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莺莺传》
第四卷 花笼微月竹笼烟
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
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
——元稹《杂忆诗五首》其二
§§§《西厢记》与《莺莺传》
还记得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里那些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唱词吗?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
如水般温柔细腻的文辞,深情婉约,清新俊逸,读之如春风入怀,念之若明月探窗而来,每一次捧读都令人久久不忍释卷。难怪清初有评论家说:“读《西厢》,必须扫地读之,不得存一点尘于心中。必须烧香读之,致其恭敬。必须对雪读之,资其洁清。必须对花读之,助其娟丽。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验其缠绵情也。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其解脱无方也。”
好的作品犹如风华绝代的佳人,美艳无双,国色天香,只一眼望过去,便叫人一见倾心,爱不释手,即便转身了,也总是恋恋不舍,频频回顾,正如诗里说的:“好诗美文读如渴,似遇绝色迎面过。明知与我全无份,一往深情奈若何。”这是《西厢记》与文字的缘分,与世情的纠葛,但若认真推敲起来,其实这一切终还得从元稹说起。
崔莺莺与张君瑞的爱情故事,由于《西厢记》的广为流传,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但究其根源,最早描述莺莺和张生故事的作品,却是元稹融汇亲身经历所创作的传奇《莺莺传》。作品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张生,实际上便是元稹的化身,而西厢故事更是元稹对自己年少时期一段凄婉爱情的追忆。
元稹的西厢故事原本是一曲爱情悲剧,但历经后世文人的不断修改、润饰,直到元代戏曲大家王实甫将其编成杂剧《西厢记》时,早已演变为一对青年男女冲破礼教束缚,并在丫鬟红娘的巧妙周旋相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喜剧。
缘于元稹,《西厢记》有幸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被后人并称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贾仲明评价其为“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李贽称其是“天下至文”,认为是才子佳人之书。另外,《西厢记》以其绝美的文辞,开创了“文采派”的先河,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一种出尘的意境美,以至于被后人誉为“花间美人”,而作者王实甫也因此被公推为当之无愧的“文采派”大师。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一次静坐在灯下细细品读《西厢记》,尽管早已看了很多遍,但张生与莺莺之间唯美浪漫、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依然还是深深攫住了我的心。那一幅幅意境悲凉的画面,一句句情意绵绵的话语,一曲曲凄美婉转的曲调,无时无刻不在震颤着我易感的心灵。“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尤其是他们在长亭送别的情景,更是深深扣住了我的心弦,让我潮起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是真诚的、美好的,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即便如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他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顺理成章地结为连理,其间却经历了诸多的曲折与阻碍。张生作为一名书卷气十足的书生,他诚实厚道、洒脱不羁,却又有些呆头呆脑,不能见容于世家名阀。家境贫寒的他,纵使才高八斗,也唯有在顺利考取功名后才能获得崔母的允许,彻底摆脱“白衣女婿”的影子,与莺莺长相厮守。然而,生性淡泊的他却视功名利禄如芥草,没有多大的人生抱负,对仕途更是缺乏期待,但为了心仪的莺莺,为了能让两个人的爱情顺利开花结果,他最后毅然走上了赴京赶考的征程。
崔莺莺,表面上看,她兰心蕙质、美丽温柔、知书达理、娴雅沉静,然而骨子里却渴望自由呼吸、两情相悦的爱情。在深爱的男人面前,竭力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并以身试法,说到底,莺莺是一名有见识见解也有足够胆量的女性先锋,尽管在时人看来性格有些叛逆,但却不失为反封建的典型代表。她珍重与张生之间的爱情,鄙视功名利禄,但对母亲迫使张生赴考的利欲熏心,以及由此造成他们一对有情人的伤感离别,却又显得无可奈何,所以说这个人物身上仍是带着很多的矛盾。在赴长亭送别的路上,她的心一直在痛,痛到她无法呼吸,可她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所以只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儿黯然离去,满腹的离情愁绪也因此油然而生。
