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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第四章 神龙政局

大唐兴亡三百年 王觉仁 27994 2024-11-16 02:05

  第四章 神龙政局

  孤家寡人李显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五十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

  世事的变幻无常让李显充满了感慨。

  二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母亲武曌悍然发动嗣圣宫变,把登基不过两个月的李显废为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二十一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下发动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母亲武曌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凄清寂寥的上阳宫……

  历史漫不经心地兜了一个圈,人间已然几度沧桑巨变。

  看见自己年届半百的生命忽然间严霜落尽,中宗李显不禁百感交集。二月十四这天,他为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将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在了韦氏头上,同日追封她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亡母崔氏为王妃。

  苦尽甘来的皇后韦氏站在太初宫的门楼上,遥望着广袤而壮丽的帝国山河,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臣民,眼里噙满了喜悦而幸福的泪水。

  她激动地品味着这份渴望已久的荣耀与尊严,觉得前半生经历的所有苦难,如今总算有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报偿。

  该如何享受上天的这份馈赠呢?

  站在早春二月暖暖的阳光下,皇后韦氏眺望着未来的岁月,不禁有些目眩神迷,心旌摇荡。冥冥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女皇武曌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

  韦后转过脸去,看着朝阳之下满面红光的皇帝,幽幽地说:“皇上,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誓言吗?”

  李显微微一怔。

  韦后莞尔一笑,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皇上可还记得这句话?”

  慢慢地,李显终于回忆起来了。

  他略显尴尬地笑了笑,看见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今湖北房县)的那驾马车依然在他的记忆中辘辘而行。那一年,妻子韦氏已经身怀六甲,那一趟漫长而颠簸的贬黜之旅对她而言不啻一场痛苦无边的炼狱。李显一路上紧紧拥抱着面无血色的妻子,在心里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乞求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她们母子平安。

  苍天有眼。就在一片四野无人的荒凉山麓,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终于呱呱落地。

  李显脱下自己的锦袍小心翼翼地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

  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忍不住喜极而泣。

  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裹儿”。

  裹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她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享受过一天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李显一家人的记忆中,幽禁于房陵的十四载岁月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凄风苦雨,他们几乎认定这辈子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李显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每当母亲武曌派出的使臣来到房陵,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自杀。

  是妻子韦氏一次次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韦氏总是看着李显的眼睛说:“祸福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又何必自戕?”

  就是这一段相濡以沫的岁月,让李显和韦氏情爱弥笃,也让李显在无形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

  那些日子里,李显不止一次地从韦氏的目光中看到了温暖和希望。终于有一天,李显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地说:

  “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

  而今,兑现诺言的时刻终于到了。

  中宗李显迎着皇后韦氏殷切的目光,轻声问道:“说吧,你想要什么?”

  “垂、帘、听、政。”韦后说。

  皇后的册封大典过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便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后面赫然多出了一个女人。

  这一幕是多么似曾相识啊!

  以五大臣为首的文武百官不无痛苦地发现——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革命的洗礼,却依旧摆脱不了牝鸡司晨的尴尬。

  侍中桓彦范第一个挺身而出,向皇帝递上了一道奏章。他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句名言:“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母鸡在早晨代替公鸡鸣叫,这个家庭就一定会萧条。他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都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预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而且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丈夫,不合人道。伏愿陛下鉴察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主持内职女教,不要出来干预朝政。”

  奏章呈上,李显瞥了一眼就把它扔到了一边。

  每天上朝,桓彦范的眼睛照例要被那一道轻柔而坚固的帷幔深深刺痛。桓彦范百思不得其解,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桓彦范之所以不理解李显,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李显的角度上思考问题。李显虽然在五大臣的拥立下复辟了,但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换言之,他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

  五大臣中,只有一个崔玄暐曾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四人皆非嫡系。可是,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暐,在经过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之后,其身份也已从“旧部”变成了“功臣”,所以李显对他的防范自然要多于信任。

  除了崔玄暐外,原本朝中还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也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一个是杨再思,都曾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了岭南,杨再思则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东都朝廷,到长安去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去了。所以,现在李显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

  李显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孤独。

  除了孤独,他还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因为他不但没有贴心的大臣,而且身边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他们就是李显的同胞骨肉——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先说李旦。尽管他生性淡泊,不喜欢当皇帝,但这并不等于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事实上在李显看来,李旦似乎比他更有资格戴上这顶帝王冕旒。因为在李显被贬到房陵的十四年里,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说李旦也长期处在母亲武曌的严厉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人脉、论政治影响力,李旦都远胜于李显。而李显唯一的优势,也许就是比李旦年长,更符合“立嫡以长”的继位原则而已。

  但是这样的优势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从大唐立国至今,当皇帝的都不是嫡长子。太宗不是,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自己也不是。所以,李显实在有理由担心——哪天五大臣要是看他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一场革命,把他轰下台,把弟弟李旦拱上去!

  再来看太平公主。她虽是一介女流,而且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但显然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从小到大,太平一直就是母亲武曌的心肝宝贝。据《旧唐书》称:“(太平)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也就是说,太平公主不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都酷似母亲,所以武曌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常常让她参预各种朝廷机密。

  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自然就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其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公主可比。神龙政变后,太平公主因功被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稍后,中宗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在其府邸周围遍置岗哨,还有全副武装的卫队日夜巡逻,其警卫规格等同皇宫。只此一点,便足以见出太平公主在中宗一朝的地位之高。

  除了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还具有一项非同寻常的优势。

  那就是她的经济实力。

  按照高宗时代的制度规定,亲王一般可以获封食邑八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可以获封三百户,最多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那么,太平公主的食邑有多少呢?

  她首次获封就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一千二百户,后来又加到三千户;神龙政变后,李显论功行赏,又将她的食邑加到了五千户。此外,太平与薛绍生有二男二女,改嫁武攸暨后又生下二男一女,这七个儿女全部都有封邑,加上武攸暨名下的一千户,太平公主一家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八千户。再加上她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先后获得的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赏赐,说太平一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算夸张。假如当时有胡润财富排行榜之类的东西,太平公主一定是当之无愧的上榜首富。

  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对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朝臣纷纷投靠在她门下,通过她的运作和举荐步步高升。此外,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士子也闻风而至,争先恐后地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也摆出了一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姿态,十分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太平公主更是屡屡慷慨解囊,馈赠金帛,让这些寒士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便在人前人后拼命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就在朝野上下传为美谈。

  眼见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李显自然感到了极度不安。

  他不止一次地从太平公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东西。

  那是一种对权力不可遏止的野心和梦想,就跟当年的母亲武曌一模一样。

  很显然,无论是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跟李显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对李显构成了威胁。

  在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下,李显当然不能无所作为。让韦后垂帘听政,其实就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走出的第一着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介入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抗衡。

  所以说,如果有人以为李显让老婆垂帘听政纯粹是出于夫妻情深,或者纯粹是为了兑现当初的诺言,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而桓彦范恰恰就在这里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他反对女人干政的那套大道理李显又何尝不懂?他强调的“牝鸡司晨”的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孤掌难鸣的李显要想保住刚刚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突围,一如当年的高宗李治不得不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一样。

  这才是李显的当务之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李显根本来不及去思考。退一步讲,就算李显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宁可把大权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宰相。

