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地阔。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十分艰难地伸向远方，好像要把天与地连接起来。

　　终于，一阵轻风掠过，一个小小的、浅浅的身影出现了，它一点一点地成长壮大，一点一点地变得清晰起来，一点一点地走进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

　　那是你吗？

　　1、不再沉默的“光杆司令”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往往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安春山就是这样的人。

　　数日之前，也就是1948年1月10日，那时候安春山还是104军中将军长、“西部地区总指挥”。他奉傅作义之令，率104军和16军共计5个师，前往新保安，接应5军。没想到共军用兵诡谲，出手太快，半道上不仅让他在康庄丢失了16军，而且自身难保，遭到共军的猛烈追杀。共军太厉害了，那个从东北来的吴克华令他的第4纵队以每小时7至9公里的速度抄小路，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咬住不放；而贺晋年的第11纵队已越过居庸关，占领南口，切断了怀来东面的道路。接下来，两路兵马一路穷追猛打，仅仅几个小时过后，安春山的104军顿时烟飞灰灭，土崩瓦解。随后，丢魂落魄的安春山，不顾一切地踏上了他的逃亡之路。

　　在那条逃亡的路上，安春山此生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一个军的人马转眼之间没了。他成了光杆司令。就连平日里对他忠心耿耿的军特务营营长，见他落难，竟背信弃义，带人不辞而别，离他远去。

　　同样，安春山此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接连走了三天三夜，累得他的腿已不像是他的腿，脚也不像是他的脚，它们除了酸、痛、沉重之外，好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太疲惫了，甚至走着走着，身子往路过一倒就睡着了。那是农田中的堰埂啊，竟比睡在弹簧床上还舒服。要不是他的副军长王法子一个劲地催他赶路，他根本就不想起来，一辈子就想这么睡下去！安春山觉得那几天，他把今后一辈子要走的路统统走尽了。以后，他再也不想走路了……

　　接下来，多亏了副军长王法子的提醒，安春山在越过一条山沟沟时，脱下将官服，换上了一身脏兮兮的士兵穿的破旧棉袄，否则，他根本无法在当了共军的俘虏之后蒙混过关。

　　当时，一个解放军战士用枪指着安春山，大声盘问：“你是干什么的？”

　　安春山慌慌张张地说：“伙夫……嗯，伙夫……”

　　接着，许是怕对方不相信，安春山又补充说：“干了十多年了。不干了，不能干了……”

　　说完，安春山心里卟嗵嗵直跳。

　　他连忙用手捂住胸口。

　　好在那个解放军战士年轻，竟然相信他，真的就放他走了。

　　临走前，那个战士给他发了还乡证，还发了几块钱路费。那个战士说：“革命自愿，决不勉强，愿干者干，不愿干就放。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

　　在这之后，安春山怀揣解放军战士发放给他的还乡证和那几块钱路费，一路饱尝艰辛，好不容易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北平。

　　待见到傅作义时，安春山已是无话可说。安春山仅是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等待着傅作义的训斥和发落。

　　可是傅作义什么也没说。

　　此时，傅作义又能说什么呢？5万人马已经丢失，说能说得回来吗？况且兵败的整个过程傅作义都知道，该发火，早在这之前，他就发过了。于是，傅作义仅是发出一声叹息，然后，在安春山的肩头轻轻拍了拍，转身而去。

　　安春山不由愣住了。

　　安春山曾经设想过许多与傅作义见面后的结局，惟独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方式。过后，安春山一下子变得沉默了。他很少讲话。他把自己当成了吝啬鬼，一个语言的吝啬鬼。

　　1月中旬，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目的在于让他手下的各位将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便集思广益，制定出一个有效的防守部署和可行的作战方针。

　　安春山出席了会议。

　　作为败军之将，安春山坐在会场的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显得十分低调。

　　会议由傅作义亲自主持。

　　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嫡系9兵团司令官石觉和4兵团司令官李文先后作了发言。他们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中心意思归纳起来，主要是加强防御，坚守平津。

