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鑫，黄埔三期毕业生。他先后随军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北伐吴佩孚。大革命失败之后，他随东征讨蒋部队进驻九江，并参加南昌起义，之后随起义部队退向潮汕。接着，他又参加广州起义，后又随军到达海陆丰，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一年之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落于敌手，他偕妻子北来上海，出任中央军委秘书。不久，彭湃同志奉命到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同志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任命白鑫为彭湃的秘书。从此，白鑫夫妇的住处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地点。

　　对于任命白鑫为彭湃同志的秘书，当时“达生医院”的大夫柯麟同志曾提出异议，多年之后，他写了这段文字：

　　白鑫原是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他经常患病，常来找我治疗，因此对我颇有好感。他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军到了海陆丰，后来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开始时，他曾对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想逃跑，被彭湃发现后枪毙了。白鑫跟我讲这件事时，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我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湃的秘书。

　　当时，由于大革命失败，在革命队伍中经常出现叛变投敌的分子，兄弟乃至于夫妻分道扬镳、互为敌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当时，一是白鑫的反革命面貌尚未败露，再是他曾跟随彭湃近一年的时间，并未发生出卖彭湃同志的事，从某种意义说，如此信任白鑫的做法并没有原则错误。

　　但是，自从白鑫出任彭湃的秘书后，他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每每听见大街上传来捕人的警笛声，他和老婆都吓得紧闭屋门，甚至用手掩耳。后来，随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他们夫妇对革命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夫妇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很快，他们就作出了投敌变节的决定。

　　俗话说得好，投入也要找着门子。白鑫夫妇想变节投敌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胞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也就是在中央准备发动“八一”大游行的前后，白鑫派自己的老婆悄悄到了南京，向胞弟白云深陈述了要改换门庭的想法。

　　白云深在国民党军队中混迹多年，当然清楚蒋介石时时都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他了解了兄长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之后，认为这是一笔了不起的大买卖，遂找到自己的老熟人张冲，向其转陈了兄长白鑫投诚的想法。张冲认为案情重大，且又事不宜迟，当他获悉陈立夫已经奉召见蒋之后，便当即决定向蒋介石面陈白鑫投诚一事。

　　蒋介石看中白鑫是彭湃的秘书，在蒋看来，只要能逮捕被他骂作“痞子大王”的彭湃，就是他在消灭**党魁方面取得的最大胜利。另外，从张冲呈报的材料看，白鑫还能利用职务之便，一举捕获周恩来、杨殷等人，这自然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但是，能否如愿，他是存疑的。另外，如何才能确保彭湃等人能落入他们之手呢？他沉吟良久，问道：

　　“立夫，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陈立夫有着超乎同僚的一个长处，那就是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活动。换言之，他知道在蒋介石不同的心情下说不同的话，且都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今天，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知道蒋介石不是在考问他，而是想借此显耀一下领袖才有的高明，故有意地答说：

　　“从我们以往的教训看，办理这类大案失败多于成功。为此，我想还是听听主席的指示。”

　　蒋介石听后果真感到特别的舒心。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十分郑重地作出如下的指示：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聪明人，失败后不再沿着原路往下走；愚蠢的人，沿着一条路走到黑。这次能否成功，必须从以往的失败中找出教训，换一条新路试试看嘛！”

　　陈立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从“换一条新路试试看”中悟出，蒋介石这一指示的核心是，不能再用他精心设在上海的原班人马，而是另起炉灶，交由另外一条他能控制的线去办理。待他决定由上海市党部全权办理此案之后，便找来徐恩曾、张冲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受主席重托，在你们去上海之前，想听听对这次行动有何高见？”

　　“由于这次行动关系重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网打尽**祸首，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切勿透出半点风声。”徐恩曾抢先答说。

　　陈立夫微微地点了点头，但总是感到没有说到点子上。他看了看沉吟不语的张冲，客气地问道：

　　“淮南，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大家都会赞同绝对保密这一原则的。眼下，关键是如何才能做到绝对保密。”

　　“对，对，接着往下说。”陈立夫插话道。

　　“我的意见，此次行动要单线联系。绝对不要过去那些经常办案的人员介入。”

　　“对，对！”徐恩曾觉得自己的见解逊了张冲一筹，忙又抢先补充，“这就防止了我中万一有敌的危险。”

