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卫东在这个世界，第二次来到上海。

　　第一次，是六年前，他带领刚刚组建的佩剑旅，加入十九路军的战斗序列。

　　那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杀死更多的鬼子。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一次，佩剑旅几乎被打光。

　　从那以后，李卫东变的更加成熟了。

　　眼界高了，心胸宽了，官也一步一步的高升了。

　　杀鬼子不在是李卫东此时唯一的志向，在战争中投机，使得华夏捞足了实惠，是他最主要的目标。

　　面对平津血战，李卫东明知道结果，却没去改变过程，就是原本埋伏在9军的梁重等三个团，战斗的时候，他都没给发过一封电报。

　　老战友赵登禹牺牲了，李卫东伤心，但是却没有像老蒋那样掉落一滴眼泪。

　　就连朝夕相伴的汪雨涵，都说李卫东变的更冷血了。

　　赵登禹牺牲的那一晚上，李卫东无休止的在汪雨涵的肚皮上发泄着。

　　而对于9军的命运，不闻不问。

　　9军被改编成第一集团军后，李卫东就把梁重等三个团，调去了海口休整。

　　他甚至对宋哲元破口大骂，说五年的时间，三位爱将竟然不升一级，既然你怀疑是我安排在你身旁的钉子，那么我就给你拔掉。

　　现在，李卫东又来上海了，除了朴成云的卫队，李卫东没有多带一个士兵。

　　大战前的上海非常的沉寂。

　　密密麻麻的铅字报道的都是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自从卢沟桥枪响以后，十九集团军的将领们的心早已飞向了抗日前线；

　　然而李卫东却对他们的请战要求，不闻不问。

　　由南而北的淞沪铁路以江湾为中心。东江湾路1号面对四川北路的拐弯处，像军舰状地横卧着一幢四层高的钢架混凝土大楼。椭圆的外形和粗壮的门柱以及粗线条式的建筑风格，显示出大和民族的骄横和强壮，这幢建于194年、占地6，10平方米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重要据点和指挥部。

　　这幢军舰状的大楼背后，淞沪铁路逶迤而过。这里是虹口地区的繁华地段，也是公共租界和华界的边缘地区，横浜路、宝山路、宝兴路和四川北路在这里交会，相距不远的北面，是松柏苍翠的虹口公园。而宝山路上狭窄而平坦的八字桥，曾是李卫东浴血奋战过的地方。

　　李卫东躲在观察这这座大楼。

　　这时，一身旗袍的汪雨涵送来了早晨出版的报纸，李卫东接过报纸，散发着油墨味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火药和硝烟味。《本市新闻》栏的头条消息是《日军舰兵麇集本埠形势严重》。

　　消息道：“日军阵线在今晨时后，少数前哨部队及便衣队，在横浜河以东及青云桥开始活动，并在今晨时余，曾开三四枪挑衅，但我方沉着镇静，不予理睬。今晨时后，记者驱车往公共租界与闸北交界处作最后巡视，但见凡通华界之各铁栅门，均已紧闭，每处均有武装万国商团警卫把守。遥视闸北方面，马路电灯，虽仍如昔日光明，但路上空无一人，状至凄凉，无形中已入战时状态矣。”

　　密密麻麻的铅字报道的都是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吴淞、闸北、江湾一带的居民，纷纷携带箱笼争向租界区域搬迁，汽车、人力车被雇一空。

　　昨晚10时左右，日方军队纷纷出动，并有多数日军间谍，混入我交通要道以及公共场所刺探消息。公共租界中的店铺多已提前关门，有轨电车9点45分时都已进厂，只有往来于北四川路靶子路静安寺之间及外洋泾桥静安寺间的1、两路电车仍然维持运行。

　　英国、美国、法国都已准备增兵来沪，法国陆军400名昨夜已从安南到沪，另400名下周可到。英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分别由香港和菲律宾出发。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和法租界的白俄商团，昨夜也已出动，布防租界边境道口，租界巡捕也全体出动，维持区内治安。”

　　“在上海的江海各轮，已全数离沪。自本日起，本埠华商轮船公司，不论国营、民航，各航线的正班轮船，已完全停航。京沪铁路线的客车，昨日起也已停驶。”

　　每一则标题都令人担忧：《俞市长发表重要谈话，日派大批军舰到沪殊深遗憾，深盼市民镇静尽国民之职责》、《共同委员会昨开会应日方之请竟要求我方撤兵、俞市长严正驳斥会议无结果》……