　　按照思维的惯性，在会上先发言者，往往会为接下来的会议继续进行定下一个基调。这符合心理学中文化暗示的某种规律。所以，与会的大多数人此刻都在悄悄打着腹稿，准备沿袭前者的思路，作进一步的毫无新意可言的补充发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乎众人意料，安春山突然不再沉默，他开口说话了。他一张口说话，便轻而易举地扭转了话题。

　　安春山说：“要是在以前，我将非常赞同刚才二位将军的发言。我会认为他们的发言十分精彩，主张到位，慷慨陈词，令人热血沸腾。的确，军人就是来打仗的，而且要打就要打胜仗。这是无可非议的一个事实。但我要说的是，打仗并不是军人生活的全部。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用打仗的办法肯定不能解决所有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说到这里，安春山停顿了片刻，见大家都被他的话语吸引住了，便接着说：“在座的各位将军不妨试想一下，从抗战结束，我们就没有停止过打仗，打了三年了，打得结果怎么样呢？共军是越打越强大，我们则越打越不景气。打到现在，我们的地盘，一块一块地丢失；我们的军队，一批一批地被对方吃掉……也许有人要说，你安春山肯定是被共军打怕了，才说这话的吧？你是一个败军之将，手下已无一兵一卒，根本就没有本钱在这里发言？其实，大错特错！正因为我战败过，逃亡过，并且差一点永远当了共军的俘虏，所以通过亲身的体验与痛苦的思考，我才更有资格在此说出这样的话！北平绝对不是打仗的地方。要打，你们到别处去打，就是不要在北平打。北平不是涿州。涿州有大片的空地，可以承受炮火。可是北平呢？人口太多、太密。再说，北平有故宫，有天坛，有祈年殿，有颐和园……若是要打，你就是千古罪人。到时候，人民不让你，历史不容你！”

　　“住口！”傅作义一拍桌子，对安春山当场进行了训斥。

　　傅作义说：“我以为你丢兵失卒，回到北平，心里内疚，从此不多说话了呢。没想到你好大胆子，不但开口说话，而且净说一些混账的话！”

　　傅作义接着说：“大敌当前，你安春山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有多大的危害吗？简直是赤色宣传，动摇军心！”

　　说完，傅作义挥挥手，宣布休会。

　　当晚，傅作义把安春山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和他进行单独谈话。

　　傅作义开口便问：“你是不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和谈任务？”

　　安春山说：“怎么可能呢！”

　　傅作义又问：“那你在会上为什么说那样的话？”

　　安春山如实回答：“傅总司令，我跟你二十年了吧？这么多年来，我没离开过你一步。你打军阀，打小日本……我都跟着。我们虽然不能同生死，却是可以共患难。你应当相信我！前些日子，我对不住你，辜负了你的期望，既没有解救5军，又失兵折了将。但从怀来一路逃亡归来的途中，我把前前后后许多年来所经历过的事从根到梢都梳理了一遍。我认为这个仗不能再打了。蒋介石的政权已经不稳，完蛋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不应该和他一起完蛋，当他的殉葬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当认清形势，好好琢磨一下，能不能把握大趋势，寻找并走一条转败为胜的路！”

　　傅作义很是认真地听着。

　　安春山从傅作义的表情上受到鼓舞，便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们读古人的书，知道‘否极泰来’，‘罪之魁者可以为功之首’，现在就看我们的了，看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它，运用好了它。”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

　　傅作义说：“不瞒你说，近些日子，我也在考虑这些啊。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和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不与对方谈和。也不能仅仅是与对方谈和。和平，并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是失败，那也只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也许对大家，却是个胜利。总而言之，我要把你们从绝境带到生路上来……”

