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柏青从二二〇厂回来，大家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按照董事会的章程开好董事会会议。经过努力，召开董事会的条件已经具备。应声考虑得却更多，董事会任命总经理、确认股份转让后，还需要完善哪些法律手续？他真感到有些困惑，昆仑山公司的事，县里盯着呢，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侥幸，必须认认真真的对待。他思来想去还是希望听听老同学于春的意见。
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拨动了上海诚信律师事务所的电话。于春提醒说，董事会议的合法性固然重要，但会议后的细节要把握好。一是厂、村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最好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如果今后发生诉讼，人民法院就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二是新任法人代表必须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更换新的营业执照，这样才能保证合法生产经营。
“咚咚咚，咚咚咚……”门外有人敲门，应声不想打开，他希望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静静的捋捋这些问题。
“应声书记，我是老范。”
“哦，范乡长，对不起。”应声打招呼的说。
“为昆仑山公司的事压力大吧？我刚刚听你在电话里说公证和法人代表的事儿，有需要的话你吱一声，我说到做到，咱俩一起扛，你不要闷在一个人肚子里，那样会憋坏身体的。”老范善解人意的说。
“压力是大，只要硬着头皮顶住，我看天塌不下来。但是我们如果不能把事情做圆满，落下漏洞，就是没有外来的压力，自己也会跨下来。”应声忧虑的说。
“这话怎么讲？”老范不解的问。
“你看啊，村里出了四百万，二二〇厂拍拍屁股走了，我们的脖子却都卡在县里。陈杰是工商局长，他怎么会同意法人代表变更？再说公证处他们谁愿意卷到县、村的资产争议之中，凭什么要得罪县领导，来为厂、村间的转让合同公证。”
“应声书记，你的压力比我大得多，你多考虑考虑股份转让的大事，这两件具体事交给我试试。”老范主动请缨的说。
“范乡长，这两件事更大更难，县里一道指令下来，哪个部门敢为昆仑山公司办事？”
“应声书记，是这样的。”范乡长说。
老范的外甥女儿小龚是县工商局企业登记注册股的干部，平时就是从事企业变更登记工作。企业登记股人手不足频繁加班，工作人员怨声载道，小龚产假也快到期了，陈杰多次催促她去上班。
老范想让小龚预先做好昆仑山公司变更法人代表的材料审查工作。昆仑山公司董事会是上午召开，让她下午去工商局上班，老范和老赵带着董事会决议去工商局与她汇合，当场变更法人代表，更换营业执照。
应声说：“这怎么行？你这不是坑了你外甥女小龚吗？再说，陈杰肯定会给企业登记股下死命令，不准为昆仑山公司办理变更登记。”
“我这个外甥女从小到大都在我家长大，一直到考上了中专才离开我家，我把她当女儿。这件事不是坑她，是让她帮舅舅做一件为了老百姓的正义之事。当然，陈杰也可能下令不让变更，但是她刚刚上班不知道呀，我是想让她打个时间差。”范乡长认真的说。
“范乡长，为了昆仑山公司的事，真要让你们家做牺牲了。”应声非常感激的说。
“你不要这样说，作为书记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我也分摊不了，具体的事就让我多做点。另外，关于合同公证的事，就直接找县公证处主任金诚，估计他能够帮上忙。”范乡长说。
“合同公证可是件大事，县里知道了，追究下来，有可能他这个主任就保不住了。”应声担忧的说。
“他这个人不唯上，把名利看得很淡，只追求公平正义。不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须要找他谈一谈。”老范介绍说。
“你安排时间，我也参加，这是求人家帮忙的事。”应声说。
老范和金诚是县委党校中专班同学，党校地址就在教育路边。这条路虽然不长，也没有什么店面，平时冷冷清清，但是这里聚集了县城的四五所中等专业学校。
一位三十来岁的少妇向县公安局报案，称星期天早晨六点左右，她途经纺织学校附近，有个二十四五岁的男子，手提一只帆布旅行包。先是突然紧紧搂住她，然后用力拽她去学校围墙附近僻静的地方，企图施暴。她竭力反抗呼救，亦无济于事。两人拼命拉扯间，恰巧前方有位骑自行车的行人，她大喊：“大哥，救命！”这才幸免于害。