　　陈立夫自然明白徐恩曾的心理活动，故作平等看待属下的样子，笑了笑说道：

　　“你们二位所见略同，和我的想法也不谋而合。今天，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我已经把此案交由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你们到上海以后，就单线和他联系吧！”

　　由于杨度先生及时向周恩来提供情报：蒋介石召开第二次裁军会议的目的是，通过蒋氏手中握有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大权，强迫地方实力派继续削裁军事力量，其重点是对准冯玉祥的西北军。所以，中央，尤其是中央常委分管军事的周恩来就要与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碰头，一道研究如何利用即将爆发的新军阀混战的形势，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红军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等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党在目前的正确方针是：为了加速蒋氏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一方面要利用我们的内线关系，提醒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认清蒋氏二次裁军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努力解决好红军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力图在新军阀混战的过程中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通过不同的渠道，时而收到有关红四军内部争论的消息。由于红四军是当时我党掌握的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红军部队，因而中央分外关注红四军争论事态的发展。有时还偶尔从内线获悉，敌人十分重视朱毛红军中的分歧，至于由敌人口中传说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指挥岗位，更使周恩来担心。为此，周恩来及中央军委不得不花相当的时间，开会研究、分析有关的情况。幸喜的是，中央军委终于收到了来自红四军的报告：陈毅已离开红四军，绕道香港，北来上海，近期就可向中央报告红四军的情况。

　　非常危险的是，白鑫作为彭湃同志军事方面的秘书，参加了中央军委研究、讨论上述军事情况的全部会议。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军委会议还是他亲自安排的，因此开会的时间、地点，乃至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

　　也就是在这前后，白鑫与上海市党部委员兼上海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接上了头，及时地向敌人报告说：

　　“时下，共产党内部勾心斗角，乱作一团。首先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和苏俄的托派联手，公开反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总书记向忠发只是李立三手中的玩偶，一切皆听命于李立三等人；各地红军矛盾百出，就说影响最大的朱毛红军吧，听说朱和毛也分了家……”

　　范争波是一个小政客，对于白鑫所说的有关共产党及红军全局性的事情，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把话说穿了，他关注的是如何抓住彭湃、杨殷乃至于周恩来等这种具体大事。这是因为他清楚，有关共产党与红军全局性的问题，是蒋介石考虑的大事，他只要能抓住像彭湃这样级别的中共领袖人物，就可以立即升官晋级。所以，他不耐烦地打断了白鑫的谈话，单刀直入地说道：

　　“好了，好了！这些事情留待以后再说。你还是先谈谈如何才能抓到周恩来、彭湃这些**祸首吧！”

　　“可以，可以，”白鑫急忙收住自己的话语，就像是一条正在向主子摇尾乞怜的狗，突然挨了主子一棒子，吓得忙夹起了尾巴，又换作另一副面孔，“简单地说，中央军委只要举行会议，我这个秘书就会提前得到消息，在通过不同的渠道通知他们开会的同时，我就可以把开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会议的成员，准确无误地向您报告。”

　　这正是范争波所要知道的。因此，他与白鑫商定了具体接头的办法之后，赏给了白鑫一些钱，遂结束了这次相见。

　　从此之后，白鑫分外留意中央军委开会讨论的内容。待他获悉陈毅近期将到达上海，向中央报告有关红四军的情况以及中央将开会研究处理意见的消息之后，他再次偷偷地叩开了范争波的家门，如实地向范作了汇报。范争波听后遂指示道：

　　“只要他们一决定开会，最好搞清周恩来也参加会议，你就按照我们约定的办法，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准确地报告给我们，争取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是，是！”

　　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这些天来，白鑫因时时都在窥测军委何时开会，因而精神过分紧张了些，他的老毛病——胃病又突然犯了，搞得他疼痛难忍，打不起精神来。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他突然接到彭湃的指示：下午三时在白鑫的住处——新闸路经远里召开军委会议，参加的人有周恩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他听后为之一振，和老婆一道做好会前的准备以后，又借口胃病犯得厉害，外出向范争波通报了军委开会的消息。有关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的经过，周恩来写下了这段回忆：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处。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什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被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报，因此广大的群众一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诚如史家所记述的那样，“这天，周恩来本来是要到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没来参加”。真是好险啊！

　　另据史家所记，“事后，敌人带走白鑫，也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罢了。”

