗战；196年，绥远抗日，获百灵庙大捷；197年参加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绥南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他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如今怎么就成了战争罪犯？他实在想不通！

　　其实，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旨在打击当时国民党内部甚器尘上的和谈鼓噪，并推动傅作义向接受我军和平条件的方面转变。也就是说，戴上“战争罪犯”这顶帽子，对傅作义是有利的。说到底，是在用一种方式帮助傅作义。其中原委，毛泽东在1949年1月1日时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曾做了详尽阐释。

　　毛泽东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以及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做傅作义的工作。

　　毛泽东就中共中央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诚意，拟出原则意见，并指示林彪通过北平市委直接告诉傅作义。

　　在这些意见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傅作义**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即加强了。傅作义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判，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一个军……

　　傅作义，听到了吗？

　　天地间，一个正义的声音在说：

　　伸出你的手来，拉你一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