其时正值“严打”，也就是根据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这是一起严重的强奸未遂要案，公安部门极为重视，成立了专案组，限期破案。根据受害者的回忆，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肖像，在教育路沿线单位张贴，可是没有任何举报线索。
专案组分析，犯罪分子可能隐藏在中专学校，就让受害人到学校辨认，也无有进展。
后来把触角伸向了县党校，老范组织中专班的全体同学到操场列队，接受专案组和受害人的辨认。
当受害者走到金诚面前时停下了脚步，她对警察说：“有些像又不太像。”金诚立即被带上了警车，并对其宿舍进行了搜查。警察欣喜的发现了一只帆布旅行包，受害人确认，她当时看到，犯罪分子手上就是提着这只包。
案发时，金诚说他在宿舍睡觉，但没有证人。因为周六下午同宿舍的其他同学都回了家，哪有人为他作证星期日早晨他在干什么呢？
警察认为金诚的体貌特征与受害人描述的比较相像，受害者也说“有些像”。
那只帆布旅行包金城供认是自己的，而受害者也说她见到的就是这只包，这成了受害人指认的铁证！
虽然金城反复供述，此包已于周六下午借给了老范，次日下午才还回来的。然而，此时谁还能相信金诚的话呢？
在严打行动期间，公、检、法三家是联合办案，共同审问，一次定刑，效率很高。金诚强奸未遂案很快被定案。
老范断定金诚没有作案，他去找办案人员陈述包的来龙去脉。但办案人员说，他自己都招供认罪了，再谈论包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
据办案人员介绍，最重可判金诚死刑。老范心急如焚，怎样才能救金诚一命呢？
七十年代初中期，他曾经搞过外调证明材料，公社公安特派员吩咐他，确定犯罪事实必须要有“五何三证”，缺一不可，办案的“五何三证”要素在他脑海中印像很深。可是当下，案发时，这只帆布旅行包明明在自己手里，怎么就成了金诚的犯罪物证呢？难道专案组的水平还不如七十年代的公安特派员？
老范回到老家，想让见过他提那只包的人作证，写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
农村人没有见过帆布旅行包，当时他提着包回家，在田里劳动的人都像见到了西洋镜而围了上来看个究竟。他再回老家提起这件事时，邻里乡亲谁不知道？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让大家签字盖上螺印，还让村组盖上了公章。
他以班长的名义为金诚写了一份申诉信，附上群众证明材料，复印了二十来份，分别送达县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和政法委、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以及专案组相关人员。
金城的案件，县里本来是作为严打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宣判的，由于老范的执着，宣判被搁置下来。
过了两个月，纺织学校保卫科报告，有一个刚回校的学生酷似所描述的犯罪分子。
经审讯得知，该生因母亲生病请假回乡一周，于星期日大早提着帆布旅行包准备去长途车站乘车。走出学校大门进入教育路后，他看到附近有位少妇美丽动人，顿时产生歹念。回到老家后，他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去学校，便以母亲病危为由向学校去电话请了长假。后来，他打听到，已抓了个替罪羊，这才敢回学校的。在审问中，其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金城出狱后，抱住老范大哭了一场，其身心的疼痛难以言说……
从此，他立志要当一名法律工作者，一生为避免冤案和捍卫公平正义而奋斗。全国律师资格开考，他就获得了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资格证书。后来，他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司法局为了发挥他的更大作用，硬做工作他才同意当了公证处主任。
应声为金诚的不幸而唏嘘，为他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而赞叹，他恨不能立马会会这位公证处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