  在这一点上,中宗李显的思维方式显然跟他的父亲李治如出一辙。

  历史在这里又出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性。

  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李治和李显的出生顺位都那么靠后呢?当初要不是因为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夺嫡大战中打得两败俱伤,也轮不到李治当皇帝;同样的道理,要不是因为武后一路拼命“摘瓜”,把李弘和李贤先后送进了鬼门关,皇帝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第三条“黄瓜”李显的头上。所以说,李治和李显的帝王资格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正因为先天不足,所以他们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势的功臣(宰相)集团。

  因此,当他们上位之后,也必然要面临同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功臣集团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时,一般会导致三种结果:第一种,也是最好的结果——功臣主动引退,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相安无事;后两种则都是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坐大,变成权臣,最终架空(甚至篡夺)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与功臣集团抗衡,待时机成熟,再出手将其铲除。

  当年的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不得不痛下杀手。而如今的五大臣集团,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他们是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还是步长孙无忌之后尘,任手中的权力日渐膨胀,最终把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

  很不幸,答案是后者。

  武三思东山再起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桓彦范等人仿佛都陶醉在了成功的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功高震主”的危险境地。尤其是桓彦范,不仅没有及时收手,反而把手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后,他又拜相,又封爵,又赐食邑,本来已经赢了个钵满盆满,可还不满足,又奏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靠谱。当时赵履温在易州(今河北易县)当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夕也没听说他回过洛阳,他如何参与谋划?这不是忽悠人吗?

  李显大为窝火。

  可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和五大臣翻脸的时候,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把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为司农少卿。

  赵履温乐坏了,一上任就赶紧给妹夫桓彦范送去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

  在赵履温这件事上,李显算是给足了桓彦范面子。

  他相信,桓彦范也会还他一个面子。

  可李显错了。

  桓彦范丝毫没有领他的情。

  这位仁兄一边拉着大舅子升官发财(顺便还笑纳了两位美女),一边却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词严地数落李显不应该让韦后垂帘听政。

  李显顿时火冒三丈。

  哦,只许你桓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儿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儿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桓彦范?

  好像是为了跟桓彦范较劲,李显把老婆推上金銮殿后,紧接着又提拔了一批新人。为首的是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还有惯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尚衣奉御叶静能等人。

  在五大臣眼中,这些人显然都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尤以胡僧慧范最让他们看不顺眼。这个外国和尚几年前来到洛阳,别的事没干,只一心一意交结权贵,不久就攀上了高枝,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可出人意料的是,政变之后,这个胡僧慧范不仅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夫妇奉若上宾,混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慧范的借口居然跟桓彦范推荐赵履温的理由一模一样,说他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以此借口,中宗不仅加封慧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给了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中宗本人还经常微服出行,屈尊到慧范的府上做客,好像成心要刺激五大臣似的。

  桓彦范再次上疏,声称慧范以旁门左道乱政,请求中宗将其诛杀。

  李显看着他的奏疏,唯一的答复就是报以几声冷笑。

  不久,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秘书长),擢升叶静能为国子祭酒(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自从大唐开国以来,这两个职位通常都是由硕学鸿儒担任的。比如贞观时期,魏徵、虞世南、颜师古都曾出任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则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竟然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不禁让朝臣们大跌眼镜。桓彦范再度上疏,称郑、叶二人纯属“方伎庸流”,说中宗这么做是“官不择才,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旧唐书·桓彦范传》)。

  奏疏呈上后,中宗李显照旧置若罔闻。

  其实,李显并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这些和尚道士不可能帮他治理朝政。

  李显的目的本来就不在此。

  他之所以擢用他们,无非是想利用这些人在宗教界和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广泛的统治基础而已。就像当年武曌以周代唐之际,也曾不遗余力地利用宗教来增强她的政权合法性一样。

  明智的统治者从来都很清楚宗教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宗教虽不一定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但却一定有助于强化他们的统治。

  只要利用得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本来就已经让五大臣感到愤愤不平了,而他接下来重用的这个人,则无疑让五大臣在极度悲愤的同时又感到了极度惊愕。

  这个人就是武三思。

  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洛州长史薛季昶就曾向张柬之他们发出警告:“二张虽已诛除,可吕产、吕禄(西汉初年的外戚,借指武三思一党)还在,斩草不除根,终当复生!”

  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大局已定,他们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还能有何作为?况且,血已经流得够多了,该适可而止了。”

  薛季昶仰天长叹,忽然说了一句让张柬之等人莫名其妙的话——“我不知自己将葬身何处!”

  过后,又有一个叫刘幽求的朝邑县尉直言不讳地对桓彦范等人说:“武三思还在,诸公恐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不早点动手,到时候必定追悔莫及。”

  后来的事实证明,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忧是对的——武三思一朝咸鱼翻身,五大臣果然都死得很难看。

  可张柬之等人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薛、刘的警告当一回事。他们自以为替中宗李显的复辟立下了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再没有谁动得了他们。况且武周王朝已经玩完,武三思彻底失去了靠山,能留着一条命苟延残喘已属不易了,还能翻得了什么大浪?然而,五大臣错了。

  单凭武三思个人的力量确实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加上中宗李显的力量,五大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可是,一直以来,武氏集团无疑都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还要重新起用武三思呢?

  原因有二。第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在李显看来,无论是妻子韦后还是胡僧慧范等人,在朝中都没什么根基,要想和五大臣斗,他们都太嫩了,力量明显不足。而武三思则不同,自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和武承嗣一起被召回朝廷后,他和武承嗣就成了诸武的当然代表,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了帝国政治。武承嗣死后,武三思就成了诸武唯一的领头羊,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神龙政变后武家失势,但是李显一旦重新起用武三思,他原本的人脉关系必定会迅速恢复,从而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政治力量。第二,众所周知,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是神龙政变最直接的利益受损者,所以五大臣自然成了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鉴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政治法则,李显当然有理由把五大臣的敌人武三思变成自己的盟友,然后充分利用武三思对五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最终将他们铲除。

  神龙元年二月,也就是武周王朝覆灭的短短一个月后,武三思就重新活跃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武三思之所以这么快就东山再起,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需要他,但是在武三思咸鱼翻身的过程中,却有另外几个人给他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那是三个女人。

  第一个是中宗的小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

  当年女皇武曌亲自主婚,把她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正是因为这层亲家关系,安乐公主就成了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的第一联络人。前文说过,安乐公主是李显夫妻在贬黜途中所生,其诞生的过程颇为惊险,而且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凉的房陵度过的,从一出生就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直到十五岁跟随李显回到东都,才获得了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和待遇。所以李显一直对这个小女儿心怀歉疚,因而也就对她宠爱有加。有了这个李裹儿在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牵线搭桥,双方自然就容易接近。

  给武三思提供助力的第二个女人,就是唐朝历史上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是高宗时期的宰相、著名诗人上官仪的孙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因替高宗起草废黜武后的诏书,事败后被武后所杀,家族籍没。尚在襁褓之中的上官婉儿随母亲郑氏一同配入掖庭为婢。虽然身份和地位一落千丈,但郑氏还是没有放松对上官婉儿的培养。在她的精心调教下,上官婉儿从小就熟读诗书,博涉文史,而且工于文词,明习吏事,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十四岁的上官婉儿受到武曌赏识,被免去奴婢身份,专门掌管宫中诏命,从此步入政坛。上官婉儿天生聪慧,而且善于察言观色,所以很快成为女皇武曌身边最得宠的女官。但是人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上官婉儿不知何故触怒了武曌,论罪当诛,差一点就被砍了脑袋,所幸武曌惜其才华,赦免了她的死罪,只在她额上刺了一个印迹(黥面)以示惩戒。

  上官婉儿犯错的具体事由史书无载,但是民间却长期流传着一个颇为香艳的八卦故事。说的是武曌晚年公然宠幸二张,云雨交欢也不避宫人耳目,上官婉儿因职务之便出入女皇寝殿,每每在无意中撞见A片的现场直播,刚开始自然是又惊又羞掩面而走,次数多了就不免春情荡漾浮想联翩。后来,婉儿便与张昌宗开始眉来眼去。有一天,两人正在一处僻静所在打情骂俏,女皇武曌突然出现。暴怒的武皇二话不说,抽出一把金刀刺向上官婉儿,当即割伤了她的左额,同时厉声咆哮:“汝敢近我禁脔(男宠),罪当处死!”

