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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上海 王朝柱 9195 2024-11-18 06:13

  黄第洪,江苏扬州人氏。早在一九二四年春天,他只身到大上海闯荡天下,落得个一文不名,流落街头。恰在这时,黄埔军校派陈果夫等人到上海秘密招生,黄第洪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报考应试,竟然被录取了。接着,他南下广州,入黄埔一期学习。不久,他与同期的陈赓等同学相识,接着又拜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的黄第洪要求进步,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入了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离国赴莫斯科不久,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党组织派他到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由于他惧怕战争,不愿过艰苦的生活,又悄悄地回到上海,并与他姨母家的表妹曹玉香发生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于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过上了浪荡公子的生活。不久被姨母等发觉,逐出家门。恰在这时,蒋介石就要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已经变质的黄第洪为生活所迫,决定改换门庭,投靠校长蒋介石。他前思后想,竟然想把刚刚回到上海的恩师周恩来当作晋见礼,成为他向上爬的阶梯。接着,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有重要机密向“蒋校长”报告。

  蒋介石知道黄第洪是自己的弟子,由于黄当年是共产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印象。此时,他收到黄第洪“来归”的信件,打心里还是欢迎的。但是,对他所说能帮着逮捕周恩来一事却是将信将疑。按照他的规矩,先不见黄第洪,经与陈立夫等密商,把黄的来信批给杨登瀛办理。蒋介石的意思是清楚的:来归嘛,我蒋某人是欢迎的;我见不见你,则要看你所说的见面礼是真还是假。

  这是黄第洪叛共投蒋的一种主要的说法。

  另外,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地述及黄警魂(即黄第洪)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

  但是,张国焘并不了解真情。历史的真实是:王明上台前后为窃取军权,把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后留苏与他同学的黄第洪派入军委。周恩来和聂荣臻不好拒绝。恰在这时,特科的同志转来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信。

  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战斗的周恩来,一向是有着很高的警觉性的。同时,他对于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又是极其负责任的。当他听说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有关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但是,对于黄第洪是否真的叛变,则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经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只有见到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才可最后断定黄第洪的性质。为此,他与中央特委会开会研究,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又做了周密的布置。

  黄第洪秘密给蒋介石写信,称呼“蒋校长”,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并密告周恩来同志准备同他见面的地址。信中署名“第洪”,还附有通讯地址。……徐恩曾又交给杨登瀛去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地点、办法和暗号。杨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了刘鼎同志,刘一面要杨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了党中央。当时中央特委向忠发还不相信黄第洪会叛变。周恩来同志说要把黄隔离,并指示中央特科继续进行调查。杨登瀛两次约黄第洪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虽然黄十分狡猾,但是党经过周密调查,证明他确已写信向蒋介石自首(通过杨登瀛搞到了黄第洪的亲笔信),企图进行大破坏。

  对此,张国焘的回忆又从反面做了有力的佐证:

  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即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对事真是做到仁至义尽了。诚如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即使周恩来已经调阅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还要拿着这封信给黄第洪看,希望他能回头是岸。这在古今中外的情报史上,有哪一个政党能有这样的胸怀呢!

  说到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历史久远,又把他发案以及中央采取处置办法的时间搞错了。经查,多数文字材料都是根据一份回忆史料:“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一九三○年四月,从苏联回国。”由此演绎出黄第洪于一九三○年四月之后叛变投蒋,向蒋介石出卖周恩来同志。有些书籍还煞有介事地写道:“七月二十六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十一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拿来。”接着,黄第洪就被处决了。

  只要写书人查一查周恩来年谱,就绝不会写出上边的文字来。诚如拙作所记,周恩来于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离开上海,绕道欧洲去莫斯科,直到是年八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才回到上海。显然,上述事实的时间是杜撰的。

  另外,张国焘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国的,他亲自听周恩来讲述黄第洪叛变是近期的事。由此也佐证黄第洪叛变发生在周恩来自苏联回国之后。

