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瞿秋白等领导同志一起努力，比较成功地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错误，党内包括王明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还是比较满意的。与此同时，中原大战结束了，蒋介石公然向中外宣布：他将集中一切力量消灭苏区的红军。为此，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书记，遂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围剿”方面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远离红军反“围剿”战场的周恩来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他唯有通过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同志来实现。在这期间，钱壮飞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无误地向中央提供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战略意图。大意谓：

　　远在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召集湖南、江西、湖北三省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举行“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各苏区进行“围剿”的总方针。那时，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仅仅通过了一个《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一俟冯玉祥、阎锡山等宣布兵败归隐，蒋介石就下令长江两岸各省设“绥靖区”督办、司令或总指挥，准备发起对红军的“进剿”。同时，他迅速挥师南下，对苏区与红军形成全面“会剿”的态势。待到十月二十日前后，蒋介石“将其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第五十师、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分别由湖南、河南调入江西境内，连同原驻江西的第十八师、新编第十三师、独立第十四旅，共七个师又一个旅。另外，又令在武汉休整的第十九路军（辖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准备进入江西。蒋介石指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以上各师，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不久又获悉，鲁涤平指派直属部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

　　但是，有关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中所使用的战略思想、具体的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不知。据钱壮飞等报告：一是这类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不归调查科收发，再是徐恩曾对钱壮飞留了一手。收发绝密情报的密码掌握在徐恩曾的手里，就是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只有收的义务。为此，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陈赓同志：

　　“请克农同志转告壮飞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徐恩曾的这本绝密密码搞到手。”

　　“是！”陈赓答说。

　　“请派可靠的同志，把有关蒋介石进剿中央苏区的情报送往江西，一定要面交朱德、毛泽东同志。”

　　陈赓当即把有关的情报整理完毕，请周恩来签阅过后，交由有关的同志送往江西。

　　周恩来作为军事战略家，自然知道古今中外的战场都是瞬息万变的。其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军事情报。再者，他也清楚我们虽然建立了自己的电台，但还不能用于和苏区及红军的通讯。在日后的反“围剿”战争中，就是从内线得到了绝密的战略情报，也很难穿越敌人重兵的封锁，及时而又安全地送到苏区。为此，他向中央建议：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吴德峰等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品。”

　　此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接着，他又把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交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派人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在这一指示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的战略行为。明确指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指出：“过去红军中之保守与地方观念，已限制了红军的不少发展，兜圈子式的游击，已使红军不能有阵地的向前发展，现在如果你们不以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为红军的中心任务，而仍回到过去‘分散以游击’‘兜圈子以避敌人围剿’的道路上去，则这一退守策略，必然要遭受严重的失败，而被敌人各个击破。”为此，他又代表中央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了如下的战略：

　　你们必须坚信：在敌人的进攻与“围剿”中，在全国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只要我们能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围剿”的策略，只要我们能动员广大群众一致起来反抗这一“围剿”，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则胜利必将为我们所得。

　　与此同时，身处反“围剿”第一线的毛泽东则认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虽然有了相当的发展，但苏区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军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作战，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中，以粉碎敌军的‘围剿’。”简言之，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制定的是“诱敌深入”的方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军事战略上的差异；二、证明正确的战略、战役的确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之上的。

　　正当周恩来在努力地克服立三盲动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积极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提供战略情报的时候，时在中央负主要责任的瞿秋白突然叩门造访，心情有些沉重地递上一封信。

　　“这是陈绍禹和秦邦宪他们写给中央的信，你先看看，然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接过王明与博古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后当即拆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封信的标题：“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意见”。他禁不住一怔，暗自说道：“他们并不了解中央苏区，怎么也要向中央建议反‘围剿’的意见？”遂不动声色地严肃地审阅了这封致中央的信。他读完这封信后，方知是一封借着粉碎敌人的“围剿”为由头，实质上是反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信，其用词之尖锐与激烈的确出乎周恩来所料。他把其中一段话又用心地看了一遍：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

