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中在他的小四合院中来回踱着步，心中弥漫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愉悦，后来安排长的事李小赖又告到了县里，山花虽然别扭了一段时间，当再一次面对上级对安排长的调查时，她十分坚定而中肯地证明了安排长是一个作风正派、立场坚定的革命者。县里在调查的时候，同时发现了安排长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正式任命他为白口区公所的副区长，主抓窑头村以西的革命工作。

　　安区长走马上任后，在赵老拐的一手操办下和山花正式结了婚。因为不是本地人，婚后暂时住在大中家。婚礼庆典隆重而简约，两个人都穿了一身土黄色的军装，胸前一人带着一朵小红花，给在场的亲戚和大坡地的农协代表一干人等三鞠躬后，就算完成了革命夫妻的敬礼。

　　赵老拐给杀了一头猪，大事小事都要弯下腰在大中耳朵边嘟囔，周大中对突然受到的抬举几乎有些招架不住。乡亲们也热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大中就收了两大摞，苏区长也给送来了一床新棉被，丝弦剧团也从外地专门赶回来，唱了《小二姐做梦》以后又唱了《白毛女》，赵老拐又特地和盖大全说了说，为了避免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和在别处一样再次挨打，化妆前就让他给在场的全体观众鞠了三个躬。

　　在大坡地人看来，山花的婚事，是大坡地第一桩隆重别致的盛大喜事。

　　安区长仍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县里又来了调查组，主要原因是，大坡地群众反映安区长和地主富农勾勾搭搭，排挤贫下中农，农协代表敢怒不敢言；利用土匪家属报复革命群众，搞新的白色恐怖；借婚事大操大办搜刮民财白拿群众东西等等。

　　和地主富农勾搭及土匪家属的事主要指赵老拐，而地主和富农的首要条件是占有多量土地、牲畜和农具，赵家的土地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归了别人。赵聚财属残疾人，不能参加生产劳动，魏老大本属孤儿，在赵家常年吃、住，也参加相应的生产劳动，不存在巨额盘剥问题，老大今后自由决定去留。

　　张红梅娘家为秀水村，母亲为外婆抱养，现已去世，贫农，历史清白。

　　张红梅的真实历史，大坡地人传说的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事，叫得响看得见的真凭实据几乎没有，况且红梅的母亲陈凤娇，生前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因为和提着脑袋玩命的人生活惯了，自然也学了一套狡兔三窟的本领，陈凤娇随杨老歪初到鸽子岭的时候，就在秀水村看准了一位老实可靠的人家认了一位干娘，她时不时去看干娘一下，也带些丰厚的物品，也住上一些时日，干娘只知道闺女的婆家生活富足，却没有登过闺女家的门。

　　秀水村约三四十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住在三十多里之内的沟沟梁梁之间，这一户和那一户的联络方式，是找个高处两只手卷了喇叭形状相互“喊坡”，如若没有“喊坡”，或许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事。红梅往老拐家娶时，陈凤娇为了闺女日后过日子方便，就是让红梅从干娘家上的轿。——调查组到来之前，赵老拐骑了头毛驴，拿了十斤盐和一卷洋布到秀水村提前去了一趟。

　　调查组的人翻山越岭，历尽辛苦才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耳背舌拙的老太太。老太太终了此生，见到的人没有见到的树多。她看到调查组的第一句话，问的是山外的小日本儿走了没？日本人的大炮，到底能不能从这个山头隔着沟打到那个山头上？

　　老太太光着脊背，一身黑黝黝松弛的皮肉，像又一套经久耐用的衣裳，佝偻着腰却能在山石上健步如飞。不管调查组询问什么，她永远按照自己的思路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神仙”。“老神仙”烧起大火煮了一大锅没有半点油花的北瓜汤，调查组的每个人吃了一碗之后就都走了。

