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影刀光，三千宏文耀异采；

　　英风侠气，五百志士动神灵。

　　且让中华武侠文学网引领诸位进入侠骨柔情的江湖世界

　　根据武侠评论名家叶洪生先生的粗略统计，在武侠兴盛时期，台湾至少有过三百位武侠作家赖此维生，出版了至少上万种以上的武侠。如此庞大的武侠作家与作品数量势必要有广大的武侠读者与消费市场来支持，因此武侠无疑是台湾五十年来的主流通俗文学之一。然而这样影响深远的武侠却在文学批评、研究领城中被长期忽略，始终处於妾身不明的暧mei地位。时至今日，武侠是否能列入文学作品的范畴之内，於学界中仍时有争议。争议的焦经常是集中在武侠的情节内容与表现手法等方面与纯文学作品相较时在创作价值上的落差。事实上，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除了学界对武侠长期以来的成见式的内容评价外，它的作家的活动空间与作品的发表管道是使它埋没的原因之一。

　　在作家活动方面，几乎绝大部份的武侠作家都不曾参予一般文艺组织及其相关活动。许多武侠作家甚至感受到一种来自一般文艺作家的轻视或排挤。即连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被列入的武侠作家也只有金庸、古龙首荻宜三人，其中荻宜还是以其另一个一般文艺作家的身份被列入。可见在官方所认定的「作家」身份标准裏，武侠作家大部份是被排除在外的。

　　由於武侠作家的活动轨迹和一般文艺作家的活动轨迹大不相同，使得武侠作家与一般文艺作家之间缺乏交流互动的空间，成为两个独立互不相涉的世界。而在与掌握了文学主流传播与发行管道的副刊编辑、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不包括武侠的专门出版社）的关系上，武侠作家几乎都远不如一般文艺作家来得密切。可以，武侠作家与所谓的文坛或文艺界之间的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

　　至於武侠作家与学院派文学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就更疏远了。除了文学观念与品味之间的隔阂外，武侠作家的非文学学经历及文学圈外的工作经验亦是原因之一。一般文艺作家由於在写作之外常都还在文学圈（或文化圈）内另有工作经验，无形中便与整个文坛（包括批评界）建立了较密切的互动关系。

　　至於武侠作品方面，和其他许多通俗文类相似，武侠的兴盛时期（至少从民国四○年代起绵延了近四十年）也是以被称为文化地摊的租书店为其文学活动的大本营。不同於一般文艺作品以出版社为发表行为的最後一环般先将作品发表於杂志或副刊後再结集出版，武侠的发表与出版经常是连结在一起的。虽然一般而言，武侠的发表优先顺序（通常都是一稿数卖）是报纸副刊优先再武侠专门杂志再出版单行册。但这是就武侠名家而言，对於更大部分倏起倏落的武侠作家而言，租书店才是他们的主要发表销售管道。再加上武侠的出版社与一般文艺作品出版社的重叠性甚低，所以武侠常是离开武侠作家的笔下後就立刻以单行册的方式（大约在二到三万字）的形式销售到租书店与读者见面。因此它的出版与发表时间几乎是相连的，而且每一部作品的市场存活时间并不长。至於武侠为什麼没有像一般文艺作品那样整部出版，再销售到书店门市，与其是和它的内容评价相关（因为通俗，看完就丢，所以不值得收藏？）不如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环境与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影响所致。

　　一部武侠经常长达数十万言甚至百万言以上，如果每一部都完整出版在书店门市上销售，以当时文学读者的消费能力而言是否能够负担得起颇成问题。此外武侠与其文学市场的消费性格强烈，武侠读者每周甚至每天都希望有新的武侠面世，一定要等到数十万言全部完成再出版，势必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这种分集连载的形式一直是武侠的主要发表模式，从租书店到武侠专门杂志分期连载（这些杂志通常是周刊性质）再延伸到报纸副刊的方块连载。一般纯文学杂志不刊登武侠除了文学品味与立场的差异外，每月一刊，间隔太久，无法让读者接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这种连载发表方式也造成了武侠的特殊写作模式。大部份的武侠作家都承认他们在下笔写一部武侠时，胸中往往并无宿构，经常是想一个开头就写下去了。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强烈使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构思，另一方面也是这种连载的形式容许武侠作家可以边写边想。其结果反应在武侠的内容方面便是往往缺乏完整架构，尤有甚者是结局草率、中途腰斩或者产生找人代笔的现象。这也造成了许多文学批评家对於武侠的负面印象。