　　彭湃、杨殷等五同志被捕不久，中央就获悉了这一情况。当晚，周恩来召开中央特委会议，布置营救和了解被捕的原因。会后，陈赓立即约见杨登瀛，很快弄清了事发原因及来龙去脉。当周恩来获悉告密人是白鑫之后，立即“向党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在指示陈赓等人“侦察白鑫的行动”的同时，要随时掌握被捕同志的行踪，做好营救的准备。有关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入狱后的两天情况，《陈赓大将》一书作了披露：

　　这个时候，彭湃关在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里。他在监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而复苏，脚骨也被打伤，始终坚贞不屈。他还排除万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他们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情况，并提出营救同志的设想。为了便于和各方联系，陈赓当即随顾顺章住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展开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彭湃、杨殷等被押进拘留所关了两天，就传出消息说，公安局要对他们进行“审讯”。陈赓把这一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深思熟虑之后，一面派李强住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侦察和监视；一面叫陈赓去找杨登瀛商量，利用杨登瀛参加“陪审”的机会，带一个彭湃所认识的同志去，站在杨登瀛的背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使他有所准备；与此同时，命令红队准备行动。这场“审讯”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夜里进行的。这天杨登瀛在“审讯”时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了。

　　对此，周恩来在当时也撰文记述道：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到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也就是在这紧张的营救过程中，杨登瀛通过内部获悉，八月二十八日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五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为此，周恩来精心策划了如下的营救方案：

　　周恩来得到这一情报后，即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劫车营救。那天，红队队员和许多人一起，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武器装在一只皮箱里面，指定专人骑机器脚踏车送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卡车，打算用它挡住囚车，迫使停车，然后下手。这次行动事前经过周密布置，出动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些人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一起来到现场，摆成一个“劫法场”的阵势。但是送武器的人……来迟了，加上事先的准备工作不细，枪内的润滑脂未曾清除，不能立即使用，再加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实现。（摘自《陈赓大将》一书）

　　也就是在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后两天，红四军的代表陈毅同志到达了上海。

　　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开创了史称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随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又相继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四军前委在建军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前委决定派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陈毅所任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他在厦门候船期间，“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还应说及的是，他还有一位堂兄叫陈修和，这时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接着，陈毅出于安全考虑，先在厦门乘轮船南下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随即又乘英国轮船北返上海。关于他到达上海的情形，《陈毅传》作了如下记述：

　　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八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气宇轩昂。陈毅也衣着得体，像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时，没有警察拦问。

　　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兄长们备好西装全套，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

　　据《陈毅传》记述，“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被捕”。由此可以推出陈毅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八月二十六日。就其常理，当晚自应是二位兄长为他接风洗尘。与有关人士接头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七日。

　　查《周恩来年谱》，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彭湃等人被捕事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央军事部长，罗登贤调中央，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立三兼农委书记”。就组织系统而言，首先接待陈毅的自应是军事部长周恩来。但是，他会后忙于部署营救彭湃的计划，难以分身会见前来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怎么办？当时在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只有李立三曾与陈毅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又一同被押送回国，故请李立三出面接待陈毅。两位昔日情同手足的老同学，在此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相逢，真是感慨良多啊！他们相见过后，陈毅简要地讲了有关红四军的情况。李立三听后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

　　翌日——八月二十八日，中央特委营救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计划失败。八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李立三、项英以及关向应等同志，专门听取陈毅同志有关红四军情况的详细报告。首先，陈毅陈述“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接着，陈毅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场原则争论的发展及其后果。为使读者了解红四军发生的这场争论的真实历史，现摘录权威著作《毛泽东传》有关的评介如下：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集结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力；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为召集人。

　　正当周恩来一方面设法营救彭湃、杨殷等五位被捕同志，一方面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和讨论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时候，蒋介石为庆贺属下逮捕彭湃、杨殷等五人的所谓辉煌战果，决定于八月二十八日晚由南京乘专列来上海，但是出乎世人所料的是，蒋介石走出专列，驱车驶向下榻处的路上，突然遭到枪击。对此，周恩来曾作了如下记述：

　　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

　　有关此次刺蒋事件，始终无人坦白谁是主谋者，终成“千古之谜”系列中的一大谜事。对此，蒋介石也讳莫如深，这就更使这一谜事如渊。

　　周恩来获悉刺蒋消息之后，他的直感是，营救彭湃、杨殷等五同志的难度必将因此而越发地加大了。为此，他不得不暗暗自问：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