　　大操大办的事则缘起婚礼那天，凡是送了贺礼的，哪怕是只送了一张画，几乎老老小小都吃了一碗安区长的猪肉菜。到后来，凡能拉下脸来的能动的人，也都人挤人、人挨人地舀了一碗，不少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安区长的宴席上、在大人的指点下，终于分清了猪肉和羊肉的区别：羊肉全是红肉，不香；猪肉是红肉和白肉连在一起，香死人！不操心就会把舌头垫进去一齐咽到肚子里去。愚笨一点的小孩子把碗添个精光后也没有弄明白：满身净是黑毛的猪，咋就能长出一身的白肉？

　　猪是赵老拐家自己喂的，安区长按市场价已付了钱，虽然赵老拐和安区长中间来来回回送过几次，但周大中最后又给送了回去。

　　大坡地农协的工作倒真正地令调查组不满意，开始的几天调查，农协的代表不是推脱有事就是干脆不给见面，连农协主任盖大全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工作组反复做工作，一个个仍然噤若寒蝉，吞吞吐吐地避重就轻，缺乏干革命的劲头和热情。

　　苏区长最后代表工作组和县里领导的意见跟安区长谈了话：大坡地最要紧的工作，是迅速掀起土地革命的*，抓生产，保安全，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

　　安区长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后，首先找到盖大全谈了个彻夜通宵。盖大全最大的顾虑是农协人心不齐，想吃肉又怕闻腥的主儿太多，走在革命前头的人是打死狼都来吃肉，狼咬着了自家受疼。不排除个别人有两面派的可能。农协会上他只是提了提县城那边土地改革的做法，当天晚上就有人往家里扔石头，大门也给砸了个窟窿，刚喂百余斤的猪也叫人给毒死了。最后盖大全战战兢兢地问：“俺小子狗剩到底敢不敢回来?”

　　提到儿子，盖大全就伤心得不是一道眼泪，安区长听了狗剩给人放牛摔死两头牛，一直跑在外面不敢回来的事后，结结实实地在盖大全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恁大一个屁憋屈在肚里一直不放，也不怕憋死你！亏你还是农协主任，这点儿政策也不掌握，以后咋领导别人干革命闹翻身？啥年代的事儿了，以后所有的土地和牲畜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马上叫他回来参加革命运动！”

　　盖狗剩回来后和父亲盖大全抱在一起哭了个昏天黑地，昔日的放牛娃如今已是个二十多的大小伙子，个子比大全高了半头，大全还想抱起儿子转个圈圈儿，抱了两次狗剩的脚都没有离开地面，狗剩倒是把父亲抱了起来，大全用手捶打着狗剩厚实的胸膛，咧着嘴嘻嘻地笑着眼里就又坑了泪，大全拿袄袖子擦了一把，就出去了。

　　当年狗剩从家里跑出去后，东躲一天西藏一天，后来辗转来到了六安南边石县的一个采石场，直到石县那边土地改革已搞得热火朝天，连三岁的孩子也分了地后，才小心谨慎地托人往家里捎了话。接到信儿后盖大全又喜又怕，喜的是狗剩还健健壮壮地活着，怕的是欠债还钱他赔不起人家的牛。

　　大全一辈子家徒四壁，还不起的东西绝对不借，说出去的话向来算数。一辈子不管租种谁家的地，年景好的时候多留，年景差的时候少留，宁可自己饿肚皮也不欠别人一斤一两。盖大全的为人，就如尚官道和夏官道中间铺就的青石条，任凭风吹雨淋千踏万踩，永远不变的颜色。

　　狗剩不经意摔死的牛，是大全有生以来自觉亏欠别人的唯一不安与耻辱，就当时情形而言，如果卸了他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去抵顶那头牛，他也会绝不含糊地送了去，但是在那个灾荒年里，二斗高粱换一个俊闺女的年头，他一个脏兮兮的老汉，是随时都可能倒毙于荒野的烂命一条，他和儿子绑在一块儿也抵不上一头牛。无奈的盖大全叫儿子走了，他一直为那个非君子所为的决定耿耿于怀，为了牛和儿子而羞愧难当且疼痛不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