  为什么会在一些史料和著述中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曾问及有关专家,一可能是当事人因年代久远记忆错了,再是记述史料的人可能把黄第洪叛共投蒋的十月听成四月了。

  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所以没有给党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周恩来却从黄第洪的事件中悟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必须到基层中,最好是到苏区、到红军中接受一个时期的锻炼,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为此,他征得中央的同意,决定把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青年,分批输送到各个苏区去。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作出决定:王明、博古等人去中央苏区。诚如李初黎所回忆的那样,从此“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等候安排去苏区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没有离开上海。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就又催促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志。

  据李维汉回忆说:“王明这个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就认识他。”那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回苏联,他也跟着回去了。”后来,王明回国之后,曾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工作,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有所接触。但是,他留给李维汉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时下,王明虽然已调离江苏省委宣传部,可他一天不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李维汉这个省委书记就有责任管他。或许是李维汉看不惯王明等人的风格,也或许是王明等人过分蔑视他的领导,这次谈话没有一点儿感情se彩,一见面,李维汉就公事公办地说道:

  “王明同志,你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意见吗?”

  王明打心底深处是瞧不起李维汉这些老同志的。但是,眼下尚未得到远在莫斯科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指示,故不便与李维汉等上司把关系搞僵。在他看来,李维汉等人的手中是握有实权的,弄不好,还会给自己一个什么处分。另外,他也不清楚今天谈话的目的,故近似搪塞地说:

  “从大的原则上讲,我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赞成的。”

  “你知道中央对你的工作安排吧?”

  王明把头一耷拉,微微地点了点头。

  “中央研究了你与博古几个同志的情况,为了使你们从书本上学得的马列主义化作革命的实践,决定让你们去苏区锻炼一段时期,我看是正确的。”

  对此,王明没有说什么。

  “王明同志,你与博古等同志计划什么时候动身呢?”

  王明听后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强硬地反问道:

  “罗迈同志,难道让我带着中央的处分进苏区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苏区表现好,也可以撤销中央给你的处分嘛!”

  “请问组织上知不知道我的未婚妻孟庆树的情况呢?”

  “组织上不仅知道她于七月底被捕入狱,而且还正在设法营救她尽快出狱。所以,你尽可放心地去中央苏区。”李维汉说罢缓和了一下口气,“等她出狱之后,组织上再把她送往苏区,到那时,你们再结婚,不更有意义吗?”

  说到王明的未婚妻孟庆树,也是一位值得大书一笔的女性,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某些影子。说到他们之间的恋爱经过,也有值得追忆的地方,且还可以折射出王明青年时代的某些思想,故有必要作些扼要的补记。

  孟庆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安徽省寿县田家集孟家围子一个地主家庭。早年,追求自由,向往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她尚不满十六岁时,登上赴苏联留学的轮船,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与她同班的有后来与张闻天结为伉俪的刘英、陆定一的爱人唐仪贞等同志。不久,青春年少的孟庆树以她那特有的女性魅力,成为中山大学中男同学追求的对象。有意思的是,时年二十三岁的王明自视有才,向这位小同乡孟庆树发起了“攻击”。遗憾的是,孟庆树有眼不识泰山,还看不上这位身材矮小的王明,与另外一个长相不错的男同学结为朋友。王明虽然在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但他依然矢志不悔,继续追求孟庆树。一九二九年春天,王明归国的行期临近,恰在这时,孟庆树又和那位男友正式分手,他鼓足最大的勇气,向孟庆树正式提出求爱。可是,“王明的身材实在引不起孟庆树的激情”,她没有答应王明的爱。无奈,王明只好只身回国,过着那种“朝朝暮暮期盼”的单相思的生活。

