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听了各县市有关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汇报，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好像都是面面俱到、满团花锦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泛泛而谈，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质上。”
吴永成阴沉着脸扫视了台下各县市的县委。
台下坐着的各县市领导们听到吴永成这么毫不留情的话，不禁面面相觑——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年轻的地委书记，在这么大的场合下，言语尖利地扫了这么多人的面子。
俗话：“罚不及众”，而这位颇讲究领导艺术的吴书记，这么干不是打击了一大片了吗？！这可与他平时的工作作风一也不相符的呀？！今天的吴书记这是怎么了？！别又是什么人惹得他不高兴了吧！
此时是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三日，也是吴永成从香港归来之后、与文丽分开的第五天。
自从吴永成坦率地与文丽.交代了冯霞之事，他的心里就做好了应付最糟糕结局的打算，但事情的展，恰恰和他的预计相反——文丽暴怒之后，并没有立即与他分手，而是采取了冷战的策略，把自己的工作关系调回了北京，而剩下吴永成一个人坚守在桓毕地区的岗位上。
至于吴永成所提出的离婚，文丽.明确表示坚决不同意，用她的原话：就是耗也要耗死他们这对狗男女！
不过，文丽最后还给吴永成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如果再让他获悉吴永成有类似行为的话，新账旧账一起算毫不客气——至于这次她是否打算原谅吴永成，或者准备怎么收拾他，那倒是根本就没有提起，估计也是过一段时间想好再吧！
本来吴永成就打算破罐子破摔了，现在得到了缓.期执行的判决，心里也算是得到了一喘息的机会，至于以后他和文丽该怎么相处，这也是他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与冯霞破镜重圆那是根本就没有想过的，他已经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了，他不准备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又不是yin棍一根，更不是心理变态，哪能专门干这种畸形的事情呢？！
为了填补这段时间心里的烦躁，吴永成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以此来弥补回到家里面对那么大一个房子的那种空虚。
于是乎吴永成据把工作的着眼，放到了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大问题上了。
无论是吴永成.前世的工作经历，还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所见所闻，他知道农民负担这个问题不仅是目前国内的一个大难题，而且在十几年之后，同样是一项相当棘手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当然了，吴永成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心血来潮想到要拿这个问题来开刀的。
早在他来到桓毕地区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目的、有步骤地为今天的这个工作做一些准备了，其中包括大规模地进行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大力进行招商引资壮大各县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在此之前的时候，吴永成就收集了不少的有关资料，对农民负担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从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负担这种现象最早出现于一九八五年，这一年在农业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卖粮难”尴尬局面，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问题的诞生。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和政府才采取过不少措施，早在一九八五年这一年的十月，就下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引导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机关及其领导，因为摊派和收费主要是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
然而，农民负担并未因此减下来，随着城市改革的扩展，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快的制度变迁，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业品的价格逐步放开，农民从事生产的成本日益增多，农民的比较收益在减少。
随着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各种达标活动，更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农民刚刚有所好转的状况，又陷入了困难之中。种田的比较收益减少，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减弱，农业的投入也日益减少。
农民负担日益增重之时，也是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及法规不断出台之时：199o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出台；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下；1992年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负担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下；1993年中办《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下。这一时期，农民负担的增长与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同时进行的，农民负担也与政策俱增。
而这十几年中，随着改革进程的收入，农民负担也随之经历过了两个展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现。
这一改革也有自己的弊端，这一弊端在乡镇表现得极为突出。