　　单行册的生产形式亦与出版商所考量的市场消费行模式相关，由於整部无品出版可能不为读者的消费能力所接受，而且间隔时间过久，容易阻断读者的阅读需求，再加上作品数量庞大在印刷费用上过高，因此选择单行册（而且往往纸质粗糙、校对简陋、印刷不清）的形式无疑是出版商生存与求利下的最佳方式。

　　在发行销售方面，出版商不选择一般文艺作品的书店门市系统，而采取透过分区经销商销售到租书店的方式自然也是考量了市场消费能力後所采取的作法。在物质环境不佳（武侠至迟在民国四○年代以後即已盛行於台湾）的清况下，恐怕也只有以租书店的方式进行销售，才能长保大量的武侠作品在文学消费市场上的生存与兴盛。

　　除了产生大批的作家与大量的作品外，武侠还拥有广泛的读者与极高的阅读率。根据《台湾流行文艺作品调查研究》的问卷统计结果，列名阅读率最高的六十本文艺作品中（约自民国四十年至八十年），金庸的武侠排名第六，古龙的武侠排名第三十九，由此可略见武侠在一般大众读者中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问卷於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到民国八十三年元月之间进行调查，所寄发的一千一百份问卷中只有回收不到一半，再加上问卷书目没有时代区隔，因此尚未能完全看出武侠全盛时期的一般读者阅读率和喜爱程度。

　　至於一般武侠读者的性别、教育程度的调查研究，根据＜武侠读者心理需要之研究＞一文所示的调查结果，武侠的男性读者的阅读率与喜爱程度都远高於女性读者，这一与前述武侠作家的男性比例远高於女性相符，显示武侠此一文类有明显的性别印记（此与武侠的情节模式分析所观察到的强烈性别意识作祟其中的结果亦相符）。而在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逾高者，其阅读武侠的历史也逾长，似乎显示武侠由於其固定的情节时空背景和由此而衍生的文字风格（特别是在新派武侠兴起之前）对读者面对武侠中的特定文化成份的接受理解能力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挑选与排斥。

　　武侠虽然有著庞大的一般大众读者群，但在文学声誉上所获得的评价却相当模糊。所谓的文学声誉的认定经常是由专业的读者（包括文学研究者、批评家和文学刊物编辑等）对於某一文学作家、作品的评价的好、坏或多寡来判断。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武侠作家与作品的文学声誉的话，会发现武侠在文学界中一直被长期忽略，根本未有一席之地。

　　但这并不足以掩盖武侠的强大文学活动力与影响力。因为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武侠在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所获得的回响的话，可以发现除了学院批评与部份纯文学杂志这两个死角之外，武侠其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文学声誉。首先是一般读者对於武侠的评价，有许多读者将武侠列为最喜欢的文学作品，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连带地武侠作家也因此在当时获得犹如明星般的声誉。这一从历年来报章杂志中对於武侠作家、、电影有著连篇累牍的报导可见一般。

　　其次，在专业读者方面，不论评价好、坏，论述的深浅，关於武侠的评论与座谈的数量相当庞大。（当然必须承认这些批评文章大部份都是属於漫谈式、印象式的）这些评论与座谈或者基於文学的立场或者基於文化分析的角度，总之是对於武侠的注目与讨论，列为武侠的文学声誉殆无可疑。

　　更值得注意的是武侠文学活动空间并不局限於租书店，还拥有多种专属杂志（这些杂志有许多也可以在一般书店门市系统中找到），更进一步地，它还曾经大量入侵过报纸副刊的文学版面，以中、长篇连载的形式与许多纯文学作品平起平坐。

　　武侠在报纸副刊的连载由来已久，台湾的报纸副刊连载武侠，至迟自民国四十一年起的「大华晚报」上就有了郎红浣的《古瑟哀弦》、《碧海青天》等作品。此後延续数十年，台湾的副刊一直都有大量的武侠的连载版面。