　　这天晚上，傅作义和安春山谈了很久。

　　直到夜深人静时，安春山才回家。

　　回到家后的安春山，仍在想傅作义和他谈的那些话。他理解傅作义，知道傅作义的心思，也懂得傅作义在和谈的道路上有他一定的难处。但安春山还是想提醒傅作义，力争加快和谈的进度。于是，安春山毫无困意，于凌晨时分，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和谈必须抓紧进行，否则夜长梦多，前景可虑”，一大清早，便托人将信转交给傅作义。

　　至此，安春山短时的沉默已成为往事。

　　安春山不能不说话了。

　　安春山说话时，底气很足。

　　、第一次“亲密”接触

　　傅作义陷入了困境。

　　作为对手，傅作义非常佩服毛泽东。从11月9日开始，在不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先从西线抓起，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作战方式，把他死死拖住；接着，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千里挺进迅速入关，与华北部队联手，分别对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五地进行了分割包围。这样一来，他傅作义精心部署的一字长蛇阵，转眼之间就被共军斩为五截，完全切断了他西退绥远、南逃青岛以及东撤海上的道路，使他陷入欲逃不能、欲收不拢、欲守亦难的凶险困境。下一步，毛泽东会有何动作？傅作义不敢往下多想，一想，便不寒而栗！

　　在这之前，傅作义曾和李同伟有过一次交谈。

　　李同伟是北平市政府新闻处长、华北“剿总”高参、《平明日报》主笔。李同伟常以新闻记者的眼光观察和分析时事，是一个能够经常出入傅作义办公室，与傅作义说得上话的“圈内”人。

　　李同伟直言不讳地对傅作义这样说过：“我认为国共之争，胜负已定，战下去只有愈败愈惨。虽然‘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具体到我们，走则是下策。西去保察绥，孤军无援，终必坐与待困。南下江南，别人可以，而你傅先生届时却将帅无兵，万万不能。中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南北朝局势不可能在二十世纪重演。长江不是天险，随处可渡。至于划江而守，纯属自欺欺人。所以，就目前局势来看，战是死路，走为下策，和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当时，李同伟的话，说得傅作义心动。

　　现在，处于山重水复之中的傅作义，显然已经意识到，谈和是脚下一条不妨可以试着走一走的路。他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11月18日，彭泽湘、符定一两人来到石家庄，带回毛泽东以聂荣臻的名义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某先生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到石家庄先作第一步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傅作义明白，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某先生，就是他傅作义。

　　既然毛泽东没有把和谈的路堵死，那么，他傅作义还犹豫什么？

　　于是，傅作义一个电话，召来了他的幕僚李腾九。

　　李腾九是华北“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傅作义是校友。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傅作义见了李腾九，迫不及待地说：“你说过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在吗？我要见他。”

　　1月10日，李炳泉应傅作义之约，由李腾九陪同，来到傅作义办公室。

　　李炳泉开门见山地说：“我受北平地下党的派遣，代表中共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

　　当天，傅作义对李炳泉就和谈的条件，谈了三点意见：一，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二，在一定时间内起义，要中共方面为他保密。三，要求林彪的部队停止战斗，双方谈判。

　　事隔一天，即1月14日晚，傅作义对和谈条件作了修改：一、军队不要了。二、两军后撤，谈判缴械。三、由傅发通电缴械。

　　并且，傅作义提出，派《平明日报》社社长、他的亲信崔载之为他的和谈代表，携带一部电台，由李炳泉带领，一同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与中共方面的领导进行面谈。

　　李炳泉当即表示同意。

　　1948年1月15日，李炳泉和崔载之秘密由北平北南河沿南口乘汽车，出北平城，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前线司令部。

　　第1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会见了他们。

　　随后，经向林彪、罗荣桓请示汇报，1纵于当天，将崔载之、李炳泉送至蓟县。

　　为了不暴露前线司令部的位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受命，带上10多名干部战士，来到离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选择了在村西头的周庆海家，接待傅作义派来的谈判代表。

