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暖阁里，来回踱步的朱厚熜突然停了下来，问道：“吕芳，你说严嵩为何要举荐高拱和杨博二人？”
吕芳因谨遵祖宗家法，从不敢随意对朝政说三道四，更不敢随意臧否朝廷重臣，以前却被皇上骂了好多次，如今私下里与皇上相处，他也不敢再藏着掖着，便说：“回主子，严阁老举荐他二人，自然也有为国用贤的心思。但以奴婢愚见，若是夏阁老如此，这个理由倒也可以说的过去，但严阁老或许就不只如此了。”
“哦，”朱厚熜来了兴趣：“说说看，为何夏阁老如此行事倒能说的过去？”
“这是奴婢前些年听下面的奴才奏报的一件事。”吕芳说：“当年徐阁老还是翰林院的一名翰林，因议孔圣人封号一事得罪了首辅张孚敬，被贬为福建延平府推官，后因政声卓著，先后升任湖广黄州同知、浙江学政、江西按察副使等职，在江西任上，夏阁老的亲戚曾找上门去要求升官。夏阁老当时已荣膺台阁，执掌朝政，换做旁人，大概要挖空心思去钻他的门子，更不会放过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可徐阁老却严词申斥并断然拒绝，还将来人赶出家门。其后不久，夏阁老却举荐徐阁老升任东宫洗马兼翰林院侍读，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是为国举贤用贤。但严阁老此前似乎并未有过此种先例……”
朱厚熜笑着说：“哈哈，朕明白你的意思了。夏阁老如此做是他的德行使然；严阁老如此做，大概就有揣摩朕的心思的缘故了。比方说，他举荐高拱自不待言是要讨好朕，举荐杨博是想让朕认为他没有门户之见，不会结党营私。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便是借举荐高拱暗中杀夏言一枪，攻讦夏言柄国日久，威权过重，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说话办事比朕还管用，否则便不会在朕的面前说出‘不看僧面看佛面’这样的话！”
“主子圣明！”吕芳说：“不过，平心而论，严阁老虽说德行不及夏阁老那么刚直，朝野风评也不及夏阁老，但对皇上也是耿耿忠心，可鉴日月，如今又荣膺首辅，执掌朝政，其任该何等临渊履薄方不负圣上社稷之托。因此，依奴婢愚见，他这么行事也在情理之中。”
接着，吕芳感慨地说：“这也是主子睿智天纵，圣德巍巍所致，外面的那些臣子无不凛然谨遵圣命，恪守臣职，一心为着我大明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丝毫不敢有私心杂念。”
朱厚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没那么便宜的事！宫里这么多奴婢，都说只有大内这么一个家，可要说到没有私心杂念，大概也只你吕芳一人，你是朕的大伴，与朕有几十年的情分，打断胳膊还连着筋，朕不会负你，你也不会负朕，可别人呢？有人惦记着司礼监的位子，有人喜欢白花花的银子，能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宫里的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外面那些家大业大的阁老尚书。指望他们没有私心杂念，只怕是休想……”
见皇上说的这么透彻，吕芳也不胜唏嘘，赶紧跪了下来，却是无言以对。
朱厚熜淡淡地一笑：“人人生而有私，这也算是天性使然吧！要他们全然屏弃私心杂念，不但断无可能，只怕也有伤天道。朕不做诛心而论，不管是夏言还是严嵩，不管是真心为国用贤还是揣摩朕的心意，只要他们实心用事，辅政安民，朕也不会多跟他们计较。”
“仁德宽厚无过主子！”吕芳说：“主子以前最喜欢唐朝李翱的《问道诗》，尤其喜欢其中一句‘云在青天水在瓶’，还曾对奴婢说过，我大明朝的臣子，有些是云，有些是水，为人秉性不同，能干的事儿也就不同，只要他们一心为着主子，就都是忠臣。为人主者只需命他们各安其位，各尽所能，便能垂拱九重而致天下太平。”
“云在青天水在瓶……”朱厚熜沉吟着说：“不错，云在青天水在瓶！好奴婢，你不说朕自己倒给忘了。但光靠他们还不行，大明朝的家有些朕可以交给他们去当，但最后的家，还得朕来当！黄锦最老实也最听你的话，他如今掌着厂卫，你要多点拨他，把那些当家的人都给朕盯好了，不能让他们把咱们的家给败了。”