　　就以人间副刊和联副为例，据粗略的统计资料，从民国四十年到民国八十年这四十年间，前者至少曾刊载过近六十部中、长篇武侠，包括三十位作者，连载总日数长达三十一年以上；後者也有四十馀部中、长篇武侠，包括二十八位作者，连载总日数在二十三年以上。其中如果再以联副为例，概略统计从民国四十年到民国八十年间的大约一百五十部中、长篇连载中，武侠所占的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强。以副刊在台湾现代文学发展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在文坛中长久以来的中心地位（至少就提供大量的发表空间而言）来看，如此大量的武侠长期占据副刊的连载版面，除了显示武侠的强旺文学活动能力足以跨越租书店的局限，入侵一般文艺作品（或所谓的纯文学作品）的主要发表空间——副刊外，也明了在发表与阅读的文学活动空间方面，台湾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区隔界线一直是非常模糊而脆弱的。所谓的文学社区与文化地摊（指租书店）之间的区隔因此也就不具有那麼绝对的实质意义。何况这些武侠在副刊上的发表许多都不是作者投稿，而是由副刊编辑邀稿。正统的官方、学院文学资讯中没有武侠的引介，如果不是武侠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声誉影响，数十年来作为台湾文坛重镇的副刊的编辑们如何去发现武侠作家与作品？又如何长期接受武侠在副刊版面上的连载？

　　只有学院研究刻意淘选下所产生的文学史与部份纯文学杂志，才是武侠文学活动的真正死角所在。然而文学批评始终也只是文学活动的一环，原不足以在文学活动的描述呈现上取得更高的视野位置。而传统文学史的写作经常只是文学批评的整合与延伸，特别是对於当代的文学活动往往缺乏描述与评断的能力。因此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武侠的忽略只是显示了它们背後的一种挑选的态度，根本无关乎武侠的文学活动事实。

　　由此可见文学声誉的评定须有更广泛的考量，若仅从文学史上去发掘，所得到的多是所谓纯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学声誉。因为所谓的文学史，其本身即为一连串的挑选过程，纯文学作品始终主导著文学史的写作方向，因此就文学活动的全面轨迹图而言，文学史所显示的只不过是一部分被挑选过的作家与作品的活动面貌而已。

　　如果再回到文学活动的真实面貌来看，更会发觉像武侠这样的通俗文类的影响力其实是被低估而忽略了。由於报纸的副刊数十年来在台湾一直是一般文艺作品的主要发表空间（报纸在传播方面的量的优势使副刊经常得以凌驾在各种文学杂志之上），副刊因此在台湾数十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占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可见台湾文学界（通常是指一般文艺作家、作品与学院批评而言）与所谓的通俗文学之间的活动范围的间隔并不如想像中的清楚明显。除了学院和几个纯文学杂志外，纯文学界所能独享的发表空间并不大。（相对而言，通俗文学也有几乎是独享的租书店和专门杂志的发表空间，在这个发表空间内能够找到的纯文学作品也非常有限。）其中学院批评由於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文学系所中的学术建构不完整而在早年台湾的文学活动中缺乏相对独立性，而型前卫纯文学杂志时办时停，真正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其中的观念和主张仍然必须透过大型的大众文学刊物（如副刊）来加以传播方能真正产生效用。所以就文学活动的事实而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隔常常只表现在作家的活动和出版系统，至於最重要的发表空间（其中自然也隐含了阅读人口）方面则经常是互相渗透重叠的。

　　然而武侠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上的低能见度，终究还是造成武侠曾有过的广阔而深远的文学活动轨迹隐而不彰。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所导致的是文学批评与一般读者的阅读活动之间的普遍断裂。试想，当许许多多的通俗文类的喜好读者拿起一本现代文学史时，发现在其中根本找不到对於他们长期所阅读的作品的只字片语的介绍，也没有对於他们所熟悉的阅读活动的分析时，难道不是一种遗憾？甚或是一种自觉被排挤於崇高文学殿堂之外的卑屈？

　　所以如果暂离以纯文学作品为写作方向主导的目前大部份的文学史写作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把文学史视为一种「作为明确的历史现象来看的文学事实的总体」（埃斯卡皮语，文学事实指从作者、出版者到读者之间的一系列文学活动而言。）那麼对武侠等通俗文学的重新检视，使其曾有过（或目前仍持续中）的广大深远的文学活动事实浮现，其意义将可使目前固有的许多文学研究方法与成果得到某种程度的检讨与省察。

　　对武侠之类的通俗文类进行研究意不在混淆其与纯文学作品在创作价值与主导文学史写作方向的影响力之间的落差，也不仅仅於藉此作为种种文化批评研究的基石，最根本地还在於文学活动轨迹图整体风貌的釐清与呈现。

　　让武侠的文学活动图貌浮现，显影武侠与其它文类之间的文学活动轨迹的错杂交叠，现在正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