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胡的叛乱随着氐人的东渡划上了一个句号，黄河几字型流域以内的这片疆土，又重新回到了大汉的怀抱，尽管这片人烟稀少土地近乎荒芜的疆土回归只具有象征意义，它不可能为蜀汉朝廷提供任何的赋税来源和兵员补充，但这片土地的回归，还是让所有的蜀汉人感到欢欣鼓舞。
最为重要的是，这片一直由羌胡所占据的疆土对关中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在东线面临与******对峙的局面，而北线则一直承受着羌胡不断地滋扰，关中的安全始终得不到确切地保障，这也是刘禅迟迟不愿迁都长安的重要原因。
秦国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拥有超乎安定的关中，秦国的势力，一直向北延伸到了河套地区的九原郡，丰饶而富庶的关中始终没有受到任何的滋扰，秦国才有机会攒聚国力，进而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但汉末以来，匈奴、鲜卑、羌胡等势力不断地南侵，汉人的疆域也不断地向南退缩，整个关陇地区再无半寸宁土，秦汉时代的辉煌，早已是荡然无存。
此次刘胤荡灭北地胡，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关中提供一个安定平宁的环境，为蜀汉争雄天下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刘胤恢复了上郡的设置，郡治设在高奴，录属于雍州管辖，并在雕阴、定阳、肤施、阳周等地设兵驻守，针对上郡境内没有汉民居往的情况，先期采用屯田的办法，并在后期陆续地向上郡移民，将上郡打造成关中北部的一道屏障。
屯田营的劳动力暂时倒不太缺，毕竟和羌胡的几次战役，俘虏甚多，将这些战俘编入屯田营，一方面可以减轻蜀军的粮草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蜀军的后勤保障提供帮助，达到废物利用的目的。
随着北地战事的结束，雍凉境内的羌胡势力基本上被肃清了，摆在刘胤面前的，是新的战略安排。
针对下一步的战略安排，蜀军诸将之中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支持北上河套，蜀军攻占河套，就等于是恢复到当年强秦的疆土，坐拥雍凉益三州之地，有着天下的半壁疆土，那可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基石，如果蜀汉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中原逐鹿，必可占据优势。
第二种意见是支持东渡，趁着匈奴人占据并州的机会，进入并州，只要能灭掉匈奴，就可以占据并州，而并州之地高屋建瓴，无论是东取冀州还是南下中原，都占据着绝对的地利优势，东渡并州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为争雄天下奠定优势，而现在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第三种意见则是暂时歇兵，休养生息，现在中原混战不休，正是蜀军坐山观虎斗的良机，多募兵，广积粮，为争霸天下打好基础，等到晋国和匈奴诸胡斗到精疲力竭之时，再行出兵，必可以一扫中原，匡扶汉室。
这三种意见分歧比较大，但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者，诸将争执之时，都各自摆出了自己的道理，似乎各个意见都有理有据，当然这种战略层面上的事，他们都说了不算，真正要拿主意的，还的是刘胤。
继续北上，目标当然是河套地区。河套地区自古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秦国曾在这里设九原郡和云中郡，并征发三万户来戍边。汉武帝时期，卫青大破匈奴，占领了河套，汉廷在此设朔方和五原郡屯田和养马，作为进攻和防御匈奴的重要基地。
不过自东汉末年之后，汉人政权对这块土地逐渐地失去了控制力，而沦为了羌胡角力的斗场，匈奴人和鲜卑人，包括羌胡诸势力都曾经染指过这片区域，如今鲜卑人崛起之后，已经控制了东起鸭绿江，西到天山，南至阴山，北达北海（贝加尔湖）的广阔区域，如今河套地区也自然成为了鲜卑人的属地。
和鲜卑人开战，刘胤倒也不惧，别看鲜卑人疆域横跨万里之遥，但其内部派系纷多，相互之间内耗不断，比如秃发树机能所属的西部鲜卑就和大拓拨为首的中部鲜卑交恶，以致于秃发树机能打了败仗之后，宁可逃往西域乌孙，也不愿意接受中部鲜卑的辟护。
不管是匈奴、还是氐、羌、羯、鲜卑，都是祸乱中华的罪魁祸首，这五胡，刘胤誓必要灭之的，和鲜卑开战，那也迟早的事，早打晚打，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不过此刻北征河套，有脱离主战场之嫌，上郡虽然已经收复了，但齐万年、郝元度、彭荡仲等诸胡势力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是逃到了并州刘渊那儿，如果假以时日，他们借助刘渊的势力重新崛起之后，谁也保不齐他们是否会卷土重来，本着除恶务净斩草除根的原则，还是应该东渡黄河，进入并州收拾掉羌胡残部为正途。
而一旦进入并州，那势必将要和如日中天的匈奴刘渊部发生冲突，蜀军进入并州作战，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据优势，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更是一个致命的硬伤，这些因素都是刘胤所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当然，第三种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蜀军连续作战，也确实是比较疲惫，如果此时可以做一个较长时间休整的话，必然会对蜀军战斗力的提高是一个帮助，而且此时蜀军休整，也符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战略考量。
但是，所有的考虑必须要结合中原的形势来进行，刘胤和晋国签订的暂时停战协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仅仅是为了双方平定各自境内的胡人叛乱提供一个方便而已，现在蜀国境内的胡人势力已经被清除了，刘胤已经没有恪守停战协定的必要了，无论是东出潼关还是从并州东渡黄河，都可以是刘胤的选项之一，刘胤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最终还是做出了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