  二人吓得面无人色,慌忙跪倒在地,拼命求饶,张昌宗更是替婉儿百般求情,武皇最后悻悻作罢,赦免了婉儿。虽然免于一死,但是那块伤疤却从此留在了婉儿的额上。为了掩盖伤痕,聪明灵巧的婉儿便在伤疤处刺了一朵红色的梅花,没想到这朵遮丑的梅花却让她变得更加妩媚。宫女们皆以为美,遂偷偷以胭脂在前额点红效仿,从此这种“红梅妆”便渐渐流传开来,成了唐朝女性特有的一种时尚。

  从此以后,上官婉儿更加小心谨慎,处处曲意逢迎,总算挽回了武皇的欢心。自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起,年迈的武皇又让上官婉儿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上官婉儿从此专秉内政,权势日盛,人们纷纷称其为“女中宰相”。

  中宗即位后,看上了婉儿的美色和才华,遂将其纳为婕妤,仍旧让她专掌诏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上官婉儿开始替武三思穿针引线,频频寻找机会让他出入宫禁,与中宗夫妻交流思想,培养感情。

  上官婉儿凭什么帮武三思呢?

  原因很简单,早在武周时期,婉儿就是武三思的情妇,所以这个忙她肯定要帮。

  就这样,通过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引荐,武三思就像一条鱼一样游到了第一家庭的身边。这时候,又一个女人热情地接纳了他。

  她就是当今大唐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中宗李显接纳武三思,是出于钳制五大臣并巩固皇权的考虑;而皇后韦氏则是因为武三思的到来可以给她的后宫生活增添一些新的情趣。

  神龙元年的春天里,武三思频频造访第一家庭。他经常和韦后玩一种叫“双陆”的博弈游戏。李显在的时候,就主

  动在旁边替他们计算输赢的筹码,三个人时常响起一阵阵的欢声笑语;而如果李显不在的时候,韦后就会很自然地与武三思玩起了另一种事关云雨的游戏。

  后者才真正引发了韦后的激情。

  在每一度酣畅淋漓的云雨之后,韦后都会扬扬自得地发现——自己又拥有了一种与女皇武曌相同的生命体验。

  她喜欢这种体验。

  就这样,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皇后韦氏——这三个在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就这样联袂书写了武三思在这个春天里的风生水起。

  武三思在这年春天里的行踪当然没有逃过五大臣的眼睛。

  至此,他们终于意识到了神龙革命的不彻底性,也终于意识到薛季昶和刘幽求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屡屡向中宗上疏,要求诛杀武氏一党。

  可这样的要求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宗当然不予理睬。

  张柬之等人万般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对皇帝说:“武周革命之际,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今依赖天地神灵,陛下得以重返正位,武氏一党却仍窃据高官显爵,这岂是天下人所希望的?请削除他们的官爵禄位,以此告慰天下!”

  告慰天下?

  李显心里一声冷笑:你们是希望朕贬黜诸武,好告慰你们吧?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的心思,你们不就是想把朕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好称心快意地独霸朝纲吗?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中宗马上作出了答复——不准。

  张柬之等人彻底失望了。

  每当这些革命功臣齐集一堂的时候,一股巨大的悲愤就会在他们中间汹涌激荡。他们“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资治通鉴》二○八),最后也只能仰天长叹:“皇上从前当英王的时候,人们称颂他勇敢英烈,我们之所以不杀诸武,是想让皇上亲自动手以便杀戮立威,没想到结果反而是这样……大势已去,我们还能怎么办?”

  是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不可否认,当初他们发动政变,动机确实是高尚的,那时候他们内心的确怀有一种“匡复李唐,重振朝纲”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当政变成功之后,他们却被迅速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过度贪恋权力和富贵,以致忘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忘记了功成弗居,福祸无常的道理……

  五人之中,尤以桓彦范的表现最为典型。因为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只许自己放火,不许皇帝点灯”的功臣。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皇帝可以容忍这样的功臣呢?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这是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

  无法战胜这种弱点的人,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

  死路。

  功臣集团的垮台

  随后的日子,中宗不仅对五大臣的谏言充耳不闻,而且还多次微服私访武三思,在他府上宴饮作乐,推杯换盏,摆明了就是要刺激五大臣敏感的神经。没过多久,中宗又突然擢升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擢升武攸暨为司徒、晋爵定王。

  五大臣目瞪口呆。

  他们很清楚,天子李显重用武三思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他们。

  可明知如此又能怎样?难不成再搞一场政变,把李显废掉,让相王李旦取而代之?

  不能说五大臣绝对没有动过这个心思,因为他们已经听到了李显和武三思磨刀霍霍的声音。但是,眼下的形势已经跟神龙革命之前迥然不同了。当初大多数朝臣之所以拥护他们发动政变,目的是为了推翻武周,匡复李唐,如今目标既已达成,人心普遍渴望安定,谁又会提着脑袋跟他们再闹一场革命呢?

  不可能了。

  所以,明知道一张死亡的大网已经朝着头顶笼罩下来,他们也无可奈何。

  也许是察觉到了朝堂上越来越紧张的斗争气氛,相王李旦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意识到五大臣和三哥李显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对决。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历来不喜欢权力斗争的李旦随后便向中宗提出,辞去太尉和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

  中宗正中下怀,当即表示同意,紧接着又装模作样地要封李旦为“皇太弟”。李旦当然是坚决辞让了。

  数日之后,武三思和武攸暨也非常高姿态地推掉了皇帝给他们的新官爵。

  武三思很聪明。他知道,对诸武心怀不满的人绝不止五大臣,如果他现在表现得太过张扬,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目前最好的策略就是尽量保持低调,然后集中精力铲除五大臣。等做完这件事,朝政大权自然会落到自己手上。

  武三思对此满怀信心。

  这年初夏的某个早晨,有一个人从岭南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东都。

  他就是魏元忠。

  李显早在即位的当天,就已经派专人前往高要(今广东高要市)去征召魏元忠了。如今,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这个昔日的嫡系大臣终于回朝了。李显当天就任命魏元忠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七天后,李显又迅速擢升魏元忠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日拜相的大臣还有韦安石、李怀远、唐休璟、崔玄暐、杨再思、祝钦明。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七个人之所以在同一天拜相,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相同的政治背景——七个人都是天子李显的东宫旧僚。

  至此,李显终于摆脱了即位之初那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现在的宰相班子中已经有七个人是他的嫡系。就算把具有双重身份的崔玄暐剔除出去,划入功臣集团,也还有六个宰相是李显的旧日班底。

  六比五,中宗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五大臣,完全掌握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现在,只要他动一根指头,随时可以让五大臣卷铺盖滚蛋。

  神龙元年五月,中宗李显再度做出了一个令五大臣啼笑皆非的举动。他居然声称武三思、武攸暨、术士郑普思等人也都参与了神龙政变,因此把他们与张柬之等人并列为革命功臣,赏赐给他们“免死铁券”。

  中宗的赏赐诏书颁下,五大臣就像是被人扇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在他们看来,和武三思、郑普思

  这帮人为伍,简直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忍无可忍,立刻发动文武百官联名上疏,对诸武同受赏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并再次要求贬黜诸武。

  虽然这一次他们纠集了满朝文武一起发飙,把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可中宗李显丝毫没有让步。

  因为他知道,朝中的多数官员其实是碍于五大臣的宰相身份,迫于无奈才和他们掺和在一块的。换言之,哪一天要是摘掉五大臣头上的宰相乌纱,群臣立马会跟他们划清界限。况且,越是虚张声势,就越是表明五大臣已经黔驴技穷了。除了上奏章、发牢骚、提抗议、搞串联,他们还能干什么?