　　周恩来看完这封信的直觉是：王明与博古等人突然改变了观点，不仅明确地指出李立三所犯错误是路线性质的，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指出，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换言之，由他与瞿秋白共同主持的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执行的是一条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这在周恩来看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就是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而立三同志为代表的错误，只有局部策略上的失误，不存在路线问题。因此，他对王明、博古致中央的信中上纲为路线错误一是反感，再是觉得他们年轻，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纯属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他稍许平静之后，对瞿秋白同志说道：

　　“不要把他们的来信看得过分严重。我看，是他们不想去中央苏区的一种借口。”

　　对此，瞿秋白有些惨然地笑了，随即又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

　　“我看，问题可没有你说的这样简单。或许是我过分的敏感，我总感到这封信的背后一定还有文章。”

　　对此，周恩来依然是将信将疑地望着情绪低沉的瞿秋白。

　　接着，瞿秋白从周恩来的手中要过王明、博古的信，指着信的结束部分，说道：

　　“恩来，你看看这封信最后两段的语气，难道会是出自他们两个刚出茅庐的学生之手吗？”

　　周恩来再次接过这封来信，用心地研读这两段文字：

　　我们认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用不着任何争论。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和中央目前的错误与国际决议对照之下已极端明白的放在面前，问题是在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错，以避免争论，使妨碍党集中力量来解决当前的迫切任务。

　　坚决地有系统地揭破李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两条原则不同的路线，揭破李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迅速的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周恩来看后自然是非常气愤。但是，由于他与王明、博古等政治方面没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瞿秋白与他们——实质上与他们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斗争经历，也不会把他们这封信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联系起来，所以，他望着面色沉郁的瞿秋白问道：

　　“那……又会有什么其他文章呢？”

　　“我只是一种感觉。”

　　瞿秋白的感觉是正确的。王明与博古致中央这封信的背后的确是有着一篇大文章。为把问题说个清楚，还是请读者跟着笔者重新回到八月初去吧。

　　诚如前文所述，李立三等人为坚持其“左”倾冒险错误，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严重对立。“为了统一思想，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八月六日召开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等四人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向忠发、李立三等三人。会上，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此，史家作了如下评述：

　　会议一开始，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接连提出几个问题：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仍然存在？远东局承不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远东局是否认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了？

　　面对向忠发连珠炮似的提问，罗伯特一面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纪律的；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近两次会议上，暴露出它有执行**产国际政策的危险倾向，所以远东局必须以十分坚毅而果断的态度发表意见：政治局没有破产，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使它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向忠发抓住罗伯特认为中共中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句话，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既然你们自己承认近两年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又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从而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如果远东局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那它就应当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毫不示弱，在讲话中一一列举了李立三等人所犯的错误，并对向忠发的指责进行反驳……他严厉批评李立三执行与共产国际路线对抗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而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最后，罗伯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五条建议：第一，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定；第二，在共产国际的新决定到达之前，推迟发动南京和武汉的起义；第三，由于事态发展而需要作出的一切决定，应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负责处理；第四，停止争论……

　　李立三表示：“明天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些建议。”……

　　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杰克也严厉地批评了李立三……他指出，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下十次地说，共产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修改、共产国际应当采取进攻路线。据李立三说，共产国际竟连中国革命的总趋势都不理解……杰克的讲话还未完毕，向忠发便大声插话，使发言无法继续进行下去，联席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函斯大林，请求给中国革命以切实的援助。自然，也严厉地指责了共产国际远东局。

　　对此，周恩来与瞿秋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二人正在回国的路途之中。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远东局的报告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书记处阅完这些材料，特别是对八月三日以来中共中央讲的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议论十分恼火。“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竟然要同共产国际算账，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由策略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决心对李立三的问题来一次彻底的总清算”。就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月形成《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并派专人送往中国。这封信不仅把立三错误升格为路线问题，说他执行的是一条“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全盘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给它戴上了“调和主义”的帽子。