  一九三○年,王明因被捕受到党籍处分不久,孟庆树翩然回到了上海,这再次燃起在政坛失意的王明的爱情烈焰。接着,请孟庆树下小馆、看美国电影、逛马路成了王明此刻的第一要事。由此可知,自愿与王明相偕进出的孟庆树,虽未下定以身相许的最后决心,也说明她的内心日渐向王明靠拢。正当他们二人相爱升温的时候,孟庆树知道了王明受党籍处分的事情,这对她而言真是一个意外的打击!要知道那时的共产党人的人生志向,绝大多数是赞成“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的境界的啊!孟庆树经过短暂的抉择,很快就下定决心斩断与王明的感情瓜葛,独自搬离旧舍,让王明再也见不到她的影子。

  痴情的王明不知有变,依然踏着旧路走进孟庆树的旧舍,他望着这“人去楼空”,且留下他与孟庆树无限爱意的空荡荡的房子,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如史所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来踱去的王明意外地捡到了孟庆树用过的几只发卡子,他小心收藏起来作为心爱的纪念品,这倒可窥见王明当时的一片痴情”。

  或许又应了那句成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孟庆树舍王明而去不久,他又因反对立三路线与博古等四人受到党纪处分。接着,他又获悉孟庆树于七月三十日不幸被捕,关押在上海龙华看守所。当时,他那焦急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他无力救出身陷囹圄的心中恋人,只有把这满腔的愤懑化作一首《三度七夕》的七绝了: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

  度日如年的王明终于盼来带回共产国际指示的周恩来与瞿秋白,实出乎他所料的是,李立三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并被送往莫斯科解决问题,可他等受到李立三处分的人不仅没有平反,而且还要被“发配”去中央苏区。这在他看来,都是当年在莫斯科与他作对的瞿秋白所为。因此,他越发地加深了对瞿秋白的个人成见,大有不把瞿秋白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意思。

  今天,李维汉又代表组织找王明谈话,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去苏区,他思前想后,临行之前,真的想见孟庆树一面。可是,他十分清楚,像他这样的身份,且又因政治问题被捕坐过监狱,搞不好仍然会受到牵连。也或许是受着爱情冲动所驱,他竟然作出冒死探监的决定。据史记载:他于十月十九日、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二日,曾先后三次与孟庆树的二叔孟涵之去龙华监狱看守所探望。多年之后,他曾写了这首七律,回忆当年探望孟庆树的情形。诗曰:

  化装三探龙华监,

  亲织背心递我穿,

  高话家长低话党,

  铁窗加紧两心牵。

  凭公论诗,王明为孟庆树被捕写的上述两首七律,诗味不足,情真意浓。也许是身陷囹圄的孟庆树被王明这情真意浓的爱心所打动,二人虽然隔着铁窗,却完成了“加紧两心牵”的爱情。简言之,孟庆树是在铁牢中答应了王明的求爱。

  也就是在王明第三次探监,隔着铁窗向孟庆树再次背诵“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后,感动得孟庆树隔着铁窗紧紧拥抱王明的那一刹那间,一个女禁子走到了他们的跟前,轻轻地拍了王明的后背一下,说道:

  “得了,得了,等出狱后回家再热乎吧!对不起了,今天探监提前结束。”

  “为什么?”王明两眼喷吐着怒火厉声问道。

  “你还敢问为什么?”这个女禁子打量了一下王明,蔑视地笑了笑,“好,我就如实告诉你,上边传下话来,蒋主席到了上海,说不定还要来这龙华监狱看看犯人呢!”

  王明一听“蒋主席到了上海”,禁不住怔了片刻,遂陷入了沉思中。

  “你还不信啊?”女禁子有意显摆地说,“我还听上司说,蒋主席怕老婆,这次来上海,是跟着宋家小姐来洗礼入教的。”

  王明毕竟是一位政治人物,他一听说蒋介石到了上海,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上海来?难道真的像他自己张扬的那样,是来上海洗礼加入基督教的吗?……”

  对此,所有中外政治家都清楚:蒋介石在此时洗礼皈依基督教只是一种表象,他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背景。请看如下史实:

