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又找了小刘好几次，小刘总说很难，容慢慢想办法。肖淑梅始终认为，是小刘不愿意说出他那句金贵的话。在她看来，坐在台上的那个人只要说话，坐在台下的人就只有拍巴掌的份儿，就像大刘挨斗，啥时斗，怎样斗，斗不斗，都是台上一人说了算。

　　看到大刘挨斗她揪心不已，大刘佝偻着腰，弯弯着腿，昔日的气宇轩昂早被狂风扫荡尽净，还常说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淑梅想：再这样下去，大刘不疯，自己就疯了。于是就来到了大坡地。

　　肖淑梅在大坡地只待了一天，文昌欢天喜地地大献殷勤，但每当他看到肖淑梅眼角滑出的一缕光时，总有一种跌落于断崖下的感觉。

　　她要走的时候来到了文昌家，文昌娘正在拐线子，肖淑梅嫂子嫂子地叫，小心翼翼地说了许多拐弯抹角的话，瘦三娘静静地听了一会儿，说：“嗯——呀，嗯！梨花儿该还没开呢，也保不定是——开了？又落了？”——老太太还在想算卦先生说的那句话：恁小子眼时婚还没开①呢，等到梨花儿落就该有信儿，再没信儿就到麦梢儿黄了。

　　红艳娘吓了一跳，她听不懂文昌娘的话，好像正唱着的丝弦忽然冒出一句京剧道白，就急急地问：“嫂子嫂子，怎么了，怎么了？”

　　文昌娘静静地说：“俺说这花儿该开的时候儿就开，该落的时候儿就落，不能开花儿就坐果儿，也不能光开花儿总不坐果儿。”正说着，线拐子就从手里掉到地上，她索性一捋，全都捋了下来：“缠坏了，从头儿缠吧。”

　　临走的时候，肖淑梅说：“嫂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只有半个家的苦命女人，给孩子说说，他俩走不到一块儿——我指望着红艳熬后半生呢！”

　　肖淑梅走了后，瘦三给文昌说：“哥哥半辈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半个布袋头儿，不懂个啥，也说不出来个啥，有个理儿得说给兄弟，这不论做啥，都得看两头儿，就跟俺的贯尝一样，香不香，好不好，一样的东西儿，饿跟不饿的人吃起来，味儿就不一样，你说是不是？——也老大不小了，该拿主意的时候儿就拿，别光叫娘操心！”

　　后来，肖红艳请了假，课由文昌替着。山杏又给买了一本书，叫《暴风骤雨》，扉页上又写了几行用尽功夫的字，还是安乡长的笔迹，第二天，文昌就去了一趟邢州。

　　肖红艳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刚到门口的时候，文昌看到一个人，好像是红艳，坐上一个小车走了。

　　大刘在一个木桌前坐着，小桌子很旧，桌面上被刀子新划下一片坑坑洼洼的图案，像中国地图的形状。大刘一手掂着一把旧茶壶，一手拿着一个青花瓷的大酒盅，晃晃荡荡的像是喝醉了酒：“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见文昌进来，他一扬手，就把酒盅里的茶水泼了过来，淑梅忙去拿手迎。大刘说：“他是反革命，比我坏多了，你说——不是？”

　　来到院里后，淑梅给文昌说：“你看，红艳还得误几天，她爹——病了，红艳——抓药去了。”

　　从家里出来，文昌分明看到那个女人在流泪。他觉得肖红艳确实有点儿冬妮娅的意思，回头看了看，那个疯男人，咋一点儿也不像林务官！

　　白文昌回到大坡地，正是麦梢儿黄的时节。

　　林满仓就是一条牛，永远那一副扎实舒缓的脚步，踏不破无边的沉寂，驮不尽永恒的沧桑。无悲无喜亦无哀无乐，脊背上似乎永远承压着满负的载荷。

　　二儿子有良小的时候，算卦的先生曾说：“有地不种，没翅儿能飞”。霎那间的林满仓，忽然享受了平生第一次的振奋和昂扬，去石碾街给先生买包子时，他忽然变成了一匹马，在腾云驾雾之中跑了个来回，连脚下荡起的尘土，仿佛也轰轰隆隆地欢欣鼓舞着。

　　面方耳阔、鼻挺眼润的有良，左看右看都和年画上的哪吒有点儿仿像，但那个喜悦太短暂了，短得好像就去石碾街走了一遭的工夫儿，就再没有了有良，大坡地多了一个“傻二小”。之后，“有地不种”倒成了真，至于“没翅儿能飞”，傻二小做梦的时候或许有？

　　老四有余，麻奶奶给种了一脸深而黑的麻坑，也许种的时候她攥在手里的痘痘儿太多了，又不愿意往回拿，所以撒得匀匀实实，且有点儿密不透风——耳后和脖颈上都连成了一片，大家都管有余叫“四麻子”。

　　“四麻子”早早儿就开始挣工分儿了，每天六分儿，半个多一点儿的劳力。满仓也上了些年纪，人家劝他让孩子上学时，再不说“知道蛋在哪儿长着就行”的格棱②话，而是摸着满腮的花白胡茬子说：“朱元璋还不是个放牛的小子？”人家就说：“是吔，是吔，有田放牛不也放到天津了？”

　　满仓就悻悻地走开，除了傻二小和四麻子两个儿子牵肠挂肚之外，有田也是拴在他心垂子上的一根砍不断的筋。（未完待续）