  什么也干不了!

  所以,李显一点也不怕他们。

  五大臣彻底没辙。

  作为臣子,纠集百官联名抗议已经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了,再往前迈一步,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了。

  怎么办?

  五大臣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一名卧底前去监视武三思,随时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制定防守策略。

  他们选中的这个人叫崔湜,是朝中的一名低级官员,曾经跟随他们参与政变。之所以挑上他,是因为此人比较机灵,而且官卑人轻,在从事间谍工作时不容易引起对手怀疑。

  五大臣的判断没错,崔湜确实很机灵,也很适合从事间谍工作。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崔湜凭什么替他们卖命?

  当初跟着五大臣闹革命,是因为李唐复辟是人心所向,成功的概率很高。现如今呢?只要眼睛没瞎的人都看得见,五大臣已经成为皇帝的眼中钉了,而武三思才是皇帝跟前的第一大红人。为几个过了气的帝国大佬去得罪一个圣眷正隆的政坛新宠,崔湜犯得着吗?

  当然,五大臣尽管过气了,可名义上还是宰相,也不能不买他们的账。所以崔湜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不仅没有表现出半点抵触情绪,反而信誓旦旦地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五大臣很高兴。没想到这位同志的觉悟这么高,本来想好的一大堆鼓舞斗志的话也就免了。可五大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崔湜一转身就直接奔向了武三思的府邸,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卖了。

  武三思对这个年轻人弃暗投明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赏,然后告诉他,表面上一切照常,继续从五大臣方面接受指示,不要让他们怀疑。

  崔湜心领神会,这是让他当双面间谍。武三思随后便暗中举荐,把崔湜一举提拔为中书舍人。崔湜感恩戴德,从此成了武三思的死党。

  对于崔湜的反水,五大臣一无所知。

  也许直到死,他们也不知道好同志崔湜早就成了双面间谍。

  神龙元年盛夏的某个黄昏,武三思的府上又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这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落魄男人。

  第一眼看到他时,武三思差点没认出来。

  此人名叫郑愔,曾任殿中侍御史,原是二张的心腹,在神龙革命前跟着二张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二张被杀后,听说他被贬到宣州当了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参军,后来又因贪污案而弃官潜逃,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看着眼前的这个负案在逃的家伙,武三思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嫌恶之情。他以为这小子肯定是来蹭饭的,所以打算让他吃顿饱饭就滚蛋。

  可郑愔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出武三思意料之外。

  他一看见武三思就开始号啕大哭,那悲伤的神情如丧考妣,紧接着又纵声狂笑,笑得屋顶的瓦片差点没震下来。

  武三思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疯了。

  然而,当他看到郑愔深陷的眼眶中闪过一道狡黠的光芒时,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没疯,而且肯定有话想对他说。

  “说吧,来找我干什么?”武三思盯着他的眼睛问。

  郑愔说:“初见大王而哭,是因为大王就要身死族灭;次为大王而笑,是高兴大王终于遇见了我!”

  好一个大言不惭的亡命之徒!武三思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不过他忽然对这个叫郑愔的人产生了兴趣,很想听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郑愔接着说:“大王如今虽然得到了皇上的青睐,可五大臣手中依然握着宰相和将军的权力。他们的胆识和智谋非常人可及,所以当时废黜太后才会如同反掌。大王仔细想想,您拥有的力量与地位较之太后孰轻孰重?五大臣昼夜之中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吃大王的肉,不把武氏一族铲除殆尽不足以逞心快意。大王如果不马上除掉五大臣,则危殆不啻朝露,而您却自以为稳如泰山,这正是郑愔替大王感到忧惧的地方啊!”

  武三思笑了。

  他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眼光很毒,确实一语道破了他的隐忧。

  他决定收留这条丧家之犬。对于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你给他滴水之恩,他必定会报以涌泉。更何况,在即将与五大臣展开的较量中,他正需要这种机智而凶狠的鹰犬。

  武三思站了起来,拍拍郑愔的肩膀,把他请到了府中的密室。当天夜里,他就从郑愔那里得到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数日后,郑愔便和崔湜一样当了中书舍人,从此成为武三思的得力鹰犬。

  经过一番精心谋划,武三思终于出手了。

  他入宫去见韦后,并和她一起游说皇帝:“五大臣依恃自己是复辟功臣,专权跋扈,已经对帝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把他们除掉!”

  李显问他有何良策。武三思说:“依微臣之见,对付他们最好的策略就是明升暗降,将他们封王,同时免除他们的宰相职务,表面上不失为对功臣的尊重,实际上剥夺他们的实权。”

  李显深以为然。

  五大臣的厄运就此降临。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宗忽然在朝会上宣布: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同时全部罢相,另外赐给他们黄金绸缎、雕鞍御马,规定每月一日及十五日进宫朝见,其余时间不必上朝。

  五大臣带着悲哀和愤怒的神色面面相觑。可除了领旨谢恩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不久,崔玄暐第一个被逐出朝廷,贬为梁州(陕西汉中市)刺史。

  这年秋天,八十一岁的张柬之意识到留在朝廷凶多吉少,于是主动上表请求回老家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养病。中宗立即照准,让他当了挂名的襄州刺史,不主持州事,但仍可享受全额薪俸。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春天,五大臣中剩下的三个也都被逐出了东都。敬晖贬为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桓彦范贬为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刺史,袁恕己贬为豫州(今河南汝南县)刺史。

  随着五大臣的垮台,他们身后的功臣集团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首先罹难的是曾在政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驸马都尉王同皎。

  即便他贵为中宗的女婿,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身份、地位、功劳、亲情,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苍白如纸。

  自从宫中传出武三思与韦后的秽乱丑闻,王同皎就深恶痛绝,到了五大臣被贬之后,唇亡齿寒的王同皎更是义愤填膺。每次和身边的人论及时政,王同皎总是怒形于色,出言无状。

  有道是祸从口出,王同皎虽然只是躲在家中发发牢骚骂骂娘,可还是迅速招来了杀身之祸。

  他被两个住在他家里的朋友卖了。

  出卖他的人是两个兄弟:老大就是唐朝著名诗人宋之问,老二叫宋之逊。

  宋之问对律诗的定型有过重要贡献,其诗歌不仅名重当时,而且享誉后世。“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一千古名句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宋之问的诗品固然无可挑剔,只可惜他的人品大有问题。

