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底，民军进入河南以后，当地饥民纷纷蚁附，民军实力陡然增长。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民军在河南中西部地区横冲直撞，接连攻克了一系列州县。

　　河南是大明朝柔软的腹部，统治力量薄弱，加上思想准备不足，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十二月，官军在挨了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渐渐清醒过来，对民军发起了反扑。新任河南巡抚玄默率汤九洲、左良玉两大帅在舞阳、保安、泌阳三次打败民军。

　　民军人数虽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只能避实击虚，无法与官军进行野战争锋。在被官军痛殴几次之后，民军在平原无法立足，开始向河南西部和湖广的山区转移。

　　山区是民军的避风港，每当民军受伤的时候，就会躲进深山老林里休养，等到恢复元气之后再出来活动。官军在平原地区虽然能战胜民军，但是没有力量进山围剿，一旦民军进入山中，官军只能望山兴叹。

　　这是长期困扰官军的一个问题，也是明末民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

　　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决定了明朝的命运。

　　然而，当局者并没有认清这个问题，也没有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努力，文官集团往往纸上谈兵，提出一些与解决问题毫无益处的战略，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布局，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长期消耗下去，最终被活活拖垮。

　　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民军大规模向山区转移，急坏了一个人，此人就是郧阳抚治蒋允仪。

　　郧阳位于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四省交界处，属于四不管地区，辖区内崇山峻岭，是落草为寇的好去处，自古以来就容易产生匪患，号称“盗贼薮渊”。

　　民军在向山区转移的时候，郧阳是必经之地，也是理想的目的地，于是这里很快就成了民军的总部基地。

　　蒋允仪看到大量民军聚集到郧阳地区，料到民军早晚会对郧阳城发起攻击，自己既无力阻止民军进入，也很难保证郧阳城门不失，他己经看到，自己的悲剧很快就要上演，于是他大声疾呼。

　　他向皇帝上疏诉苦：郧阳是个穷苦的地方，他到任两年来干了不少工作，又是修城，又是积米，又是制造武器，又是练兵，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郧阳底子太薄，这点成绩只能免强维持局面。就像是一个穷苦人家，弄了一斗米就能度过灾年一样，只能维持生计，干不了别的事情。

　　言外之意就是民军进入郧阳我无力阻拦，郧阳失守我也负不了责任。

　　虽然蒋允仪表示“臣不愧死，亦应愤死”，“所惜者皇上封疆耳”，但是从他说话的意思看，为自己解套，打预防针的意图在忧国忧君这个高尚的外衣下，呼之欲出。

　　蒋允仪说得很委婉，但是他说得有道理，小小的郧阳确实对付不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民军。不过他的道理并没有被接受，因为崇祯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原因的人，他没有功夫研究原因，而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地追究责任，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办人。

　　陕西出了问题，办胡廷宴，主抚出了问题，办杨鹤，山西出了问题，办宋统殷，河南出了问题，办樊尚燝。民军一路流窜，大明的总督、巡抚掉了一地。

　　按照这个规律，现在民军流窜到郧阳，该办蒋允仪了。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崇祯下令把蒋允仪革职拿问，同时启用大名兵备道卢象升为右佥都御史兼郧阳抚治。

　　事实上，蒋允仪并非庸碌之辈，他在郧阳任上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因此，当锦衣卫抓捕蒋允仪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哭声一片。

　　崇祯不讲程序正义，只知道杀鸡骇猴，杀一儆佰。所有被他处理过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冤，不管他换人的结果如何，他的做法必然会失去人心，长此以往，没有人再会为朱家王朝卖命了。随着时局逐渐艰危，这种做法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明朝灭亡之际，崇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好在接替蒋允仪出任郧阳抚治的卢象升也不是等闲之辈，卢象升进士出人，为人忠义，政绩突出，历年的考核都是“治行卓异”，最为难得的是，卢象升虽然是一个文人，却勇武有胆略，有“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志，因此被吏部会推出任郧阳抚治这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职务（只有艰苦的差事才没有人走后门）。

　　卢象升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他还并不是挑大梁的，真正的中流砥柱是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

　　陈奇瑜是山西保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当过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陕西副使等职，崇祯五年，延绥巡抚张福臻的部下发生哗变，被崇祯罢免，当时任陕西右布政使的陈奇瑜接替张福臻出任延绥巡抚。

　　陈奇瑜上任时正赶上洪承畴在陕西对民军大开杀戒，陈奇瑜乘风破浪，指挥部下剿杀了截山虎、一条龙、开山鹞、马红狼、隔沟飞、一块铁等，战绩不俗，使延绥一带“诸渠魁略尽”。

　　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

　　陈奇瑜当过礼科给事中，嘴上功夫相当了得，据说当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陈奇瑜也跟风弹劾。

　　因此陈奇瑜不仅干得好，而且说得比干得还要好。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道，在皇上的英明领导下，将士们争先效命，擒斩了匪首一百七十七人，乱民全部被驱散，以前斩木揭竿而起的人，现在都扛起锄头种地去了。崇祯听了十分高兴，对陈奇瑜赞赏有加。