在长亭饯别时,她与张生无限缠绵依恋,却又无法改变马上便要分离的事实,心里自是充满了怨恨之情。她诅咒这该死的科举功名,还有那固执己见的门第观念。然而,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她——一个弱女子,是不可能改变这一切约定俗成的规矩的,她唯一能做的便是痛苦着接受这铁一般的无情事实。在与张生临行话别的瞬间,她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心底沉淀已久的真情,没有一个字不是凄美动人的,也难怪张生会为她神魂颠倒、寝食难安。在她眼里,也许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根本不会成为永远的诀别,可她也明白,如果张生中不了状元,母亲是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一起的,到那时,即便两个人的爱情再美,也终将会面临灰飞烟灭的结局。但她对这些忧虑却只字未提,只是叮嘱张生“得不得官,疾便回来”,充分表现了她对张生的关怀备至,也表达了怕张生“停妻再娶妻”的忧虑,而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她的用情之深,可以说是情更深爱更切。她一心渴望的不过是能够早日与张生团聚,早就把那功名利禄抛诸脑后,真可谓是“功名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喜欢上《西厢记》,不仅在于它的故事真挚感人,情节曲折迂回,更重要的是文中的言辞唯美、生动活泼,清丽而又不失华美,新奇而又不失老练,与当时所要表达的情境紧密结合,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令人拍案叫绝,再细细品读,每一个字眼儿又都如诗般令人陶醉,即便捧读终日也不忍释卷。看!“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寥寥几句,便道出了晚秋时节的萧瑟景象,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女主人公心爱的情郎即将裹着一身的忧伤离去,她的心该是何等的惆怅,又该是何等的依依不舍!纵使眼前弥漫的是一幅诗情画意的殊胜秋景,在她眼中看来却也只是一幅充满离情别绪的悲伤画面。读到此处,我不得不赞叹王实甫的妙笔生花——以秋天富有诗意的萧瑟秋景衬托出莺莺因离情而苦痛压抑的心情,实在是高出同辈剧作家许多的绝妙好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轻轻一笔,又将莺莺的万般愁绪融入大自然中,更增添了悲凉的意境,又为下文做好了铺垫,同样是妙笔生花。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这几句唱词里,王实甫借柳丝、疏林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将主人公曲折迂回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合上书本,我在深不见底的寂静中默默揣测着,当年的莺莺是多么希望柳丝能把马儿系住,疏林能将斜晖挂住,让时间就在那一瞬间永远定格下来啊!因为唯有那样,她的爱人才可以停下离去的脚步,他们也才不会再遭受那因两地相隔而衍生的相思之苦。
《西厢记》里的莺莺与张生矢志不渝的爱情是经典的、浪漫的,也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短短十四个字,充分体现了莺莺对爱情的珍重,对功名的淡泊。诚然,真正的爱情并不需要天崩地裂的轰轰烈烈,也不需要什么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的誓言,只要两情相悦,每一天都欢天喜地地沐浴在爱河里,说着相知的话,做着快乐的事,便是一种永恒的幸福,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美艳而又多情的崔莺莺便已懂得了这个至简的道理。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荣华富贵,什么雕栏玉砌,什么锦衣玉食,一切的一切,在她眼里都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而唯有爱情才是真正永恒的,是即便死也不想放手丢开的。
远去的马车即将启动,情郎转身便要离开。纵使莺莺心里裹着千万个舍不得,却还是不得不放他离去,因为她深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道理,即便不肯放手也是枉然。爱他,念他,纷繁的思绪,却是剪不断,理还乱,贪婪的眼神写满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在珍馐满桌的饯别席上,“暖融融的玉佩”在她眼里,却只是“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这一融汇了夸张、比喻、对比于一体的修辞手法,正如同举杯消愁愁更愁,以厌酒来表现愁苦,更是苦上加苦,看来她真的是要“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了。此处巧妙运用了三个典故,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她的伤心欲绝,可谓爱到极致,痛到极致,然而,她这满腔不能排遣的忧愁究竟该诉与谁知,诉与谁听?
“相思只有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这句话极度夸张地道出了莺莺与张生离别时的愁苦心绪,真正是已然到了愁极恨绝、无以复加的地步。唉,多情自古伤离别,况且离别之时是在那令人愁绪丛生的冷落清秋节!然而,要走的终归还是要走,她只能“青山隔送行”,但疏林却不作美,尽管“淡烟雾霭相遮蔽”,然而裹着满怀深爱的她却管不了这么多,依然怅然痴立在风中,于极度的悲恸中将他极目远送,难舍难分。所有文字的描摹,都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了一对有情人欲见不能的惆怅与不忍离去的眷恋,怎一个痛字了得!