　　1月16日10时，林彪等就谈判内容电告毛泽东，建议：“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利。”

　　林彪等还建议，必要时，他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

　　毛泽东回电，指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判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在“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毛泽东还指出：“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作义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们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同时，毛泽东提醒林彪等人：此次傅作义派人来谈判，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方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研究，决定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傅方代表说明解放军的态度和条件。

　　16日下午，苏静和傅方代表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与交谈。

　　看上去很平静。

　　无风无浪。

　　试探与摸底，是双方共同遵循的主旋律。

　　崔载之说，傅先生对与中共谈判很重视，纯属诚意，绝非阴谋诡计。

　　崔载之说，傅先生对和平谈判早有考虑，现在的军事形势对和谈也的确是个有力的推动。

　　崔载之在交谈中，提出如下要求：第一，为要搞到一架蒋介石的飞机，要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的控制；第二，为加强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解放军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第5军，使其回到北平城内，贵军可与其一起进城；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实现和平解决；第四，建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事后，苏静将与崔载之的谈话内容向林彪等人作了汇报。

　　林彪说，傅作义是想保存实力，以便日后向我们讨价还价。

　　林彪又说，不过，他傅作义愿意和谈，毕竟是一件好事。

　　于是，1月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同崔载之举行第一次谈判。

　　刘亚楼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和谈的级别。

　　刘亚楼首先对崔载之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刘亚楼分析了全国形势和平津战局的发展前景，并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向傅方阐明解放军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华北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不允许傅部保存自己的军队，不同意傅作义发通电，不同意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如果傅方同意中共方面解决平津问题的条件，解放军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刘亚楼还提出，给傅作义部编两个军，若是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

　　——力大无比。

　　——雷霆万钧

　　——大气磅礴。

　　——叱咤风云。

　　这些都是刘亚楼说话时给崔载之留下的种种感受。

　　崔载之几乎无话可说。

　　崔载之于当天下午向傅作义报告了谈判情况。

　　傅作义回电表示：城内蒋系中央军比傅系兵力大10倍，逮捕蒋系军、师以上军官有困难，实不宜实施。

　　除此之外，对其它问题傅作义闭口不谈、保持沉默。

　　这表明，谈判中傅作义开列的条件尤其是在军队处置的问题上，与中共中央确定的基本方针距离很大。

　　随后，尽管双方代表又经过几次交谈，但均未获得任何结果。

　　至此，傅作义第一次派代表出城谈判，宣告结束。

　　1月6日，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及随同一起来的译电员、报务员按照傅作义的意图，留在八里庄，以便继续与中共保持联系。

　　傅作义有了与中共和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今后他还会经历第二次，或是更多次？

　　毕竟和谈的大门启开了。

　　透过和谈的大门，傅作义将看到什么？

　　、信使，挺胸昂首走进了历史

　　1949年1月11日的早晨，初升的太阳，透过云层，把极其柔和的一束束光芒投向大地。尽管天气寒冷，四处的积雪尚未融化，但有了阳光照射，似乎就有了热乎气。这时，风停了。有几只早起觅食的麻雀，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在路旁的小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这是一条通往天津的路。

　　路的一端，是国民党天津守军构筑的明碉暗堡；另一端，伸向远方，隐隐约约可见解放军预备攻城的部队的前沿阵地。

　　阳光侧着照过来，把路照得清清亮亮。

　　此刻，有一个浅浅的人影，从路的一端出现了。随着他的脚步不断向天津接近，他的身子也在一点一点地放大。后来，他身着的军装，他的一张年轻的脸庞，他的甩动着的手臂，都坦露在他对面正向他射来的一道道警惕的目光里。

　　他是解放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员。

　　他是专程到敌方去送一封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名义签署的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的劝降信。