　　与《申报》和《新闻报》成为上海三足鼎立的《时报》，报纸封面上，加印了两个血一样的大字：难关。

　　李卫东放下报纸道：“我们回南京吧！”

　　汪雨涵道：“这个时候走？”

　　李卫东道：“该来的总会来，抗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你我在上海，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倒是去南京，可以看看我们朝思梦想的老首长。”

　　8月1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ZY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H军总司令朱D、S区ZY军委副ZX周先生、H军副总参谋长叶建一。

　　为了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蒋光头派出李卫东前去机场迎接。

　　李卫东此时是军部的副总参谋长，由他迎接，规格很高。

　　三位大佬一下飞机，穿军装的急忙敬礼。

　　李卫东谦虚道：“主任在这儿，应该由学生给您们敬礼。”

　　朱D握住李卫东的手道：“舍不得啊，现在我可是在你的领导之下啊。”

　　然后又悄悄的说道：“这几年，你小子可追的我好苦啊。”

　　李卫东小声的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嘛”

　　朱D打趣道：“我还希望你多追我几次呢，你不追，我的弹药都不知上哪里去弄。”

　　两人哈哈大笑。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ZY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光头的代表李卫东、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D要人。

　　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时，ZG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光头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华夏两D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华夏民族的希望。

　　会议开始，蒋光头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华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先生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

　　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

　　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

　　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华夏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华夏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华夏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华夏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D站起来补充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获得战争胜利不仅仅由武器装备的强弱决定，主要是人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起着决定作用。

　　辛亥GM时蔡锷将军不过是一个协统，他的人数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几乎全是大刀长矛。而当时的总督李经义统帅着近十万人马，并拥有洋枪洋炮，却敌不过蔡锷的一万人马。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靠装备的精良，也不是靠人马的多少，而是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及部队的勇敢精神。李经义是大清王朝的大将军，但他是腐败朝廷的看门狗，代表着反对势力，人少武器差的蔡锷将军却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力量，得到四川民众的广泛支持。

　　他最终打败了李经义，就是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日本对华夏采取的逐步蚕食政策，由于他们国小、地少、物少、人少、兵少，对长期作战不利。他们采取的是速决战，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充分利用地大物资丰富，人多兵多，可以充分动员民众参战，可以坚持持久战。

　　而持久战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最佳的选择，持久战是战胜敌人的‘绞肉机’，我们不妨来个以我之长，击其之短，用持久战来消耗他们的力量。当前，我们一要反对亡国论；二要反对速胜论；三要反对单纯ZF和军队的片面抗战。

　　惟有军队和民众相结合，才能战胜日本。”朱D一口气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挥舞着握紧的拳头，充满自信地总结了一句，“我坚信，只要坚持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战，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将日本强盗拖死！”

　　话音一落，掌声四起。

　　蒋光头也被他的一番分析所感动，更从周先生、朱D那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ZG代表的真诚和坦率。会议结束时，蒋光头握着朱D的手说：“玉阶（朱D的字）将军讲得好，如果打持久战能获胜，我一定抗战到底。”

　　朱D看出蒋光头话里的真诚，笑着说：“此次委员长的话可算数？”

　　蒋光头听出朱D话中有话，他是对自己说话的诚信度有怀疑，便十分认真地说：“玉阶将军，这次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ZG的态度促使蒋光头果断地下了抗战的决心。蒋光头的表态，令朱D十分宽慰，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都是军人，华夏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我们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军人的责任与贡献。只要尽力了，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无怨无悔。”

　　谁知，此时信誓旦旦要抗战到底的蒋光头，时隔不久却又产生了动摇。

　　8月1日，日军开始向华夏军队轰击，大战终于打响了。

　　淞沪战役之初，蒋光头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始终牵挂着这场战役的输赢。就在战役打响的8月1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45分钟后，蒋光头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耐着性子看罢蒋光头的手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大战已一触即发，委员长却在南京忧心忡忡地说什么“希再研讨”。刀已架上了脖子，人头就要落地，火已烧到了眉毛，是研讨的时候吗？有研讨的时间吗？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阻，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到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防务。