　　中共中央于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共产国际这封十月来信。

　　但是，王明却早在这之前就知道这封十月来信的内容了，故他在十一月十三日与博古致中央的信就明确指出，李立三犯的是**产国际的路线错误，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

　　但是，王明是何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获悉这封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据一位与王明在苏联同窗共读的学友说，是他回到上海后，在马路上碰到了王明，告诉了他有关十月来信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渠道。就史料分析：一、诚如向忠发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说的那样：“为什么要召集青年同志到你们那里，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由此可知，王明这位受到共产国际青睐的青年，一定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座上客。自然，王明从远东局处提前获知十月来信是顺理成章的。二、也就是在共产国际形成十月来信之后，把一批忠诚于共产国际的留学生派回中国，于十月底、十一月上旬先后到达上海。他们是陈昌浩、沈泽民等人。据茅盾的回忆：沈泽民带回了十月来信，并赶着翻译成中文，提交中央。王明在苏联留学期间，与他们同属米夫所信赖的弟子，陈、沈等人回国之前，恩师米夫会不会叮嘱在翻译成中文之前，先把十月来信告之王明，并抢在中央之前举起批判立三路线、批判六届三中全会为“调和主义”的旗帜，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恐怕就是王明、博古致中央信的政治背景。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王明开始写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两条路线》。他为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把这本约十万字的小册子写作时间提前到“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他为了显示他的才能，竟然谎称“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另外，他为了掩盖自己先于中央得到十月来信，还在后记“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笔者暂不剖析《两条路线》的实质问题，仅就常识而言，一部十万字的论著，且写好后又复写了三份，合计用笔写了二十万字。他王明再是天才，也不可能在半个月内完稿，并又复写完毕装订成册的。

　　显然，王明是有意在扯谎！

　　王明自从先于中共中央获悉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后，他为了抢旗帜，争当中国共产党内的先知先觉，真可谓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精神上一扫昔日的沉闷，分外活跃起来。他又是亲自动笔撰写批判所谓立三路线的长篇论文《两条路线》，又是约见先后由苏联回到上海的留苏同学共商所谓大计，又是不失时机地在给中央写信抢旗帜的同时，把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推向对立面……总之，在他看来，韬光养晦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王明不仅等来了出头之日，而且他就要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了！

　　据史记载，就在党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时候，“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或许应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句老话了吧，这四个先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同窗好友也有了雅兴，包了一间茶亭，一边品茗一边交谈。由于博古、陈昌浩在这本拙作中，以及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都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故有必要对他们先分别简介几句。

　　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但他却于一九○七年出生在浙江杭州。早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后又受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毅然加入国民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久，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仙逝，他又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并在十八岁那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与王明、陈昌浩、沈泽民、张闻天等人是同学。由于他们在反“江浙同学会”等问题上观点较为一致，且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又有着同一的认识，故都得到了米夫的青睐。他于一九三○年五月回国，由于与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反对李立三，一起受到党纪处分，并要他与王明等人一块去中央苏区工作。对此，他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

　　陈昌浩，湖北省汉阳人，生于一九○六年，长博古一岁。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因班级低，不仅难于与张闻天、沈泽民这些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同学相攀，而且在王明这些师兄面前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但是，就思潮而言，他是站在王明、博古等人一边的，在反所谓“江浙同学会”的时期只是跟着呐喊而已。王明、博古等同学先后回国之后，他渐渐地成了米夫的红人。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之后，他与沈泽民、何凯丰等人带着恩师米夫的口头指示相继回到上海，并向王明通报了十月来信的内容。这时的陈昌浩深知恩师米夫对王明所寄予的厚望，因此，他的一切言行唯王明是从。

　　王明这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他大谈了一番他与博古致中央信的内容之后，又颇有些得意地呷了一口香茗，说道：

　　“我真想亲眼见一见，中央的领导，尤其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二人，他们收到我们这封信后的表情。”

