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书记，这一次我们到那个县去？”
车子驰出了地委大院之后，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刘晓峰,习惯性地回头征求吴永成的意见。
“嗯，我们这次就选一个比较富裕的县、和一个落后的县吧，每个县咱们同样选两个不同类别的乡镇。咱们这次下去，主要是看看下面基层减轻农民负担的实际执行情况。”吴永成完这句话后，就习惯性地开始闭目养神了。
刘晓峰领会了领导的意思之后，就翻开自己的工作笔记本，开始寻找合适的县份。
农民负担可以分为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
显性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与之相对应的隐性负担，则是指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主要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暗中向农民转嫁的负担。
显性负担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农业税收。主要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
二是“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所谓的“三提”是指乡村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则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
三是农民义务工；
四是各种“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
前三者属于合法负担，“三乱”则属于非法负担。
吴永成这次下去检查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显形负担而言的，像强加到农民头上的隐形负担，就他现在的这个地位，那还是没有资格指手划脚的。而显形负担中，出了三乱是要坚决制止的之外，其他的那三种合理性负担，同样也存在着进一步调查的必要性。
按照吴永成私访的习惯，这一次他照例没有乘坐.那辆象征他身份的一号车，而是让刘晓峰给他从外面的单位找了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在这个时候，桑塔纳已经成为科级干部的办公用车了，根本不会有人与一个地委书记的座驾联系起来。
这倒不是吴永成有微服私访的爱好，这也是被下.面的干部们逼出来的。
吴永成非常清楚国内体制内的一些实情，只要.你给下面打个招呼，不管你检查、了解什么情况，他们都能给你编出一套来，让你难以了解到一真实的情况，想掌握第一手资料，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就拿这一次吴.永成准备动手查处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来吧，早在去年的时候，吴永成就让地区农经局统一印了“农民负担监督卡”。
按要求，这些“农民负担监督卡”必须放到每一位农民的手中，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制着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一条主要内容：“关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５％以内，其他涉及要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一律先停止执行，然后进行清理。”
并且规定：无论是乡级政府，还是村级单位，在向农民收取了各项费用之后，必须把具体的数额明明白白地填写到上面。
可通过地区农经局的抽查，却现几个县放的这些“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填写的内容，好像就跟一起商量过似的，几乎都是卡着那个百分之五精确填写的。
当吴永成在听取了地区农经局领导的汇报之后，马上就识破了其中的玄机：这几个县的基层乡镇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监督卡放到农民的手中，不准一直就在乡镇农经站堆放着，到了检查验收的时候，再由乡镇统一组织人手，按照计算出来的那个数据，一并填写上去——像这种鬼把戏，吴永成前世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不少，而且他自己也亲自组织过这样的勾当，无非是哄骗上级的检查而已。
至于到乡镇、村是否做到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百分之五，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嘿嘿，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越是贫穷的地区，收取的比例越高，要不然怎么能保证乡镇正常的开支呢？！不少的地方，甚至于通过虚报农民收入，限额地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
而老百姓们却苦于地位低下，即使知道这其中的猫腻，无奈周围各家都是一样的做法，本着“人家都是这样的，咱为啥偏偏就例外？！权当给龟孙子们吃药”的阿Q精神胜利法，一年一年地死捱了——反正天塌压大家，也不是我一家吃亏！
“吴书记，要不咱们去门源县和南沁县吧，这两个县在咱们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晓峰很快就选定了所要去的两个县，回头向吴永成请示道。
吴永成了头：“行，就去这两个县，门源县可是远一啊，这就辛苦你了，你可是新婚不久啊！”
刘晓峰不好意思地道：“吴书记，为了工作哪还能顾得上这些啊！”
刘晓峰是七月一日进行的婚礼，当时吴永成正在香港，也就没有出席他的婚礼，回来之后送了刘晓峰一台彩色电视机，算是给他们的新婚贺礼了——这也是刘晓峰家中最大件的一个家用电器。
不过，刘晓峰和女方也并没有大办——这一者是因为刘晓峰家寒，女方也是非常清楚的，更主要的是刘晓峰现在的位置比较敏感，当刘晓峰和女方婉转地表示了这个意思之后，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爽快地同意了刘晓峰的建议，只是婚礼的当天在饭店简单地摆了几桌，双方的至亲们吃了一顿饭而已。
刘晓峰的岳父是桓毕地区粮食局的一位副局长，他这也是相中了刘晓峰这个后生前途远大，又比较踏实，否则的话，虽然他这个副局长已经临到了退休的年龄，可之前也曾经担任过下面县里的副书记，也威风过几天的，哪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出门，这可是收敛钱财的一个绝好机会啊——但老头比一般人想得更远，此时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到女婿的前程的话，那可是多少钱也弥补不回来的。