　　现在这封信就攥在他的手里。信中，林彪和罗荣桓敦促陈长捷等人仿效郑洞国为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林彪和罗荣桓以胜利者的姿态，通过东北国民党军的覆灭、双方力量的对比，告诫对方不要抱有幻想，天津是守不住的，你们若是采取抵抗的方针，那便是最愚蠢的打算。为此，他们希望陈长捷等人在我军总攻击未发动之前，迅速派代表出城与我军商谈，以便规定你们如何有秩序地放下武器和规定我军保证你们个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不致遭受侮辱的具体办法。在信中，林彪和罗荣桓还直截了当地提出限对方4小时内予以答复，其先头部队至迟应于1日1时开出城外，否则，我军将于次日，即14日，开始攻城。

　　这个担任信使重任的解放军通信员，挺胸昂首，大步地向前走着。

　　他知道，在他的的前方，有数不清的敌人的目光，在盯着他；有数不清的子弹上了膛的枪口，在瞄着他。但他无所畏惧。

　　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

　　他的步履十分轻盈。

　　他走在阳光里。

　　阳光把他的轮廓勾勒得非常鲜明。

　　在离天津城城门很近的地方，从一座碉堡里钻出一名敌兵，端着枪的手在微微颤抖。

　　“干什么的？”那个敌兵问。

　　“送信。”解放军的信使扬着手中的信说。

　　后来，这封信送到了6军军长、天津防守区副司令林伟俦手里。

　　林伟俦深知这封信非同一般，不敢耽搁，立即约86军军长刘云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和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一同来到陈长捷处，进行紧急会商。

　　说是会商，等到几个人聚到一起，面对解放军信使送来的劝降信，却谁也不敢吱声了。

　　显然，这封信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即大家看了信，谁先说话，就意味着谁先表态。而在座者，谁都对表态，充满了顾忌。

　　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防守天津虽然忧虑重重，但此时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硬是一声不吭。

　　林伟俦和秋宗鼎深知军统特务无孔不入，担心隔墙有耳，所以欲言又止，吞吞吐吐。

　　杜建时见大家不说话，心想这样耗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便略施小计，采取个别交谈的方式，把陈长捷请到另一间屋子里，悄悄问道：“你是司令，你看怎么办？”

　　陈长捷耸耸肩，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了。”

　　接着，陈长捷补充说：“我看，还是等北平和平谈判有何结果再说吧。”

　　随后，杜建时又请林伟俦和刘云瀚到另一间房间，问他们有何打算？

　　林伟俦不无戒备地看了杜建时一眼，不满地说：“问我们有什么用？陈长捷是司令，要表态也是他先拍板。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能领这个头。”

　　刘云瀚说：“是啊是啊，当然是司令说话管用。”接着，话锋一转，“刚才，陈司令对你说了什么，能透露给我们吗？”

　　杜建时说：“他的意思是等待北平方面的和平谈判有了眉目，再决定如何行动。”

　　林伟俦和刘云瀚相互看了一眼，显然，他们对杜建时的话的可信程度，打有折扣。

　　杜建时感觉到了这一点。

　　杜建时敏感地说：“怎么，二位不相信我？”

　　林伟俦和刘云瀚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们认为陈司令既然这么说，那就好，就按他说的办。”

　　杜建时说：“那就是说，你们同意陈司令的意见，继续固守天津？”

　　林伟俦说：“当然。”

　　刘云瀚说：“没错。”

　　杜建时略略思索，又问：“二位将军，若是共军发动总攻，你们认为固守天津，究竟能守多久？”

　　林伟俦看了看刘云瀚：“你说呢？”

　　刘云瀚却反问林伟俦：“你说呢？”

　　杜建时说：“一个星期能行吗？”

　　林伟俦摇摇头。

　　刘云瀚摇摇头。

　　杜建时不再问了。

　　为了拖延时间，等待北平方面和谈的结果，陈长捷等人决定给林彪和罗荣桓写一封回信。信中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如果共谋和平解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