　　陈昌浩始出茅庐，还没有修炼到遇大事可淡然处之的火候，依然带着学生腔，很是激动地说道：

　　“我希望他们大发雷霆！唯有大发雷霆，才可以激化矛盾；唯有激化矛盾，才可以把他们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的，是的。”博古深表赞成地说，“唯有让更多的同志认识他们错误的实质，方显出我们这些忠诚于共产国际的同志的本色；唯有让党内更多同志认识、了解我们是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未来革命的命运！”

　　“据泽民同志说，今天是可纪念的十一月十六日，他才把译成中文的来信交给中共中央。我想嘛，”王明有意停了一下，小小地呷了一口香茗，“前几天，我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了一信，表明我们是觉醒者。在他们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今天，我再和博古联名给他们写一信……”

　　“给奉命回国处理立三问题的两个大人物以当头棒喝：该清醒了！”王明得意地笑了，遂又学着江南名士的风度呷了一小口香茗，近似自言自语地说：

　　“这样一来，我的顶头上司罗迈，还能强迫我等去中央苏区吗？”

　　“我看啊，”博古接过话茬儿，“这个前执行秋白路线，后执行立三路线的罗迈，他倒是应该考虑考虑换个地方了。”

　　王明于无意之中向外一看，只见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神情沮丧地走来，先用手示意静声，说道：

　　“这不是我们当年留苏的同学王掘夫吗？”

　　“是他。”博古补充道，“不过嘛，他回国之后，改名叫唐虞了。”

　　这时，王掘夫已经失魂落魄地走到了跟前，王明等相继站起，热情地说：

　　“掘夫，请进来坐吧！”

　　王掘夫本来是独自借逛公园消愁的，没想到在这里碰上这么多当年留苏的同学，故有些惊奇地说：“啊！你们都在这儿？”

　　“老同学，闲来无事聚一聚。”博古逢场作戏地答说。

　　陈昌浩刚刚回到上海，不知深浅，贸然地问道：

　　“你怎么没和你的女友——我们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丽莎一块来啊？”

　　王掘夫听后怅然地叹了一口气，随即又无限伤情地说：

　　“她于前几天突然失踪了……”

　　在那个年月，所谓突然失踪，就是被敌人逮捕的代名词。王明毕竟老道些，乐观地说道：

　　“没关系，我的庆树不也失踪了几个月吗？想了点儿办法，再有几天就又回来了。”

　　博古一听喜上眉梢，请王掘夫落座之后，又语意双关地说：

　　“等庆树出来之后，为了喜上加喜，我们就帮着你们把喜事办了，怎么样？”

　　“这嘛……得听庆树的。”王明底气不足地笑着说。

　　“这得听大家的，这叫双喜临门！”陈昌浩大声地说。

　　王掘夫与女友丽莎是王明等人留苏的同学，这是谁也无法修改的历史。但是，王掘夫在女友丽莎被捕投敌后，又和女友丽莎出卖了何孟雄、李求实等三十几位同志。王明在修订《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装出不认识王掘夫的样子，且把责任推到罗章龙等人的身上，实在是欲盖弥彰之举。此乃后话。

　　十一月十六日夜，王明耐不住十月来信的刺激，又与博古在一起商量给中央写第二封信。诚如史家所评，如果王明、博古给中央的第一封信的用意，在于反立三路线、反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那么这第二封信的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树成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为自己上台大造舆论。把他们这封长信浓缩成几句话，大意谓：

　　一、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早；

　　二、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反得最有原则性；

　　三、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唯有他们才是从开始就反，给了处分还反，六届三中全会下了决议之后继续反；

　　四、在全党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中他们是最顾全大局的，只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搞无谓的争吵；

　　五、他们反对立三路线虽然遭到打击报复，但坚信自己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百折不挠。

　　鉴于上述各点，王明与博古又在信的最后向中央提出如下三点建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分。（）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与博古十分得意地把这封信认真地看了一遍，二人相视一笑，似乎心照不宣地在说：

　　“瞿秋白、周恩来在读了我们这封信后作何感想呢？他们又是如何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