  他们兄弟原本是二张的党羽,神龙政变后被流放岭南,后来又悄悄逃回洛阳。王同皎同情他们,把他们收留在家中。没想到二宋为了重获失去的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把王同皎平日的言行全都记录下来,然后一纸告密状递到了武三思手里。

  武三思知道王同皎贵为驸马,单凭这些牢骚话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于是炮制了一桩谋反案,硬是把王同皎定成了死罪。王同皎随即被斩首,家产抄没。因为告密有功,宋之逊、宋之问兄弟旋即恢复京官身份,用朋友兼恩人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官袍和乌纱。

  随后,武三思开始了全面的政治清洗,曾追随五大臣的那些政变功臣全部被视为逆党而遭到贬谪。从此,“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贬谪流放),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官复原职),大权尽归三思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八)

  武三思轻而易举地扳倒了功臣集团。

  神龙政变刚刚过去一年,帝国政坛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五大臣拼着身家性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彻底付诸东流。

  这年春天,霏霏淫雨一直笼罩着东都洛阳,也打湿了许多朝臣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

  洛阳城外的官道上,每天都有被贬官员的马车黯然驶过,没有人为他们送行,更没有人关心他们将去向何方。

  这样的时节,道路两旁的梨花开得正艳。每一场风雨过后,总有一些初生的白色花瓣凄怆地离开枝头,纷纷委落于泥土之中,然后又被缓缓驶过的一辆辆马车轧得粉碎……

  五大臣之死

  曾几何时,张柬之等人信心满满地认为——武三思只是他们砧板上的鱼肉。可是现在,武三思却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他们——你们只是我掌中的玩偶!

  在武三思眼中,如今的五大臣就是一群半死不活的耗子。他并不急于把他们一口吃掉,而是要慢慢玩弄,细细品尝那份复仇的快意。

  这一年夏天,武三思唆使郑愔,指控五大臣与驸马都尉王同皎串通谋反。于是中宗再度下诏,剥夺了他们的封爵,并将张柬之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桓彦范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南)司马,崔玄暐贬为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司马,敬晖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袁恕己贬为窦州(今广东信宜市南)司马。

  武三思与韦后的龌龊私情已经成为朝野上下公开的秘密,可没有人知道中宗李显对此作何感想。

  对于天子头上这顶绿油油的大帽子,满朝文武虽然也都觉得有点为难,但是鉴于皇帝本人是自愿戴上的,所以也不便说什么,只好一个个假装色盲。

  然而,当官的喜欢装色盲,并不意味着天下人也都成了瞎子。

  有一个叫韦月将的读书人就忍不住站了出来,上书控告武三思秽乱后宫,而且必将作乱。李显被人公然指出了帽子的颜色,顿时恼羞成怒,下令将韦月将逮捕斩首。时任黄门侍郎的宋璟当即提出反对,表示应由司法部门进行审理。

  李显一看到宋璟的奏章,越发暴跳如雷,连头巾都来不及裹好,趿拉着鞋子从寝殿的侧门跑了出来,怒斥宋璟说:“朕已下令将他斩首,为何还不执行?”

  宋璟不慌不忙地说:“有人指控皇后和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一句话也不问就把他杀了,臣恐天下人在背后议论。”于是坚持走司法程序,可李显坚决不同意。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宋璟忽然大声说:“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卷二○八)

  宋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当初就曾经为了扳倒二张而与女皇武曌面折廷争,武皇一怒之下连下三道敕令,要把他支出朝廷,可硬骨头宋璟却公然违抗敕令,拒不奉诏,最后把武皇搞得没脾气,只好收回成命。

  此刻,李显知道跟这个硬骨头死磕也不是办法,只好退了一步,把韦月将交给了御史台。左御史大夫苏珦等人有意保韦月将一命,就推说夏天执行斩刑违背天时,建议流放。李显没辙,便下令杖打韦月将,将其流放岭南。

  但是韦月将终究没有逃过一死。

  这年秋分一过,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负责看押韦月将的广州都督周仁轨就把他杀了。

  即使有几个正直的大臣回护,皇帝也只是让这个触逆龙鳞的人多活了一个夏天。

  韦月将一案使宋璟不仅触怒了皇帝,也彻底得罪了武三思,所以没过多久,宋璟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贝州(今河北清河县)代理刺史。

  神龙二年秋天,武三思终于厌倦了猫玩耗子的游戏。

  因为他在朝中的实质权力已经越来越大,所以他不免会担心——万一李显哪一天觉得他武三思的权力太大了,会不会重新起用五大臣,反过来制约他?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因此,只有把五大臣干掉,才能永绝后患。

  但是,上次指控五大臣与王同皎串通谋反,皇帝也只是把他们贬到岭南而已,这说明皇帝还想留着他们。所以,要彻底剪除五大臣,就必须寻找更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在哪呢?

  苦思多日后,武三思的脑中灵光一闪,终于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初秋的一个清晨,天色熹微,霜露浓重,洛阳城南的洛水桥上忽然人头攒动。早起的行人们围着一张贴在墙上的传单驻足围观,看客们脸上的表情既神秘又兴奋,并且不停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当天,传单上的内容就在洛阳的坊间和街市上不胫而走,并迅速传进了皇宫。

  中宗李显被刺激得暴跳如雷。

  那张传单用一种绘声绘色的语调详细描述了韦后和武三思的种种淫乱情节,并且强烈要求废黜韦后。李显在暴怒中把一张传单撕得粉碎,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此事。李承嘉是武三思的党羽,所以很快就呈上了调查结果,并提出判决意见:“这是张柬之等人搞的,表面上说要废黜皇后,实际上是企图谋反,请陛下将五人族诛!”

  武三思笑了。

  为了让这张传单起到它应有的效果,他可废了不少苦心。虽说是请人捉刀代笔,但具体的行文和细节当然少不了他这个当事人的修改和润色。为了促使皇帝早下决心,武三思一边让儿媳安乐公主进宫劝说李显,一边授意郑愔在朝会上死死咬住五大臣不放。李显遂下令司法部门结案。大理丞李朝隐表示:“张柬之等人未经调查审讯,不可随意诛杀。”武三思的党羽,另一名大理丞裴谈马上针锋相对地说:“张柬之等人应该族诛,不必调查审讯。”

  李显考虑到五大臣手上有他御赐的免死铁券,于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准许他们不死,但是终身流放:张柬之流放泷州(今广东罗定市南),桓彦范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崔玄暐流放古州(今越南谅山市),敬晖流放琼州(今海南定安县),袁恕己流放环州(今广西环江县);五人的宗族子弟,凡年满十六岁以上者也全部流放岭南。

  随后,办案有功的李承嘉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晋爵襄武郡公,裴谈升任刑部尚书,而那个不识时务的李朝隐则被贬为闻喜县令。

  没能把五大臣彻底消灭,让武三思颇为不悦。当初靠出卖五大臣换取富贵的崔湜更是惶惶不安,于是他向武三思献计:“张柬之等人不死,必将后患无穷,不如派人假传圣旨,把他们全部干掉。”

  武三思问:“谁可以接这趟差使?”