　　是在踢皮球吗？

　　你踢过来，我再踢过去？

　　然而，解放军可没有闲功夫跟陈长捷们踢这个球了。

　　1月1日，毛泽东电告林彪和聂荣臻：“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同日，平津前线司令部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军须于1日1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14日开始攻城！

　　傅作义心想，哪有明确告诉作战的另一方哪天发动攻击的道理？解放军14日不会攻城。解放军说这话，是讹诈。

　　事实证明傅作义错了。傅作义失去了一次接受我军要求的机会，进而失去了和平解放天津的希望。

　　在平津战役中，天津守敌虽然没有投降，但以林彪和罗荣桓名义写给陈长捷等人的那封劝降信，历史却记住了，以至于很多年后，几乎所有关于天津之战的史料，都一一记载了这个生动的细节。

　　当然，历史同样没有忘记那个给天津守敌送去劝降信的信使，以至于很多年后，这名解放军某部的通信员，仍旧沐浴着阳光，挺胸昂首地走在这部描写平津战役，具有纪实风格的文学作品里……

　　4、一个迟到的决定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猛烈晃动着脚下的大地，造成地面上的一切，包括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都在惊恐不安地蹦蹦跳跳。

　　天津守敌遍布各处密集的明碉暗堡，被解放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几乎无一漏网地细耕了一遍，以至于焦雷滚过，一片断壁残垣。

　　此时，火光冲天，硝烟蔽日。

　　空气中充满了浓烈而又刺鼻的火药味。

　　天津防守区警备司令陈长捷不断接到令人不安的电话：

　　——城防主阵地失守；

　　——东、西门相继被共军突破；

　　——总预备队的保安师增援西营门失利；

　　——6军军长林伟俦派手下参谋与共军接洽停火……

　　陈长捷事先绝没有想到战况竟然会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早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之前，即1月4日，陈长捷还信心十足地发出两个命令：一是“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二是向部队颁发了6条骇人听闻的战时军律：“（1）全班士兵未奉令擅自退却者，准由班长将该士兵就地枪决；（）班长未奉令擅自退却者，准由排长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未奉令擅自退却者，准由连长将排长就地枪决……”以此类推，直至师长可以枪毙团长。

　　可是，就在表明陈长捷决心死守天津的这两个命令下达后的第10天，也就是1月14日，解放军发动了对于天津的总攻击。

　　简直就是风卷残云！

　　简直就是催枯拉朽！

　　陈长捷的部队在根本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全线崩溃，迅速败退。

　　眼看再打下去，必死无疑，陈长捷拨通了北平的电话。

　　陈长捷寄希望于北平的和谈能让天津战场出现转机。

　　可是，得到的回答，令陈长捷大为失望。

　　对方说：“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了！”

　　“两天？再等两天老子早就完蛋了！”陈长捷气急败坏地将电话话筒摔在桌子上！

　　随后，陈长捷召集林伟俦、刘云瀚和杜建时商量对策，决定不再为北平的和谈充当讨价还价的资本，立即发表一个放下武器的和平宣言。这个仗，不打了。

　　当夜，杜建时找来了天津工业界知名人士李烛尘、参议会议长杨亦周，让他们撰写并通过广播电台播出这个宣言。

　　杨亦周曾于1949年新年之后，召集10多名参议员，找过陈长捷，希望他为了天津免受战火的摧残，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保全，务必罢战，与解放军讲和。后来，杨亦周等人推选的4位代表还出城，与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过接触，并在1月9日公开发表书面声明，表达了他们和平解决天津的意愿。对此，1月1日，毛泽东在致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过肯定。

　　当初，杨亦周他们为和平解决天津所作的努力并未奏效。那么，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且打到了这种地步，尽管杨亦周和李烛尘对“和平宣言”不抱太大的希望，但他们还是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15日凌晨，杨亦周用他那沉稳的因疲惫而略显沙哑的嗓音，在广播电台播出了“和平宣言”。