乡镇财政从2o世纪9o年代，就开始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句俗语概括为：“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也能过，县乡财政没法过。”
分税后，税费征收按先中央后地方，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头；中央将一些优质税源收为直管，省市依次效仿，因此，中央、省市财政较为充足，而县乡财政非常紧张。乡镇财政赤字增加，乡镇作为基层政府运转失灵。要维护政府的运转，向农民转嫁负担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因此，农民负担节节攀升。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
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
吴永成这两年一直致力于精简冗员、展地方经济，目的也是从根本上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做一些铺垫。
但即使是这样，桓毕地区经济落后的局面积重难返，又岂是两年的工夫能扭转过这种颓废的局面的？！
“也可能有的同志觉得我这句话打击面过大，伤了下面同志们工作的热情。”吴永成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尖锐地批评道：“从大家刚才的汇报中，我没有听到那个县，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拿出了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只是把中央几个文件中的精神，改头换面地变了变，搞一些文字游戏，这就能切实地减轻农民负担吗？！这明大家对这方面的认识，还是很不深入的，我们不少的干部，从根本上就没有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
“同志们啊，吴书记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坐在吴永成身边的路兴民及时地插话道：“中央、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多次提到，农民负担过重是‘三农‘问题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沉重的问题，因而到了必须深入认识，并需要入手着重解决的一个重中之中的问题啊。”
在血铅中毒事件之后，路兴民看到吴永成一反前态，把工作重也放到了亲自主经济上面之后，也看到了他亲自出马，为桓毕地区拉来了几个重量级的项目，心中不仅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反倒心里沾沾自喜——不管这些项目是谁拉来的，但他路兴民却是主管全区经济的主要负责人，桓毕地区经济的增长，功劳却是要记在他的名下的。
果然在今年第二季度全省经济各项指标排名时，因为桓毕地区一跃成为全省增长最快的一个地区，在几个重大场合，路兴民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这更坚定了之前的那种想法——不管是装孙子也罢，还是当缩头乌龟也好，只要能糊弄得吴永成高升一级，地委书记的宝座他是稳稳到手了，于是他和吴永成之前的那一缝隙，无形中也好像不见了——桓毕地委、行署这两个领导班子之间，再次出现了原来的那种蜜月状态。
“同志们，地委决定在七、八、九这三个月，组织一支减轻农民负担检查组奔赴各县，对各县近两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验收。”吴永成并没有理会路兴民的插话，径自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在这里我要明确一，凡是在这次检查过程中，现有哪个县市不是认认真真地落实执行中央、省、地出台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话，并且存在严重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县市的主要领导，就要做好向地委提出主动辞职的思想准备。”
吴永成的这一句话一出口，马上就引起了台下各个县市书记、县市长们的骚动了。
“啊呀，吴书记这是不是有题大作了，虽然中央多年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可大家都知道，下面的基层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要不然光靠政策规定的那一提留，连正常的工作都开展不了，哪还能提到什么展呢？！”
“嗨，老兄你这不是有过于神经质了？！那次哪项工作布置的时候，不是这么强调的呀？！你看到在座的那位，是因为工作不得力自动辞职的？！只要咱尽了心，吴书记和地委的领导们也不是体谅不到咱们的难处的。”
“就是，真要是较真的话，计划生育完成不了辞职，经济指标上不去也辞职，这减轻农民负担不到位还辞职，那还能留下几个人呢？！”
“有的同志可能觉得我吴永成在这里吓唬大家。”台上坐着的吴永成似乎看出了这一伙老油子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不紧不慢地道：“这个决定不是我一个人私自在这里随心所欲出来的，是我们几个主要领导碰头之后决定的，下一步地委将会组织以地委督察室牵头、纪检、审计、农经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领导组的组长由我来担任，兴民同志和海涛同志担任副组长。
古人有句话叫‘苛政猛于虎’，现在我们面临的这种局面也是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了，地委这次是下了决心要碰一碰这个老虎的。”
台下骚动的声音马上就没有了，大家怔怔地望着台上继续讲话的吴永成——减轻农民负担这么一个部门工作，由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们组成，在这往年是根本不可能现象的——要知道，往年的时候，像这种部门性的工作，领导组的组长，也就是由行署分管农业的副专员来担任的啊！
“各县市回去之后，马上先进性自查自纠活动，这也算是地委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凡是自我检查出来问题、并主动纠正上报地委的，一律过往不究；如果等地委检查组查出问题之后，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能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否则的话到时候就悔之晚矣，呵呵，大家能有现在的这个位置，那也是来之不易的呀！”
……
“吴书记，今天您工作日程程是这么安排的，上午九地区经委有一个经济研讨会，想请您过去做重要讲话，十一……”
“刘，你和经委的同志打个招呼，研讨会请海涛专员过去就可以了，其他的活动你和杜秘书长商量一下，看应该由那些领导参加。然后你准备一下，我们到下面跑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