  崔湜随即推荐了一个叫周利贞的人。此人曾经和五大臣有过节,神龙政变后被贬为嘉州司马,所以一直对五大臣恨之入骨。五大臣垮台后,周利贞才被重新起用,回朝担任大理正。现在,崔湜的推荐相当于给他提供了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周利贞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欣然同意,马上前往岭南执行这项秘密任务。

  让周利贞颇有些遗憾的是,他刚刚启程,五大臣中就已经有两个死在了流放的途中。

  那是年已八十二岁的张柬之和六十九岁的崔玄暐。

  此刻,死亡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种解脱。

  相比之下,其他三个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没能亲手杀死张柬之和崔玄暐,让周利贞很有些失落感。所以,当他在贵州(今广西贵港市)终于追上桓彦范时,便把郁积的怒火全都倾泻到了桓彦范身上。周利贞命人削尖了竹子,然后把桓彦范放在竹刺上来回拖曳,直到肉尽见骨,才命人把奄奄一息的桓彦范乱棍打死。

  第二个惨死的人是敬晖。周利贞追上他后,命人用刀把他的肌肉片片割下,活活剐死。

  最后一个是袁恕己。周利贞又换了一种手法——灌“野葛汁”。野葛是一种剧毒的野草,又名“钩吻”,一旦入口,犹如铁钩钩入咽喉,令人生不如死。袁恕己被灌下毒汁后,忍受不住剧痛,双手不停抓地,以致十指指甲全部脱落,但是挣扎许久却始终没有咽气。周利贞在一旁冷冷地享受着复仇的快感,等他觉得发泄够了,才命手下把袁恕己活活打死。

  周利贞圆满完成任务,回朝后立刻被武三思提升为御史中丞。

  与五大臣一同落难的,还有当初那个一语成谶的薛季昶。他同样被一贬再贬,最后在岭南的贬所被逼服毒自杀。

  以五大臣为首的异己势力全盘铲除之后,李唐王朝几乎成了武三思的天下。看着朝堂上噤若寒蝉的文武百官,不可一世的武三思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他经常对身边的人感叹道:“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资治通鉴》卷二○八)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武曌的族甥)、将作大匠宗晋卿(宗楚客的弟弟)、太府卿纪处讷(武三思的连襟)、鸿胪卿甘元柬等人皆为武三思死党;御史中丞周利贞、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都是武三思豢养的得力鹰犬,时人送给他们一个绰号——“五狗”。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冬天,中宗李显将朝廷迁回了西京长安。

  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武后挟高宗东赴洛阳,长安便沦为帝国的陪都。如今,时光之轮走过二十多个春秋后,这座伟大的城市终于再次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然而,大唐的臣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帝国绕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原点。如今的中宗时代与当年的高宗时代如出一辙——天子懦弱,妇人干政,武氏当道,百官束手。

  无精打采的帝国马车晃晃悠悠地行走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梦魇何时终结。一个拨弄乾坤的武曌走了,又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韦氏。与此同时,一个叫李裹儿的青春玉女也已在阳光下蓬勃地成长起来。她那明亮而宽阔的额头上闪烁着与祖母武曌和母亲韦氏一样自信的光芒,她的胸中激荡着与祖母武曌和母亲韦氏一样的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望。几年来,这个叫李裹儿的青春玉女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深深介入了帝国政治——卖官鬻爵,包揽刑讼,打压异己,培植党羽……“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旧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位安乐公主甚至时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拟就诏书,然后把内容掩盖住,递到父皇跟前让他签字盖章。笑呵呵的中宗李显总是有求必应,至于那些诏书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皇帝几乎从来没有过问。

  李裹儿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体验到了权力带给她的无上快感。

  所以这一生,她发誓一定要将伟大的祖母、英明神武的则天皇帝所玩过的权力游戏进行到底!于是终于有一天,安乐公主郑重其事地向李显提出了一个要求——立她为皇太女。

  皇太女?

  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匪夷所思的要求。

  中宗李显用了好一会工夫才弄明白宝贝女儿的这个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笑容可掬地对她摇了摇头。美丽的安乐公主用一种无比幽怨的眼神狠狠瞪了父亲一眼,气呼呼地说:“则天太后不过是并州商人的女儿,最后都能当天子,我身为天子的女儿,为何不能当皇太女?”

  尽管李显对这个宝贝女儿的溺爱有些过头,可在事关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上,李显还是清醒的,因此当然不会同意。

  但是李显也舍不得斥责安乐公主。面对她的胡搅蛮缠,李显始终温言劝慰,最后好说歹说,总算把她打发走了。看着宝贝女儿拂袖而去的背影,李显的脸上依旧充满慈爱的笑容。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一贯任性的女儿又一次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被宠坏的小孩子吵着要摘天上的星星一样,当不得真,所以他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可是,李显万万没有料到,这件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小事,居然会变成一根导火索,很快点燃了某个人内心深处潜藏已久的恐惧和愤怒,从而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

  这个被点燃愤怒的人就是安乐公主的异母兄长,当今的帝国储君——太子李重俊。

  中宗共有四个儿子,李重俊排行第三,非嫡非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可由于中宗长子李重润早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因得罪二张而被武曌逼杀,次子李重福又在中宗复位之初遭韦后谗毁,被贬出东都,软禁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因此尽管中宗并不宠爱李重俊,可储君的冠冕还是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表面上看,李重俊是幸运的,可实际上,他这个太子当得实在是够窝囊。因为他不是韦后所生,所以韦后从不给他好脸色看;此外,大权独揽的武三思对他这个“未来天子”也是颇为忌恨,一直在暗中排挤他;还有那个骄纵任性的安乐公主,更不把他当一回事,经常和驸马武崇训一起肆意凌辱他,还当面呼他为“奴”;而那个专掌诏命的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则时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尊武氏一党,这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这个当朝储君构成了威胁。

  如此种种,无不让李重俊感到深深的孤独,更让他感到了强烈的恐惧。因为这些人都是当今大唐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并且还在处心积虑地向更高的权力巅峰迈进,而李重俊的太子身份则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而也就必然成为他(她)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所以,与其说这顶储君的冠冕象征着地位和荣耀,还不如说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魔咒。从它戴在李重俊头上的那一刻起,李重俊就感觉自己被一片莫名而可怕的阴影笼罩住了,因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整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随着武韦一党的权力越来越大,李重俊也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些人废掉,甚至死在这些人手上。

  而当安乐公主公然向中宗提出立她为“皇太女”时,李重俊更是被一种末日将临的恐慌彻底攫住了。虽然中宗拒绝了安乐公主的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她会从此善罢甘休。据李重俊所知,驸马武崇训天天都在怂恿安乐公主,让她想办法迫使中宗废黜太子。照此情形发展下去,无论安乐公主最后能不能当上皇太女,李重俊今后的日子都绝对不会好过。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

  李重俊听见自己内心有一个愤怒而绝望的声音在喊——不!

  与其这样无所作为,任人宰割,还不如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

  决心已定,李重俊开始寻找同盟。

  他首先找到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此人是神龙政变的主要功臣之一,当初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提供了强大的助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可是这几年来,以张柬之为首的功臣集团却被武三思铲除殆尽,神龙政变的胜利果实也轻而易举地落入武三思手中,这一切,无不让李多祚感到义愤填膺。虽然他暂时还没有被武三思列入打击范围,但是唇亡齿寒的忧惧却时刻缠绕着他,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太子李重俊暗中找到他,向他提出发动政变,诛杀武氏一党的计划时,李多祚当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李重俊找到的第二个人是成王李千里。他是吴王李恪之子,时任左金吾大将军。当年武曌篡唐时,李唐宗室遭遇了灭顶之灾,李千里是少数劫后余生的亲王之一。神龙政变后,李千里和其他硕果仅存的宗室亲王一样,以为可以重见天日,扬眉吐气了,没想到武氏一党转眼又把持了朝政大权。现在的大唐江山表面上虽然是李家的,但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武三思和他的姘头韦后。这样的局面对残存的李唐宗室而言,显然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对武氏一党的共同愤恨让成王李千里和太子李重俊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接触之后,双方迅速达成了共识。他们决定并肩作战——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为了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而拼死一战!