无独有偶,那时那刻,“夕阳古道无人语”,却偏偏又是“禾黍秋风听马嘶”,本来她痛苦的心境已随着张生的车马渐行渐远,却未曾料到这时又从远处传来了马的嘶鸣,转瞬便打破了古道上的沉寂,添了凄凉荒芜的色彩,也撕裂了她那颗本来就破碎了的心。要知道,马鸣之处,正是她的爱人所在之地,此处以“无声”与“有声”两者相互映衬,更加烘托出当时环境的凄凉与莺莺痛不欲生的悲哀,以景衬情,化情入境,情景交融,生动展现了莺莺“离愁渐远渐无穷”的心境,确实是扣人心弦,凄婉动人。
夜渐渐深了,人渐渐远了。而莺莺,愁却深、深、深,心却痛、痛、痛。“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以悲凉的夜景衬托出女主人公积郁胸中无法排遣的无限惆怅,感染力与震撼力都极其强烈,只是,这两地遥望的相思之苦何时才能了却?或许,这恼人的问题,王实甫无法回答,张生与莺莺也无法回答,纵是始作俑者的元稹穿破千年的烟尘来到现下,也未必能够给出正确而又最为合理的答案。
《西厢记》终归只是一部曲本,美则美矣,艳则艳矣,但历史的真相却又是残酷无情的。张生的原型人物元稹并没能像戏文里说的那样,最终抱得美人同归,而是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离别。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的心愿,他不得不另娶了高门之女,只让莺莺在文字里幻化成他在梦中遇到的那个百媚横生的前朝女子。当两人在普救寺花园中转身互望的那一刹,所有的故事便已然开始并最终收场。而关于这一切,我们可以在元稹亲自撰写的那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传奇《莺莺传》中找到蛛丝马迹。
如果说《西厢记》是一部爱情绝唱,那么《莺莺传》无疑是一出爱情悲剧,而同样的故事,不同的结局,反响也迥然不同。撇开文学成就不说,《莺莺传》要比《西厢记》古老得多,却更贴近现代意识。崔莺莺在元稹的心里可以说是个谜,而他恰恰又被她迷住了。元稹在遇到莺莺之前未曾近过女色,但见了莺莺这样的绝色后却立马神魂颠倒、不能自持,以至于发展成“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莺莺一时回书要元稹“明月三五夜,待月西厢下”,一时又端服严容,痛斥元稹,一时又主动委身于他,让元稹始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神秘感,在感情上也到了与之难分难舍的地步。
元稹与莺莺最后的结局是了犹未了,不了了之,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始乱终弃,但这方面的嫌疑全在元稹那段著名的“忍情说”上暴露无遗,历来为论者指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秉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辩解,全然把当时的风流缱绻置之脑后,先发制人,把自己的薄情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对他人善变内心的难以推测。
在唐代那样风气开放的王朝,一般才士的风流韵事自是不胜枚举,而元稹与莺莺的爱恋也只是略见一斑,但奇就奇在元稹之撕心裂肺般痛楚的感情纠葛在当时却是鲜见的。事实上,元稹没有视莺莺为玩物止宿而去,而是爱恋之情发自肺腑、形于言表,他的忍情是经过了痛苦的权衡与残酷的自我折磨来实现的,所以在面对嫁后不肯与之相见的莺莺,也只能通过文字的追忆来慰藉自己幻灭的感情。
在《莺莺传》里,莺莺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被动者,是一个被命运的安排牵着鼻子走,只能沉默着接受男权社会所有既定规则的弱女子,面对张生的抛弃,她唯一做出的回应也只是“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而张生作为文中被叙述的绝对主角,却更像故事里的旁观者,仿佛总在冷眼旁观,算不上铁石心肠,也不能算作柔肠百转的性情中人,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血肉之躯。其实张生之于元稹,莺莺之于元稹喜欢过的那个名为叠字的女子,这一切有情生命张扬的独特个性和爱而不能的凄怆都是王实甫和他笔下《西厢记》中描绘的人物所不具备的,而元稹和莺莺终以怅然分手作为最后的结局却是被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普遍认可的,并未遭遇过任何的口诛笔伐,这也使得悲剧的震撼更上层楼。元稹自身的辩解,解读者不约而同的默认,这样的悲情恐怕比《霍小玉传》里面的霍小玉在面对李益冷酷无情的抛弃而当面声泪俱下的痛斥更令人心寒,因为这便是必须眼睁睁面对却又无力更改的铁的现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