  在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迅速回师江南,消灭在他看来已成气候的红军,故对中原大战善后问题的处理以示“宽大”。他“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马福祥、张之江等于十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对此,战败的冯玉祥命鹿钟麟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由于蒋介石在背后指示,双方会谈并无成议。蒋介石在西北军同意全部解除武装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坚持要求冯玉祥和鹿钟麟下野。结果,鹿钟麟只好下野到天津做寓公去了;孙连仲也自谋出路,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的改编;冯玉祥的卫队长季振同也随孙连仲而去。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至此,西北军全部瓦解,不复存在。就说冯玉祥吧,也只好惨然下野,移居山西汾阳的峪道河,随行的只有刘田团和西北军官学校。

  与此同时,张学良变相地改编了晋军,阎锡山在日本大师兄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逃往大连,靠着日本人的保护过起了所谓隐士生活。

  蒋介石面对这全胜的局面,则更是踌躇满志。他自认为“此次讨逆战争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真是大有环顾今日之中华,主持九州者“舍我其谁”之气概!因此,他继孙中山先生之后,就要足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了!也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蒋介石于十月三日发出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三届四中全会的通知。十五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设宴请所谓党国元老胡汉民、蔡元培、孙科、戴季陶等人,交换了对召开国民会议的意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与会者唯有唱赞歌的份儿,但内心之中都装着自己的一本账。然而,蒋介石小视了这些元老,认为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就等着召开国民会议选举他当大总统了。所以,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于十月二十三日做上海、奉化之游,一是为了省亲祭祖,再就是为了洗礼皈依基督教。

  世人皆知,宋氏家族同意把宋家小妹宋美龄下嫁蒋介石的条件,就是蒋氏必须皈依基督教。当时,蒋介石在宋氏家族老太君倪桂珍面前也是满口应承的。可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就要三年了,蒋介石依然没有兑现皈依基督教的诺言。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请看蒋介石与宋美龄间的一次对话:

  那天,蒋介石正式获悉张学良通电率兵入关,希望各方尽快罢兵休战。他很是高兴地回到自己的下榻处,想把这一惊人的消息告诉夫人宋美龄。然而,宋美龄从美国的新闻媒体先于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当她得知蒋介石就要回府之后,遂打开钢琴琴盖,非常兴奋地演奏起贝多芬的《欢乐颂》。少顷,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大步走进客厅,一听这气势恢弘的音乐,问道:

  “夫人,这音乐倒是挺合我胃口的,是出自哪位大作曲家之手啊?”

  “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宋美龄说罢连头都不抬一下,十分投入地继续演奏着。

  “我蒋某人是该欢乐一下了!”蒋介石边说边脱去戎装,“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这就等于宣告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彻底失败。换句话说,我蒋某人就此赢了这盘难下的战棋。”

  这时,宋美龄停止演奏,起身拿来一份英文报纸,尽管她也知道蒋介石不懂英文,但还是煞有介事地指着报纸说道:

  “可是美国人说,如果蒋总司令不趁机消灭那羽翼未丰的红军……”

  “我将后患无穷!”蒋介石看着有些愕然的宋美龄,“请转告你的美国朋友,我正在摆这盘棋,不久就会有结果了。”

  “可美国人还说,蒋总司令一天不皈依基督,就说明他还和我们西方国家有距离。”

  “哪有这样的道理,”蒋介石微笑着摇了摇头,“请你再转告美国的朋友,我是要皈依基督的,但现在还排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什么?”宋美龄震惊地看着若无其事的蒋介石,“皈依基督的事还排不到议事日程上来……那你对基督的态度……”

  “很现实。简单地说,老百姓信仰基督,是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归宿;我蒋某人皈依基督,是一种完成政治的手段。”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把皈依基督也当成了政治手段。”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夫人,请你认真地想想看,当年基督创教的目的是什么呢?”

  “劝善戒恶,用基督教义规范全世界人民的思想。”

  “那还不是一种手段嘛!”

  “不是,不是……”

  “好,夫人说不是就不是。等我安排好进剿**的作战计划之后,我就随夫人一块去上海洗礼,你总该满意了吧?”

