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武侠名家【有敌狂野战队】

　　从“刀”“剑”看黄易武侠中人物与作品主题的嬗变

　　刀和剑在我国均是出现很早的兵器，在我国古代的冷兵器时代都是zhan有主流地位的。前者，在汉代便出现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类型：环首刀。而剑，则早在青铜器时代便已出现，我国春秋时期越国的铸剑之法名扬天下，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越国宝剑足以证明那时我国的铸剑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刀与剑之间的兴衰替代有着若干的联系。由于刀一般是单面开刃，背厚，微弯曲，利于劈砍；而剑则双面开刃，细长，剑脊较厚，利于削刺，形制雅致。因此前者的兴起与战争关系密切，且与马战的兴起有莫大关系，它的利于劈砍使其成了马上作战的优秀兵器；而剑的兴起，则与铁的发现以及锻造方法的提升有重要联系。比较起来，刀更流行与军队，而剑，则越来越成为一种身份与文化的象征，其实用意义越来越，装饰和文化意义越来越明显。这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剑由于身体细长，因此最初之时其铸造有更大的难度，拥有剑的往往是身份高贵或有军功的人。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剑本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文士也以配剑为风气。武侠中主角刀与剑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倾向问题，长久以来以剑作为主人公的兵器，实际上是无意识中对主角“文武双全”的一种设定，代表着整个作品的文化倾向是偏向于正统的儒家文化。

　　我们再看作品，金庸的10余部作品里，像郭靖乔峰这样凭一双肉掌便可打遍天下的毕竟是少数和异类，更多的是像令狐冲、杨过、龙女、袁承志等这样的剑手。而黄易中的主人公，出了徐子陵乃是使用肉掌、风行烈使用“丈二红枪”、浪翻云用剑外，像韩柏、戚长征、项少龙、寇仲等，无一例外，都是用刀的。接着上文的话来，剑本身还代表着中庸的儒家文化，而刀，则更多地代表一种使用的思想。

　　在两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差异也印证了这一，金庸作品的主人公虽也有狂放洒脱如令狐冲、到处种情如段誉者，但更多的是像郭靖、陈家洛、袁承志这样的谦谦君子。他们或深负国仇，或身压家恨，多多少少都或在阴影之下，背负着许多不属于生命本身的东西。即使是前者，金庸也自觉不自觉地让他们大体上遵循着传统的儒家的行为规范。这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金庸本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依恋。他的作品中，在经历过坎坷的人生道路后，人物大多数都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即便是愤世嫉俗如杨过者，也在郭靖的精神感召之下成为所谓“神雕大侠”。这自然代表着金庸的一种价值取向。他也因此完成了将武侠传统命题“除暴安良”的内在改造和升华。武侠中的主人公也从最传统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血志士进化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带有几分知识分子色彩的忧患者，这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着某种契合。

　　从这个意义上，黄易的主人公这样都算不上即定意义上的“大侠”。《覆雨翻云》中，浪翻云只是以剑道极致为唯一目标、以庞斑为唯一对手，沉醉在酒与洞庭湖中的痴情剑手；韩柏得好听是个热爱生命、热爱美好、热爱自己的人，难听只是个贪花好色但可爱之处尚多的人；《大唐双龙传》中寇仲和徐子陵时侯只梦想着投靠一支有前途的义军，出将入相就差不多了，到后来才一个受了刺激立下雄心壮志要争霸天下，一个则想遨游天下名山大川追求武道极致，乍一看前者似乎理想较为远大，但究其原因最初只是因为本身爱情上手到挫折以及日常处处受到高门大阀的歧视想让人重视，之后则改变为不愿意虚度一生，只像轰轰烈烈尽情享受创造的从无到有这一过程的动人体验，尽情享受生命的盛筵；《寻秦记》中的项少龙被时空机器卷入战国末年的历史洪流中，最初的他只想能在这乱世安身立命衣食无忧，所以冒出扶植当时尚流落赵国的赢政的想法，而之后，他更多地只想在这乱世能为自己与家人保住一处桃源净土、把握住主自己的命运；表现得更为明确的是《破碎虚空》中的传鹰，从年少时候起他便以天道为最高目标，所以从不以俗务为要。是以当祁碧芍对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你绝世天资，何不随我等共抗大敌，救万民于水火之间？”他的回答是：“传某胸无大志，实难负重任。”有网友评论“在金庸中传鹰这样不顾民族大义的家伙只能作为反派角色落个万箭穿心的下场。”我们暂且不评论这种行为的对错，但从其本身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完全不是金庸笔下的大侠形象，他们的人生目标或者是问鼎天下，或是乱世安宁，或是飘渺天道，或是醇酒美人，他们更多的表现为追求自己理想艰苦奋斗的人。作者着力要表现的主题也由金庸时代的“忧国忧民”转变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能始终如一保持自我的独立以及自己的理想”。

　　这种作品主题的嬗变无疑与黄易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合理的功利主义有关，也与当今社会的文本受众的期待视野有所契合。因此，黄易中的人物形象，更多地接近金庸笔下的段誉、虚竹这一类中性人物，虽然其行为往往会产生“兼济天下”的后果，但其主观上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取舍间更多地倾向于后者。在摆脱了仇恨、家族等这样沉重的负担时，他们活得更为健康和洒脱，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我生命的自觉体验。

　　另外，正与使刀相对应的，他们虽然大多数都是只操武事不营文业的武人，他们深深懂得生命的意义，绝不是所谓的粗人。与金庸的相对应，在黄易的里，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渐渐淡化，只是若隐若现的背景设定。

　　值得注意的是黄易作品中主人公对所谓的神兵宝剑的态度。这种态度更集中地表现在《大唐双龙传》中。第十卷飞天神遁的结局是被扔进深渊，虽然动手的是鲁道子，但他的一番话却颇让两人有所思。而直接表现出主人公态度的是寇仲向箭大师求刺日射月是对井中月“废铁”的评论：“只有这把刀到了我寇仲手里，才能从废铁变成天兵神器，井中月之名将会因我寇仲而能千秋百世地流传下去。”这虽然不乏危言耸听之出，却确实反映出作者的一种态度，即，主人公的价值不因外在的东西而改变，是主人公赋予这些外在的东西以价值。这种对主人公本身价值的重视和凸显，是之前的武侠中没有出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