  除了李多祚和李千里这两个手握禁军的大将外,参与政变计划的人还有李多祚的部将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以及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李千里的儿子天水王李禧等。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样的阵容无疑是强大的。然而,一场政变能否取得成功,并不单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换句话说,在政治的角斗场上,拳头固然重要,但是比拳头更重要的却是头脑。可惜在这一点上,李重俊和他的战友们显然都有些认识不足。

  参与政变的人员确定后,李重俊等人开始制订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李重俊、李多祚率领,直扑武三思宅邸,一举消灭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另一路由李千里父子率领,分兵把守太极宫的各座宫门,封锁宫廷内外的交通。待诛杀武三思后,第一路人马迅速回头攻进内廷,捕杀上官婉儿;第二路人马则杀入朝堂,铲除武三思在朝中的党羽(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等人),最后再与太子合兵一处,彻底控制整个太极宫的局势。

  计划看上去似乎是完美的。

  可是,它真的是完美的吗?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七月初六,蓄谋已久的李重俊终于出手了。他伪造了一道皇帝诏书,调集羽林军士兵三百多人,和李多祚、野呼利、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一起,径直杀向休祥坊南门内的武三思宅邸。休祥坊位于长安城的西北角,与宫城之间仅隔一个辅兴坊,所以政变军队一从宫城西侧的安福门杀出,不消片刻便可冲到武三思的宅邸前。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初秋早晨,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正在书房中品茗聊天。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空气中飘荡着缕缕沁人心脾的花香。武三思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儿子说着话,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呷着香茗,鼻中嗅着花香,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尽情享受着这一份恬静、安逸与祥和。

  然而,末日就在这一瞬间降临了。

  死神就这样毫无预兆,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武三思父子的面前。

  武三思最初是听见一阵刺耳的喊杀声像潮水一样由远而近地漫了过来,紧接着,太子李重俊挥舞佩刀左劈右砍的画面就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看见太子怒目圆睁,表情狰狞,身后紧跟着一群杀红了眼的禁军官兵。他们顺着后花园的那条碎石甬道飞快地向书房扑来。在甬道两侧,武府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扑倒在血泊中。武三思想喊,可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他想跑,可双脚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挪动半步。而他的儿子武崇训也跟他一模一样,无比惊愕地张大着嘴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刹那间,凶神恶煞的太子就冲到了他们眼前。一道寒光闪过,武三思看见儿子武崇训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一道鲜红的血光立刻从肩膀中间的窟窿中喷射而出,一下子染红了武三思的目光……

  这是武三思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的最后一幅图景,继而他感觉自己的脖子一凉,眼前一黑,整个世界就彻底陷入了黑暗。

  李重俊和李多祚等人杀死武三思父子及亲党十余人后,又按计划杀回皇宫,率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肃章门是分隔“外朝”与“内廷”的一道重要宫门,一旦杀进这道门,就意味着政变的性质已经不仅是“清除奸党”,而是公然与皇帝为敌了。不管太子的主观目的为何,至少在客观上,他已经把皇帝和自己同时逼上了绝路。李重俊等人一路冲进内廷,沿途撞开多处殿阁,高喊着要逮捕上官婉儿。与此同时,李千里父子也率兵扑向右延明门,准备从这里攻入位于太极殿东侧的门下省,砍杀正在朝堂办公的宗楚客、纪处讷等武氏党羽。

  上官婉儿听到外面杀声震天,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又听见宫人飞报,说变军口口声声要抓她,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过她毕竟在宫中多年,多少还是练就了一点临危不乱的定力,所以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她知道,要想保住性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皇帝皇后绑在一块。太子要是连皇帝也敢杀,那就只好跟着皇帝一起死;倘若太子不敢杀皇帝,那自己就能躲过这一劫。上官婉儿心里这么想着,人已经飞快地冲向皇帝的寝殿。

  此时,李显、韦后和安乐公主也已乱成一团(安乐公主昨夜恰好在宫中留宿,没有回家,所以侥幸躲过了刚才的那场屠杀)。当李显等人看见鬓发散乱的上官婉儿冲进来时,赶紧问她外面情形如何。上官婉儿一边喘息一边对着他们大喊:“太子是想先抓我,然后抓皇后,最后再抓皇上!”

  李显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和鼻尖往外冒。

  他断然不会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太子居然会起兵造反!

  不过,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只有逃命要紧。变军是从皇宫南边杀过来的,所以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只有北面的玄武门了。因为玄武门是禁军的屯驻地,可以调动部队阻遏变军,而且此门建于龙首原的余坡上,地势较高,站在城楼上可以俯瞰大半个宫城,便于观察形势,无疑是整个太极宫中最好的避难所。思虑及此,李显赶紧带着韦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在一群宦官宫女的簇拥下,仓皇跑到玄武门,立�

  ��登上城楼,同时命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百余名士兵在城楼下护驾,结阵抵御变军。

  李显前脚刚登上玄武门,太子和李多祚后脚就杀到了。面对眼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形势,李重俊顿时犯了踌躇。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并没有与皇帝开战的打算,所以他实在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迟疑了片刻,他只好下令士兵暂停进攻,等着看皇帝接下来会如何表态。

  双方就这样在玄武门下对峙着。

  这场政变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

  太子的变军有三百多人,皇帝这边仓促集结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如果太子一鼓作气,下令强攻,胜利多半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莫名其妙地停手了。

  这显然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趁着太子这边犹豫的间隙,皇帝身边一个叫杨思勖的宦官意识到有机可乘,立刻向皇帝请命,主动要求下去攻击。一般的宦官都是苍白瘦弱之人,可这个杨思勖却与众不同,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一脸勇武之色。李显大喜过望,当即首肯。杨思勖旋即冲下城楼,飞身上马,独自一人朝变军驰去。

  李多祚的女婿野呼利是一员勇将,此时担任变军的前锋将领。他眼见对方单枪匹马杀来,心中不禁冷笑,当即上前迎战。双方在阵前交手,三五个回合后,杨思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野呼利不知是计,挥刀便砍,杨思勖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立时将野呼利斩于马下。

  凝神观战的两军士兵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高呼,只不过皇帝这边是高声欢呼,而太子那边却是一片惊呼。

  变军人人骇异,士气顿时大挫。李重俊、李多祚和其他几个将领也都是满脸惊惶。

  城楼上的李显一见杨思勖得手,马上抓住时机,倚着栏杆向变军士兵喊话:“你们都是朕的宿卫之士,何苦追随李多祚造反?只要你们斩杀叛贼,不必担心没有富贵!”