次日朝会之后，朱厚熜留下了内阁各位辅臣和户部、兵部尚书，商议派俞大猷率江南游击军从海路南下一事。分管兵部的内阁学士李春芳和兵部尚书曾铣都对此深表赞同，但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马宪成对军需供应一事颇感棘手。朱厚熜表示，户部只需筹办江南游击军南下途中的粮秣，登陆之后，军需粮秣一部分由海商集团负责供给，另一部分由游击军在当地征集，不是掠食于民，而是照价买卖，若无现钱，也该给百姓打收条，在来年赋税中加倍冲抵。
皇上的这一圣谕令满朝大员都觉得匪夷所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明朝的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理应为朝廷出力。如今朝廷出兵平叛，江南的百姓应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才对，怎么征收一点军粮还需要给百姓打收条？还要加倍冲抵来年赋税？哪朝哪代也没有这样的规矩啊！
面对大臣们疑惑的目光，朱厚熜侃侃而谈：百姓是水，军队是鱼，有水才有鱼，不能为了节省一点军费开支而破坏了大明军民鱼水之情；尤其是江南游击军深入叛军腹地，若无百姓的拥护支持，只怕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再者说来，江南那帮乱臣贼子不过些许逆天作乱的跳梁小丑，多行不义，苛政虐民，朝廷兴师南下平叛，本来就是为了解民倒悬，救江南百姓于水火之中，象这样一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怎么能象那些叛军一样恣意扰民虐民？不但江南游击军应该如此，日后朝廷平叛大军更要如此，以政治宣传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哦，诸位爱卿大概不明白什么叫做“政治宣传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此亦即“攻心为上”之兵法。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只要朝廷得到我大明臣民百姓的拥戴支持，任凭些许跳梁小丑如何猖獗于一时，又何足道哉……
对于俞大猷和山东备倭军都指挥同知宋子端分别出任江南游击军正副指挥使，大臣们都觉得可谓知人善任，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连带而来的问题：俞大猷改任他职之后，营团军就剩戚继光一人掌之，而他太过年轻，恐威望难以服众，当另择贤能任营团军指挥使一职。朱厚熜说，卿之所虑也不无道理，不过，为保密起见，朝廷组建江南游击军一事不可明发邸报或塘报。既然如此，俞大猷营团军指挥使一职便不能免去，这段时日且让戚继光以副使之职代掌其事。此外，朕以为凡领兵之将，威权皆出于君上，而非出于己。诸将怀忠君之心，自然令行禁止，何来威望不足以服众之说……
谁都知道营团军是皇上最为看重的强兵劲旅，既然圣意已经决断，就没有人再敢多嘴了。
组建新军诸事繁多，俞大猷和宋子端夜以继地日忙碌，从漕军和山东备倭军中选将调兵，编练军伍，忙了大半个月，总算是组建起了江南游击军。
与营团军一样，朱厚熜对这支新组建的军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游击战的特点，江南游击军只能装备少量佛朗机轻炮而无法携带重火器。为了弥补漕军训练不足，战力低下的问题，他咬牙将兵工总署突击生产出的两千支新式火枪全部装备给了漕军。此外，在北京保卫战中初次登场的“震天雷”显示出了强大的近战火力，得到了明军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视。战后，兵工总署军器局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解决了自拉火引爆的技术难题，已不再需要士兵手持火把点燃引线，但因科技水平毕竟有限，别说是雷管，连安全可靠的火帽（盛放爆炸品用来引爆其它炸药的纸或金属容器）也没有造出来，因此，“震天雷”的延时过短，还不能成为明军一种重要的制式单兵火器。朱厚熜虽然觉得很遗憾，但俗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他也顾不得讲究太多，遂赐名曰“手榴弹”，将军器局那五百名掷弹兵全部调给了江南游击军，还从山东备倭军中挑选了五百名精通火器的军卒，经过强化训练，也装备上了新式的木柄手榴弹。
江南游击军登船南下的前夜，朱厚熜召见了高拱、汪直和江南游击军队官以上的军官，并赐宴，席间举杯向各位军官敬酒，恳切地对大家说：“此去江南，山高水远，为慎密起见，朕明日就无法去送你们了，但朕会在京城之中等着你们的捷报！你们得胜还朝之日，朕更要郊迎三十里，为全军将士接风洗尘！”