　　若是天前，陈长捷等人拥有此种和平的表示，可以断言，天津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战争。那么，他们将是和平解决天津的有功之臣，他们的个人历史亦将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然而，这个关于“和平宣言”的决定，毕竟到来的太迟了。

　　在此之前，陈长捷重江湖义气，以至于对傅作义的愚忠，使他严重丧失了对于历史潮流走向的识别。傅作义把陈长捷的固守天津作为北平与解放军和谈的一个筹码，而陈长捷为傅作义所走的这步棋，付出的，则是惨重的代价。

　　当然，在激烈的战场上，一个迟到的关于和平的决定，总比没有要好。“和平宣言”，仿佛是硝烟弥漫的天空，突然飞来了一只鸽子，在许多人需要看见它，渴望看见它的时候，它出现了。它给陷于绝境的人们，带来了生的希望。它给炮火熏染的天津上空，带来了些许亮色。

　　15日上午，在天津市区的许多地方，枪声渐渐稀了下来。表示投降的小白旗，不时在敌人驻守的某个据点升起，并不停地摇曳……

　　15日7时左右，我军进攻的步伐，已经逼近国民党的天津警备司令部。

　　此时，陈长捷还在与傅作义通话。

　　陈长捷告诉傅作义：“共军已经突破他的主阵线，正通过巷战，向纵深发展……”

　　实际上，傅作义通过陈长捷手中的话筒，完全可以清晰地听到剧烈的枪炮声，正向陈长捷的指挥部潮水一样席卷过来。

　　显然，傅作义意识到大势已去。

　　于是，傅作义沉思片刻，终于对陈长捷下达了这样一道指令：“你们可以与共军接洽和平了！”

　　而陈长捷放下话筒的时候，在他的背后，有两把锋利的刺刀正对着他的脊梁。那是解放军战士的枪刺。此时的陈长捷，根本无法按照傅作义的指令与解放军谈和了，他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当了俘虏的陈长捷，就连他自己做梦都不会想到，一天之后，也就是1月16日拂晓，他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乘车来到通县五里桥，在那里见到了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这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一次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方代表尽快签署和平协议。但对于陈长捷乃至邓宝珊和周北峰来说，无疑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一见面，陈长捷忍不住愤怒地手指邓宝珊、周北峰大声吼道：“你们这些混账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就知道拖延时间，让我陈某人和防守天津的1万弟兄充当牺牲品，作为你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呸！这下好了，我们完了，彻底地完了，看你们还找谁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

　　面对陈长捷的怒斥，邓宝珊和周北峰又能说什么？他俩震惊、委屈、哀叹而又感到有口难辨，难道他们不想在谈判桌上尽快签字？他们能当这个家，作这个主吗？

　　陈长捷过后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作为天津之战战败一方的亲历者，他深有感触地对邓宝珊和周北峰说：“快快签署�

　　�谈协定吧。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大局已定，为蒋介石的不义战争进行垂死挣扎，纯属死路一条！你们知道吗，就在昨天，解放军即将踏入我的指挥部时，傅总司令这才松口，让我接洽和平……唉，你们说说，傅总司令他干嘛不早说啊！要是早点儿说，我也不至于成现在这样子了……”

　　是的，假如时光倒转，历史允许傅作义重新进入角色，回到生活之中去，他肯定会提前天对陈长捷下达那道“接洽和平”的指令，那样，陈长捷就会接受我军的要求，率部自动放下武器，不至于在日后成为战争罪犯而被关押10余年，直到1959年1月，才作为首批特赦人员获得自由。

　　仅仅日之差啊，傅作义与陈长捷的命运从此天壤之别。后来，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获得了中共的宽大处理，成为人民的功臣；而陈长捷则是历史的罪人，一个新中国的囚犯……

　　这能怨老天不公吗？

　　不，陈长捷，要怨就怨自己吧。切记，在人生道路上，每逢关键时刻，千万要自己把握住自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