刘晓峰的新房倒是早就预备好了的，是他向地委秘书处打报告准备结婚的时候，秘书长杜成声亲自给机关事务局局长打招呼，让他想方设法给刘晓峰挤出了一套住房。
刘晓峰心里非常清楚，他之所以能有房子用来成家，这都是沾了自己是吴永成秘书的光，否则的话，地区财政一直紧困，这几年地直机关就一直没有再修建家属楼，即使集资建房虽然比市价便宜不少，但五六十平米一套的单元楼房，也得动辄一两万，这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承担起的——即使举家借债，那也是无法办到的。
“晓峰，你是从农村出来的，又在乡镇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你有什么感受。”
吴永成若有所思地问刘晓峰。
刘晓峰想了一，回答道：“吴书记，我当初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当地的群众们有个顺口溜，叫‘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农业特产税）重、三税（各种收费）是个无底洞’。”
吴永成闻言头，是啊，老百姓们并不反对缴纳正常的农业税，在他们看来，自古以来种地缴税这是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在那个朝代都是不可豁免的，只是面对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实在是难以应付了，控制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三乱”，现在成了农村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了。
就他所知，早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中央、国务院就下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其中指出上级机关和单位，下达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派款收费的决定，增加了农民负担，因此需要做到：严加控制“集资”、“赞助”、“捐献”等活动，更不准摊派指标；各级行政部门不得向农民摊派办公费、交通工具购置费、服装费。
这一《通知》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种‘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据吴永成所了解，这也是最早提出控制农业‘三乱‘的文献。
无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有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的“三乱：形同一纸空文，根本就没有遏制住下面的这股歪风邪气，随着改革进程的越来越深入，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的压力增大，向农民伸手的事件日益增多，这种现象反倒是有越演越烈之趋势，甚至不少地方，因为农民不合理负担过重，酿成了一系列的恶**件。
据报载：一九九二年，湖南省湘乡市农妇潘群英因交不起摊派的32o元，在乡干部到她家强行收款时投塘身亡；由于无法忍受村干部粗暴收缴早已过承受程度的集资款，在被工作队拿走家里的芝麻和麦后，河南平舆县农民蔡玉堂上吊自杀。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在各级财政无力负担供养过多的这些冗员之时，就把手伸到了善良的老百姓们的头上。
鉴于这种情况，精简机构和人员就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中之重。
虽然中央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决心是非常大的，采取的政策也不少。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决议，都要提到精简机构和人员问题。
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985年下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开始，就要求“乡的党政干部只许减人不许增人。村干部人数过多的也应精简。”
此后，一系列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不要求精简机构和人员。
这些要求和政策在一定程度对于政府，特别是乡镇基层组织的规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精简机构和人员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仅仅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个角度去精简，现在看来，是无法达到目的的。
更何况中央政府在采取减负政策时，时常采取只给政策不给资金支持的措施，中央下文件（乃至行政法规），地方必须执行，但由于执行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往往由地方政府支付。在经济比较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还可支撑，但大多数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
特别是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减轻农民负担本质上就是减少地方财政的可用资金，再加上要求地方财政支付减负的成本，地方一千个不愿意。虽然中央能在一时采取强制手段，要使减负措施保持长久，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出现政策下达时，就是地方政府‘想对策‘应付，乃至欺骗中央之时，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不过，吴永成却认为全国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棘手问题，可他所管辖的桓毕地区，目前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前年以来的行政事业单位人事改革，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显著效果，在这种有利情况下，起码在桓毕地区这个局部范围内，遏制住三乱、规范合法的农民负担，应该是可以能办到的——这也是吴永成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搞这次行动的目的之一。
“吴书记，前面已经是门源县了，路旁就有一个村庄，咱们是不是先到这个村里看一看？”
“好啊，这也到了中午了，我们就在这个村里解决午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