全体军官感怀圣恩，誓言将江南谋逆的乱臣贼子一鼓擒获，献俘阙下，以不辱圣望。朱厚熜大喜，命有司录下所有人的姓名，先全体嘉升一级，战后再叙功论赏。筵席之后，又赐给俞大猷锦囊一只，命他登船之后方能打开。
次日，俞大猷在海船之上摆出香案，带着宋子端等将军焚香敬天之后，才打开了皇上所赐的锦囊，只见里面装着一张笺纸，上面有皇上御笔亲书的六个大字：“打土豪，分田地。”
江南诸多豪强之家附逆倡乱，人人得而诛之，“打土豪”是江南游击军义不容辞之事；惟是“分田地”是何意思却让俞大猷等人百思不得其解。看到他们愁眉苦脸的样子，同船而行的高拱哑然失笑：“分田地，自然是要分给归顺朝廷的良民百姓；哪些百姓是良民？自然是义助朝廷平叛的百姓。皇上是怕你们筹集不到粮草，特赐你们一道恩旨，由你们自行处置那些附逆的土豪劣绅的家产啊！”
明制，为了防止办案官员随意侵吞，抄没罪员家产一律应封存造册上缴国库，皇上的这道密旨显然是为江南游击军破例开恩。俞大猷及诸位军将无不感激涕下，一起面向北方跪了下来，唱起了大明王朝的钦定军歌《国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第四卷《交锋》到此便结束了，想与各位读者大大说几句心里话。
从第一卷歪打误撞回到明朝，那个愣头青就凭着一腔热血和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开始推行他所谓的“嘉靖新政”，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朝野上下非议不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皇宫被烧了一半，老婆被烧死了，儿子被吓傻了，江南几个省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叛乱，这些情节的设计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但根据在下的理解，剧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或许就很难避免有这样的结局，清朝实行官绅士子一体纳粮当差是在什么情况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族士人的脊梁骨被异族的铁蹄砸断，剃发易服向侵略者俯首称臣，三藩之乱破灭了汉人最后一线复国的希望，就这样，在雍正一朝推行此法，大概也不会那么顺利，其实也就几省施行甚至只能说是试行，最终也似乎没有完全推行（被官僚地主阶级想出了其他的办法），在封建士大夫阶层已经发展到了极至的明朝，这样搞，朝廷大臣没有集体起来造反，已经是在下笔下留情了。让他搞成的原因，或者说让大部分朝臣还勉强支持他的原因，在下在作品相关里做了说明，在此不再重复。
第四卷倾注的心血最多，写的也很累，但是，自己也觉得写的很失败。其一，整篇架构不合理。当初想将南北穿插着写，但是害怕场景切换太快，使各位读者大大看着费劲，而且也容易引起歧义，就按照“北—南—北”的模式来写，事实证明，这个尝试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在一个历史架空小说里，用三十六章的笔墨写次要人物，把大量关于主角的信息从背后隐晦地透露出来，这样实在犯了网文之大忌；其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水平。一开始想通过张居正、初幼嘉和何心隐三位带有一定典型性的青年士子，作为当时士林中带有一点进步思想，却又受了太多封建礼教思想束缚的人的代表，以他们在这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的表现，来刻画那场由财税改革引起经济体制改革，进而引发的政治体制等其他涉及国家各个方面的深刻改革给时代和当时的人们带来的冲击。回过头来看看，发现根本没有把这层意思写得很透彻。一来因为在下笔力不逮，无法驾驭这么深刻的题材；二来因为网文所限，在下也无法再进一步深入挖掘，显得画虎不成反类犬，贻笑大方了。
唯一可以聊以**的是，在第四卷里，已经将随后改革发展的引子铺开了，随后将进入一个更加波澜壮阔而又更加波诡云诿的领域，真可谓是路漫漫而修远兮，就让他上下而求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