　　陈奇瑜受到皇帝的表扬，如同吃了兴奋剂，干活更加卖力，紧接着又率军斩杀了盘距在延水关的钻天哨、开山斧、金翅鹏、一座城，扫除了陕西境内的最后一股民军。

　　陈奇瑜战果辉煌，威震关陕，光芒甚至盖过了大名鼎鼎的洪承畴，成为大明政界和军界的一颗新星。

　　崇祯七年初，民军进入中原以后，转战于河南、湖广、四川等地。鉴于民军的流动性，为统一事权，弥补兵部摇控指挥的不足，更好地围剿民军，廷臣纷纷建议设立五省总督，总统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

　　崇祯本不想让大臣掌握过大的权力，但是由于民军到处流窜，牵涉甚多，他原先提高当事各省巡抚事权的做法明显不合时宜，因此不得不同意设立五省总督。

　　在人选问题上，以资历、声望、事功论，似乎非洪承畴莫属，然而崇祯认为洪承畴负责三边边防的重任，不能分散注意力。

　　这只是一个借口，在陕西境内屡有战功，风头正劲的延绥巡抚陈奇瑜早己简在帝心。

　　崇祯七年正月，陈奇瑜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二月陈奇瑜走马上任后，立即指挥各路人马杀向民军。

　　战果依旧辉煌。

　　四个月内陈奇瑜组织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民军在平原站不住脚，只能以山区为依托，转战于汉中、兴安、郧阳、房县一带。

　　民军进入山区以后，官军在难题面前表现畏缩，谁也不愿意干进山追剿这个脏活累活，都以把民军驱逐到相邻省份为能事。

　　崇祯对这种踢皮球的行为十分不满，四月二十日亲自下旨催战，对各抚镇予以口头警告。

　　为贯彻落实崇祯的指示精神，陈奇瑜策划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他命令陕西巡抚遏守北线，郧阳抚治卢象升遏守西线，河南巡抚玄默遏守东线，湖广巡抚唐晖遏守南线。

　　关门容易打狗难，陈奇瑜亲自担起了打狗的任务，率军入山追剿民军。

　　不管战况如何，陈奇瑜作为一个领导，勇挑重担、不怕狗急跳墙的精神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像有些领导，只知道摘桃子。

　　陈奇瑜和卢象升首先重点对郧阳附近山中的民军进行剿杀，两人督率官军翻山越河，缘崖攀树，对民军展开跟踪追杀，屡有斩获。

　　在成绩面前，陈奇瑜洋洋得意，他上疏向崇祯报告，由于他本人亲自率军入山搜剿，楚中大盗基本上被扫荡干净。

　　陈奇瑜说的是事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大量的民军从湖广的山区转移到了陕西汉南地区的山中。

　　崇祯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那里得到了“另外一个事实”，他认为陈奇瑜活干得不干净，指示陈奇瑜“尽速扫荡”，于是陈奇瑜继续率军北上。

　　崇祯七年夏，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蝎子块、张妙手等部在官军的压力下，误入兴安南面的车箱峡。

　　车箱峡，顾名思议，周围悬崖绝壁，无法攀爬。民军人马断粮，又赶上天降大雨，走投无路。在这种情况下，民军再次祭出屡试不爽的必杀绝技——诈降。

　　也许陈奇瑜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也许他认为民军是真的被打服打怕了，也许他担心民*急跳墙，也许是他想玩寇自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奇瑜竟然不顾反对意见，同意招抚。

　　陈奇瑜把民军请降的事情上疏请示朝廷，崇祯和兵部尚书张凤翼经过思考，同意招抚。

　　在陈奇瑜的安排下，被困的三万六千民军成建制地安然走出了号称天险的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士兵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友好相处。可是刚走出栈道，民军突然反叛，将安抚遣送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捆绑掷之道旁，然后发兵连陷七县，沿途烧杀掳掠，形势一片大坏。

　　半年前的渑池渡事件再次重演。

　　一时间，陈奇瑜为千夫所指，从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言官交章弹劾，陈奇瑜也为自己百般辩解，将祸水引向他人，指责陕西巡抚练国事破坏抚局。

　　招抚失败是否另有原因？陈奇瑜是否遭人暗算？我们己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按照前面所说的规律，陈奇瑜落马是必然的结果。

　　一阵太极拳之后，这年十一月，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虽然陈奇瑜的招抚是经过皇帝和兵部尚书批准的，但是招抚的过程中理应考虑到反叛的可能性并提前做好防犯工作，因此陈奇瑜还是要对这此事件负主要责任的。这次失误暴露了他升迁过快，经验不足的弱点。

　　虽然陈奇瑜犯了错误，但他任职期间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不应该一棍子打死，不如让他戴罪立功，也许这样的话，明朝可能不至于这么快灭亡。

　　对陈奇瑜的处理反映了崇祯生性苛薄，用人上过于大起大落的弱点。

　　明朝灭亡后，南明唐王召陈奇瑜为东阁大学士，陈奇瑜以道远为由没有赴任，不久病死。

　　大明没有再给他机会，他也没有再给大明机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