　　张治中的意见是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光头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ZF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了黄埔路蒋光头官邸，主动请缨，恳切地说：“委座，我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发制人，华夏对付日军，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他要打我而我不还手，‘九·一八’便是这种；第二，是他先打我，我才还手，‘一·二八’、长城抗战属第二种；这次淞沪作法，应是第三种，就是先下手为强。”

　　蒋光头十分赞同张治中的意见。

　　8月11日晚上，根据统帅部的命令，部队当夜开进了上海的预定阵地。并在1日的拂晓做好了攻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据点的准备。

　　就在部队准备出击时，天气突变，拂晓时分便下起了暴雨，七级大风伴着豆大的雨点，张治中正准备下令出发时，却接到了统帅部的命令：“不得进攻！”

　　统帅部的脸也和老天一样说变就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治中迷惑不解，立即向统帅部发电报，报告说：“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

　　可是，统帅部那头硬是坚定不移地命令他不得进攻。

　　敌人张开了血盆大口，我军剑拔弩张，统帅部却出尔反尔，不准出击。张治中头脑中一片空白，为了准备这个战机，他废寝忘食，含辛茹苦，为了抗击日军的疯狂侵略，他整整等了五年。五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当时，为了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他主动向蒋光头提出带兵增援的请求。于是，张治中率领沪宁沿线的第五军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ZY军校教导队、炮兵一团等官兵，火速赶赴战场。出征前夜，他给妻子留下一份遗书，书中写道：“……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作战的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一个GM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从高级将领做起，这一役牺牲是应该的，生还算是意外的了……”这份遗书，体现了张治中抱定了马革裹尸的决心。

　　第五军在蒋光鼎、蔡廷锴的指挥下，参加了吴淞、庙行、浏河、葛隆、严家桥的殊死血战，第五军的忠勇奋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悲歌！

　　可是，华日双方签订了《华日淞沪停战协定》，华夏军队战而无功，并接令后撤。官兵虽然想不通，却只好按命令一夜间退到常熟，千千万万的忠勇将士壮志难酬，张治中在带领第五军离开上海时，心中很不平静。

　　五年后的今天，张治中厉兵秣马之时，又接到蒋光头统帅部“不得进攻”的命令，这令他万分沮丧。

　　蒋光头下达完“不得进攻”的命令后，在办公室内来回地踱步。

　　这时，侍从室副主任姚琮敲门走了进来。蒋光头与蒋夫人结婚之前，曾经同姚怡诚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蒋后来与姚不再来往，因爱子蒋纬国是姚怡诚带大的，蒋光头对她还有着很深的感情。那时，姚怡诚的哥哥姚琮从学校毕业无事可做，蒋光头便让他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姚琮对蒋十分忠诚，只要听到有关对蒋的议论，他会私下里给蒋光头打小报告，提醒蒋注意。

　　蒋光头见到姚琮，转身劈头问道：“上海这一仗要不要打？你在外面听到别人怎么说？”

　　姚琮望了望犹豫不决的蒋光头，回答说：“日本人侵略华夏的胃口很大，他们有备而来，大有势在必夺之决心。他们装备好，如果我们不抵抗，可能只需两个月就会亡国。所以，所以……”姚琮开始吞吞吐吐。

　　“所以什么？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有什么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嘛！”蒋光头有点不耐烦。

　　姚琮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主张打而不主张和。而且，他们还主张要打就在上海打。”

　　“为什么？”蒋光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上海打。

　　“上海是华夏的文化经济中心，外国租界多，是国际观瞻的战略要地，不打就退，政治影响太坏，弄不好就会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而且，我们在上海打，完全能拖住日军的步伐，原因是上海市内钢筋水泥建筑多，明清时期，吴淞口、杭州湾造了不少炮台，我们都可利用抵抗日军。还有，江浙水网地区，日军的现代化武器用不上。”

　　姚琮打开了话匣子，也顾不得蒋光头生气不生气，滔滔不绝地把听到的和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还有人说，我们在上海打起来，可以使日本整个战略轴线发生改变，让敌军从‘由北而南’的俯攻之态改变成‘由东向西’的仰攻，丧失其主宰战场的时机。”

　　姚琮一席话，坚定了蒋光头抗日的决心，他一拳击在桌子上，大声地说：“好！我们就在上海和小日本干一干！拼个你死我活！”

　　从这天开始，蒋光头丢掉了和谈的幻想，指挥华夏军队，和侵略者开始了一场拼死的战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