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彦罢职后，朝廷决策中心进行改组，形成了新的领导班子：以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他只是挂名，此时已随金军北上），吴敏为少宰，李纲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为中书侍郎，唐恪同知枢密院，耿南仲为尚书左丞，李棁为尚书右丞。
受命北上追赶金人的宋军各部，由于是分头行动，所以进军步伐并不协调一致。马忠和范琼行动比较快，很快便追过黄河，继续蹑迹北上。而姚古、种师中、折彦质都驻军于外地，接到命令较晚，行军也较迟缓。
姚古、种师中、折彦质之所以行军迟缓，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来自朝廷的命令感到“莫之适从”。枢密院命令他们尾随金军，追击破贼。而来自三省的命令则是，令他们护送金人出境。朝廷政令不一，让他们这些领兵在外的将领们深以为患，深以为虑。
主张与金人议和的吴敏和耿南仲等宰执，获得内部消息说，北上之军有可能要向金人开战。吴敏和耿南仲认为，一旦开战，则后患无穷。他们立即上奏宋钦宗，随后派人火速去往河东、河北传达命令，严禁出兵攻击金人。他们还派人给各军送去军旗，竖立在中军大帐之前，旗上写着几个鲜明的大字：“擅出兵者并依军法”！
二月十五日，朝廷忽然接到河东路泽州奏报，说大金国相宗翰领兵侵入南北关，已攻破隆德府，占领高平县。据说，宗翰既逾南北关，仰而叹曰：“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矣！”
朝廷闻讯，大为震惧，大臣们都担心西路金军再次渡黄河而南下。
宋钦宗急忙召集宰执开会，商讨对策。宰执们都纷纷埋怨李纲，指责他不该尽遣城下之兵前去追赶金人，搞得现在京城又无兵可守，让朝廷陷入被动局面。
李纲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斡离不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初，不虞宗翰之来也。宗翰之师虽来，闻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车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吴敏和耿南仲见李纲如此自信，也不与他正面争论。散会后，他们施展小动作，密奏宋钦宗，暗中派人持金字牌疾速北去，追还马忠和范琼等诸将之兵。
当时，马忠和范琼已经追到邢台与赵县一带，与金军也就是二十里路的距离。金人闻听宋军尾追而来，“莫测多寡，惧甚，其行甚速”。
马忠和范琼正追在兴头上，忽然接到撤兵诏书，他们“无不扼腕”。虽然有些不解，有些不情愿，但军令如山，必须执行，他们不得不停止追赶，按原路撤回。
李纲听说此事后很吃惊，当即入宫面见宋钦宗，据理力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宋钦宗竟然又被李纲说服，于是“得旨复遣”。
此时，马忠和范琼已遵照撤军命令，往南回走了一半路程。接到复遣命令后，他们又掉头北上，继续追赶，终于在滹沱河畔追上了金人。
然而，将士们已经知道朝廷对于向金人开战，意见很不一致，命令变来变去，他们不知如何执行为好。再加上骑马来回奔跑数日，全军将士身体疲惫不堪，无法投入战斗。于是，他们“不复有邀击之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金人离去而已。
按照城下之盟的约定，金军过黄河以后，应该将肃王赵枢放回。在金人撤军第二天，宋钦宗便派遣王俅到黄河南岸去迎接肃王。然而，宗望过河后并没履行约定。肃王与其他人质一起，继续随金军北上。
金人开始退师时纪律还是很严明的，过黄河后，宗望下令张榜，告诫全军不得虏掠信德府。在金人心目中，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及其以北的土地，是宋朝答应割让给金国的，而信德府不在割地范围之内。
途中，金军偶遇几名传递公文的宋朝斥堠，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份文件。打开一看，乃是河北都转运使张悫发往磁州的公文，令磁州官员将寄存在那里的三十万两银钱封椿，不得支用。这三十万两银钱，是当初郭药师担任同知燕山府时向朝廷索要的军费。当时，钱刚运到磁州，燕山便已沦陷，郭药师也已叛变。于是，这笔银钱便寄收于磁州军资库中。
宗望一看公文大喜，兵至磁州时，他令郭药师入城，向磁州守臣索要这笔钱。磁州知州名叫赵将之，郭药师入城见到他后声称：“这笔钱是朝廷发往燕山的钱，应该交付给我。”
赵将之假装糊涂，回答道：“没见过这笔钱。”郭药师早有准备，当即出示文牒。
赵将之见隐藏不住，正在踌躇时，郭药师脸色一变，扬言道：“不得银，则攻城取银！”
赵将之害怕金人屠城，于是就将这三十万银钱交给了郭药师。
金人绕过磁州，继续北上。宗望本想按照约定，顺路交割中山府与河间府。当时，中山与河间都在宋朝控制之中。中山府知府名叫陈遘，河间府知府是詹度，他们都坚决反对割地，决心与城池共存亡。
宗望见中山与河间拒绝交割，便试图武力攻取，但进攻均告失败。这让金人大为恼火，于是，“复旁出钞掠”，深、祁、恩、冀等地，皆深受其害。
东路金军在河北的中山、河间一带扫荡；西路金军则南下河东，占据太行，俯瞰河津。
面对新形势，宋钦宗急忙召集宰执们商讨对策。经过研究，二月十六日朝廷又做出新的部署：种师道增加太尉官衔，继续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驻军滑州；姚古增加检校少师官衔，继续担任河东路制置使，统兵以援太原；种师中继续担任河北路制置副使，统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
在宗望率东路军北撤的同时，宗翰则率西路军一路南下，二月十九日兵临隆德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