  变军士兵面面相觑。

  只犹豫了短短的一瞬间,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把刀枪转向了自己的将军们。

  李多祚、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当即被一部分倒戈的士兵乱刀砍杀。太子李重俊见大势已去,慌忙带着亲兵一百余人夺路而逃,其余的部众各自作鸟兽散。

  一场胜利在望的政变,就这样功亏一篑。

  太子李重俊的这路人马一败涂地,而成王李千里的那一路也不比他们幸运。

  当李千里父子率兵进攻右延明门时,早有防备的宗楚客、纪处讷已经调集了二千余名禁军闭门拒守。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宗楚客一方占据城楼,居高临下,弓箭兵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而李千里一方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变成对手的活靶子,因此他们很快就输了。李千里和儿子李禧双双阵亡,余众或死或降,行动彻底失败。

  一百余名骑兵跟着太子李重俊狂奔出城,准备亡命终南山。可是,跟着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主子混,还有什么富贵和前途可言呢?

  一路上,皇帝承诺富贵的那番话始终在他们的耳边回响。于是不断有人偷偷勒住缰绳,掉转马头往回跑。等到李重俊逃到鄠县(今陕西户县)附近的树林中时,身边只剩下最后的几名亲信。精疲力竭的李重俊翻身下马,跌坐在一棵老树下,背靠着树干大口大口地喘气。

  他耷拉着脑袋,生平第一次感到呼吸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

  不过,他很快就不会觉得困难了。

  因为几名亲信已经拔出佩刀,正慢慢朝他逼近。几秒钟后,他就永远也不需要呼吸了。

  当李重俊重新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几把钢刀同时向他的头顶劈了下来……

  李重俊输了,输得干干净净!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李多祚翁婿、李千里父子等一大帮人的性命。

  他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究其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政变领导者的素质有问题。

  表面上看,太子亲自领导政变,下面又有李多祚这样的前期政变功臣和军方高层将领,还有李千里这种老牌的李唐宗室亲王,其号召力和战斗力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只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先来看李重俊。他虽然贵为太子,但是年纪太轻,缺乏相应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历练,入主东宫的时间又太短(政变前一年七月刚被立为太子),而且东宫官属又大多是一些权贵子弟,根本没有德行和能力辅佐他,“唯以蹴鞠猥戏取狎于重俊,竟无调护之意”(《旧唐书·中宗诸子传》)。所以,李重俊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再来看李多祚。虽然他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介武夫。尽管他在神龙政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可那也要归功于张柬之等五大臣的谋划有方和调度得当。说白了,李多祚只是一把刀,好不好使的关键不在于刀,而在于使刀的人。碰上五大臣,李多祚就是一把屠龙刀;可碰到李重俊,他就只能是一把切菜刀。

  最后来看李千里。他虽然是李唐宗室中硕果仅存的人物,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超群,让武曌舍不得杀他。恰恰相反,史称“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而李千里“偏躁无才”,加之善于谄媚武曌,“数献符瑞”(《资治通鉴》卷二○八),所以才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此外,李千里虽然担任左金吾大将军,握有禁军兵权,但任职时间短(中宗复位时才被授予这个职务),因此难以真正获得将士的拥戴。

  由上可知,无论是太子李重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还是宗室亲王李千里,显然都缺乏成功的领导者所需的素质,尤其缺乏政变所需的谋略和政治智慧,所以从一开始,这场政变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进而言之,这场政变更像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变,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第二,政变缺乏合法性依据与有效的利益驱动。

  由于领导者缺乏政治头脑,这场政变既没有提出煽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这就极大地制约了成功的可能性。

  关于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看出来。太子和李多祚在征调三百余名羽林士兵时,居然不是由太子进行政治动员,也不是由李多祚下达军事命令,而是采用名不正言不顺的“矫诏(假传诏书)”手段!

  如果李重俊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身边有得力的政治幕僚的话,那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愚蠢的“矫诏”方式,而会像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政变者所做的那样——首先指出奸党(武氏一党)对朝政的危害,阐明此次行动的正义性,激发士兵的斗志和血性;其次许诺功名富贵,用利益来驱动人心;最后进行一定程度的威胁恐吓,宣称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倘有异心,立斩不赦等等。以李重俊的储君身份,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这样一番动员,接着再让禁军长官李多祚出面,和官兵弟兄们套套近乎,说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的煽情话,然后一人一大碗酒,指天为誓,歃血为盟,最后就可以激情澎湃地拿起刀枪,大义凛然地干革命去了。

  假如政变是这样发动的,那么当他们在玄武门下与保护皇帝的军队对峙时,士兵们就不会轻易背叛。因为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太子这边的实力还是要比皇帝那边强得多。然而,变军士兵之所以听了皇帝李显的一句话就阵前倒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太子和李多祚是以一纸伪造的诏书骗他们起来造反的,这就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忠诚度和积极性。如果政变行动自始至终都很顺利,大家事后都有好处,那当然没话说;可当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士兵们当然宁可听皇帝的,也不肯再为太子卖命。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听从“皇帝命令”才行动的,如今既然知道那命令是假的,而皇帝在城楼上说的金口玉言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自然是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太子他们了。

  反观神龙政变,自始至终,以五大臣为首的领导集团都有一个鲜明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口号,那就是——诛杀二张,推翻武周,匡复李唐社稷,拥立李显复位。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团结大多数文武官员,从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最终赢得胜利。而李重俊等人策划的这场政变却全然没有类似的东西,只是把整个行动建立在一张假造的皇帝诏书之上,如此政变要是能成功,那就是老天爷瞎了眼了。

  第三,没有为政变设定一个高端的政治目标。

  李重俊等人发动政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武氏一党,为自己赢得更安全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高的政治诉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搞一场“半拉子”政变。

  李重俊之所以会在玄武门下产生迟疑,按兵不战,就是因为他只想捕杀武氏党羽、上官婉儿,而不愿意与皇帝刀兵相见。我们说过,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李重俊此举,充分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愚蠢。他似乎以为,只要除掉武氏一党就万事大吉了,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讲,不管太子是否有颠覆皇权的意图,只要他胆敢把军队开进内廷,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之罪!

  如果李重俊具有成熟的政治经验,那他在制订政变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也就是说,除非不发动,一旦发动,就必须以“控制皇帝,夺取政权”为最终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实现,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除掉任何他所认定的“奸党”!因此,对于李重俊来说,就算他没有弑君篡位的想法,至少也应该用武力把中宗李显控制起来,迫使他下诏诛杀所有武氏余党,同时授命太子监国。如此一来,他才能一方面达到清除政敌的目的,一方面又防止皇帝秋后算账。只有这么做,他才能真正保障自身的安全。

  这才是一场成功的政变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李重俊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经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政变,中宗李显虽然毫发无损,但是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当李重俊的尸体和首级被运回长安后,惊魂甫定的李显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之情,即刻命人用太子首级祭祀了太庙和武三思父子,随后又将其悬挂在朝堂上示众。

  同时,李显把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将他的党羽全部逮捕诛杀;被变军攻破的各道宫门的守卫官兵,皆因失职之罪被判处流放;平乱有功的宫闱令杨思勖则被擢升为银青光禄大夫、内常侍。稍后,李显又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

  这一年九月,朝廷改元景龙。

  一个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就这样匆匆画上了句号。

  这个时代虽然短暂,历时不过三年,但是却发生了太多让人始料未及的变故。先是五大臣一举推翻了女皇武曌,继而武三思又整垮了功臣集团,如今,太子李重俊又悍然发动政变,诛杀了一手遮天、权倾朝野的武三思,然后本人也死于非命……如此种种,真是令大唐臣民们心惊肉跳,唏嘘不已。

  现在,波谲云诡的神龙政局终于落下了帷幕。

  接下来,帝国政坛势必要重新洗牌。在即将展开的又一轮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中,谁又将成为下一个出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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