  宋美龄终于露出了欣喜的微笑。

  但是,宋美龄没有想到,蒋介石在此时向全世界宣布皈依基督教,依然是给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做一个姿态:我蒋介石从走东西洋平衡外交,开始向西方倾斜。其目的自然是为了牵制觊觎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人。

  说到蒋介石洗礼与皈依基督的全过程,国内外有着各种传说,有的还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或许是蒋介石洗礼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因而在史家的记述中也带有很强的宗教意识。请看为蒋介石洗礼的江长川牧师的回忆:

  民国十七年之某日,我接到蒋夫人的一封急电,要我即来南京。我于次日清晨到达。获知蒋夫人要我以其家庭老友的资格,劝说蒋先生接受基督教,若有可能,则为担任洗礼。由于蒋先生公事甚忙,故迟至下午四时始能晤谈。甚至彼时仍恐为诸事打断谈话,于是蒋夫人提议驱车出游,且行且谈。随即备了三辆汽车,前后两辆为卫队所乘,居中一辆则由我们三人乘坐。

  当我上车时,蒋先生坚邀我坐在中间,蒋夫人在我左方,蒋先生则在右方。车行中,蒋夫人力劝蒋先生接受基督教,并正式受洗礼。她说:“我们的老友江牧师不久赴美国,此行将逗留许多月。”蒋先生则不愿受洗礼过速。他答称:“我现在只读完《新约》第二遍,正开始读《旧约》,我要对基督教多知道一点,然后正式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我们继续谈了一些时,我后来赞同蒋先生的意见,建议他在我出国的时候再熟读圣经,我极愿意能在回国时为他举行洗礼。

  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对中央政府发生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面几被包围。处此绝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正式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固使敌军无法进逼。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蒋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

  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遂被邀请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

  笔者必须指出,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险些遇难是史实。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专列上休息,被冯玉祥的骑兵所包围。由于冯部不知蒋、宋二人在火车上,遂乱放一阵散枪打马而去。由此可见,江长川这位上帝的使者不仅有回忆上的失误,而且还有谄媚之嫌。

  蒋介石在政治上完成了向欧美倾斜的洗礼之后,他又在陈立夫等人的安排下,会见上海方面军警宪特的负责人熊式辉、杨登瀛、徐恩曾、张冲,以及海上闻人杜月笙、各国驻沪使节等。刚刚皈依基督的蒋介石又换上戎装,杀气腾腾地走进客厅,用眼扫视了一遍肃然躬立的各界人士,伸出双手示意大家落座,接着他就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

  “我自打民国十五年夏率部北伐起始,历经排共分共、二次北伐、讨伐桂系,平叛西北军,一直到不久前胜利结束的中原大战,前后历经四年之久的征战,才终于完成先父统一中国的革命遗愿!”

  蒋介石的口才绝非是上乘,但他在数不清的讲演实践中练会了一套本领,就像是唱戏的名角懂得何时向观众要喝彩声那样,他知道讲到何处把腔调拖长,让与会者给予掌声。当他的领袖欲得到满足之后,遂又绘声绘色地讲道:

  “时下,我们的面前就只剩下一个敌人了,那就是苏俄支持的共产党!如何在神州大地上彻底消灭他们呢?我计划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调集重兵,进剿江西拿枪的朱毛**;再一个就是请在座的诸位齐心协力,消灭藏匿在上海租界中的**的首脑机关!说到歼灭朱毛**,请诸位静候我蒋某人的佳音!关于消灭藏匿在上海租界中的**首脑机关,我蒋某人就拜托在座的诸位同仁啦!”

  蒋介石讲罢拱抱双手,擎举在额前,看着与会者那用力鼓掌的样子,他那肃然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微的笑颜。但是,当他想到如何才能消灭藏匿在上海租界中的**首脑机关时,他那偶然才露的笑颜又蓦地敛起,侧首看了看身旁的陈立夫,又小声地说道:

  “散会吧!应该召集小型的会议,具体布置任务啦。”

  对此,陈立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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